我从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一具伪造的尸体。我看过成百上千真正的尸体，任何姿势或体态的都有，它们以长驱直入的气味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抢夺着我的注意力。但是，与大多数人的经历恰好相反，我对假尸体并不熟悉。

此刻，我看到的虽然无疑是一具尸体，但却令我莫名感到愉快：她是一个非常苗条的女人，象牙色泽的肌肤和纤细的腰肢激起我如同小姑娘对芭比娃娃那样的嫉妒。她蓬乱的栗色长发在解剖台上铺展开来，像是一个蒙尘的晕圈；她的胸腔以常规的Y字形切开、松弛的皮肤垂挂在胸前，像两片被血迹玷污的粉红和黄色的花瓣，珍珠白色的完整胸骨透过切口清晰可见。对她的解剖正处在尚未、但马上就要打开胸腔的阶段——在我的第一次解剖中，我正是在完成了这步后将PM40解剖刀交还给杰森的。我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缠结在一起的头发令我瞬间想起我在使用吹风机时，为使头发变得顺滑而与它们展开的殊死搏斗。她的手指触碰到解剖台的金属表面，轻微蜷曲起的弧度看上去非常真实，并且我很高兴它们没有被画蛇添足地涂上指甲油。她实在太像一具尸体了，以至于我总隐约觉得闻到了一股混合着血腥气、陈腐香水和汗味的臭味——当然不会有这种气味，这只是我的错觉。

“你觉得怎么样？”副导演约翰问我。

“简直棒极了！”我感叹着，“要是我的每一次解剖都能这么让人愉快就好了！”

我现在身处伦敦东部一个又小又冷，像冰窖一样的摄影棚中。我之所以会受邀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聚焦于一场尸检，并且导演希望影片中出现的一切——每一个道具、每一项技术，甚至每一句台词都是准确无误的。

我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佩服：就我目前在这间假停尸房中所看到的情况而言，他们做得难以置信的好，尽管还有些地方不那么对劲。比如，在本该放肋骨剪——专用来打开那个目前还很完整的胸腔——的地方，却出现了一把明显是从五金商店搞来的笨重螺栓剪。我猜这两样东西看起来确实相似，所以他们很可能将错就错了。另外，尸检用的缝合线和捆扎包裹时用的粗白线看上去差不多，而他们却准备了绿色的棉线。棉线会轻易割开尸体上脆弱的皮肤，在缝合切口的时候没有半点用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摆在水槽上那个磁力工具架上的，明显是一把蛋糕刀。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它的存在变得合理……

或许只有在停尸房工作过的人，比如病理学家或者病理技术员，才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去注意缝合线之类的细节，但是男孩子们一定会问：“怎么会有把该死的蛋糕刀混在那堆刀剪里？”此刻，我的耳边已经很清晰地响起了观众席中质疑的吵闹声。

当然了，不少病理情况都有从糖果店里获取灵感而来的别名，比如“枫糖尿病”“肉豆蔻肝”“糖衣脾”之类的。虽然我曾经去过一家叫作“吃光你的心脏”的蛋糕店，解剖就是它的销售噱头，但是就算可能听上去比较美味，我也不信会有“维多利亚海绵胰腺”这种东西。而且我特别想说的是，有时候死者的皮肤确实会像羊角面包的酥皮那样成片地脱落，我们还常常将从尸体口鼻中喷出来的深棕色沙砾清除液称为“咖啡渣”。或许这些，加上“泡沫流出物”以及刚刚提到过的“肉豆蔻肝”，意味着一具尸体能够凑齐一张星巴克而不是蛋糕店的菜单？

我费尽口舌向约翰解释这些错误对于相当一部分观众而言会有多显而易见，但他却告诉我现在想对道具或布景做任何改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摄制组已经拍摄完了一部分场景，用我刚学到的娱乐圈里的说法就是“已经开机”。不过就算这样，还是有些我能提供建议的地方，比如说铰断肋骨的正确方法（你必须以全部体重抵在剪刀上面，以使它具有足够大的威力），或者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容器盛放检材等。

在短暂的分心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验尸间。当时，我正在帮杰森收集厌食症牙医的解剖检材。

“卡拉，能帮我采点那些褥疮性溃疡吗？”杰森问我。

我看着他，满脸茫然。

“就是褥疮。”他解释道。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十足的白痴。

在杰森小心地倾斜他那边的尸体时，我从不锈钢橱柜里取出一根拭子——对这种类型的组织取材的正确容器——把尴尬得通红的脸藏在柜门后面，填写着上面的标签。拭子的外壳是一个细长的塑料管，末端呈圆形，里面放着供待检微生物生长的胶状营养物，外面是一个蓝色的密封盖子。在我打开盖子的时候，拭子一起弹了出来，末端已经湿乎乎的，还沾着一些营养胶，看上去就像是根细长的湿棉花芽。我用它轻轻采了一些已经化脓的褥疮上黄绿色的脓液，然后谨慎地收回到塑料管里。

詹姆森博士一边在写字板上做记录，一边说道：“我之前认为死因可能是心力衰竭，但现在我更怀疑是因为败血症。”败血症也经常被称为“血中毒”或“脓毒症”，是由于致病菌侵入血液循环而引起的。极有可能是他的褥疮已经感染多时，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致病菌侵入血液并产生毒素。杰森这时也已经取好了一些血液样本，连同我手里的拭子一起送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检测，以验证解剖时的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将自己负责的部分完美地搞定了。

时间再向前快进几年，我正在摄影棚中向约翰建议。这间假停尸房中有些检材容器并不准确，但也还算能用。然而，有个情况是我完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道具组按照饰演死者的女演员奥利维亚制作的漂亮道具尸体的前额看上去非常不对劲。为了证实我的第一感觉，我又弯下腰近距离仔细观察，意识到道具制作组显然以为在尸检中会一举切开尸体头颅的皮肤、头盖骨以及其他所有组织，将大脑取出来。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电影《汉尼拔》里安东尼·霍普金斯将雷·利奥塔麻醉后吃其大脑的场景，人脑看上去就像是花盆里扁平的粉色仙人掌。在他们心中，解剖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带着强烈的怀疑站直身体，向约翰解释道，他们的想象和尸检的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出现在他们想象中的分明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怪物，像科学怪人似的脑门上有一条被水平削开后又缝上的夸张疤痕。难道在大众的观念里，我们做解剖就是将大脑取出来，然后再粗鲁地用粗硬的黑线重新把脑袋缝上？难道他们真的相信如果哪天我们的情绪不受控制了，也会在脖子上拧进几个螺丝？

如果大众始终无法放下偏见，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无论从外表上，还是行为处事上，都像《新科学怪人》中的助手伊戈尔那样，拼命地破坏尸体，将它们一块块地储存在广口瓶里，只因为想要收集满一橱柜病理主题的熔岩灯的话，那么我不由要为殡葬师和解剖学家的名声深感担忧。像《活跳尸》或者《新科学怪人》这样的电影很不负责任地给观众造成了一个印象：解剖和器官的保存都是出于邪恶和自私的目的，比如发现永生的秘密、制造一个完美的女人等，而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

这有什么关系吗？是的，我们都希望大众在读犯罪和法医题材的小说，或者在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够将现实和虚构的情节区分开，并且明白有很多戏剧桥段实际上是由作家或者制片人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添加一些戏剧性的、性感的元素，那么大多场景都只会平淡无奇。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ors，犯罪现场调查员）中那些富有魅力的女人，顶着她们精心设计过的完美发型出入犯罪现场，发丝在镜头外风扇制造出的气流中飘逸飞扬，更别提她们的低胸上衣和高跟鞋了。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现实生活中的CSI和SOCO（scene of crime officers，犯罪现场人员）都必须戴口罩、穿白色的防化服，以防止将自己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转移到犯罪现场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当制片公司不断拍摄这样的场景后，那些看上去似乎无害的、充满艺术创作意味的特殊元素和画面，都在不经意间给停尸房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又或者说是不够严谨的名声。

大概10年前，我还在市政停尸房实习，有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的团队接洽，想要拍摄一部名为《死亡侦探》的电视纪录片，主角是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非常了不起的病理学家迪克·谢泼德 。由于尸体解剖这个题材将会被处理得非常科学严谨，我们当然都很开心，同时也感到很荣幸能够被拍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死者的家属以及地方验尸官是不是同意。出乎意料的是，被我们问到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持支持态度，纪录片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主管安德鲁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在开播之前，要先看一遍样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要求提得恰当且必要。在影片中，有一幕是我们为了检查大脑而将死者头颅的顶盖取下来。然而，镜头里并没有出现验尸间原本干净的地面，取而代之被剪接进来的，是一个地砖上飞溅得到处都是血迹的血腥背景。看到这一幕时，我们面面相觑。很显然，我用百卫清洁剂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清洁工作对于摄制组而言纯属画蛇添足，他们想拍到的是大屠杀似的视觉效果。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后来他们也改正了——之外，这部纪录片拍摄得非常好。

我一直很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家庭给予了拍摄许可，我们都以为其间颇要花费一番唇舌，并做好了可能会出现争吵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亲属们都对紧闭的停尸房大门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感到非常好奇。甚至有人深明大义地表示，在把他们挚亲的尸检展示给观众的时候，也许其中的一些发现还能引起出现相同症状的观众的警觉，从而尽早就医：在电视上播出尸检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能救人一命。

几乎所有人都会为上电视而感到兴奋，但对于我——一个实习APT——而言，把我在做的工作展示给家人和朋友看，却是比下地狱还糟糕的体验。我还记得在第一集将要播出的时候，我把每个人都邀请到我家里来，还准备了好多爆米花。我们在电视前挤作一团，大多数人直接坐到了地板上，而我则在沙发上挤在两个人之间。片头播完后大家安静得似乎连咀嚼都忘记了。在一段旁白和最开始的几个镜头之后，我忽然出现在屏幕正中，瘦小、金发碧眼、手持一把巨大的银色肋骨剪，正在奋力打开一个男人的胸腔。坚硬的骨骼与金属间的角力制造出一阵阵可怕的声响，这倒很符合验尸间这个场景设置。

那一刻，起居室里几张脸齐齐转向我，带着满满的震惊，空气凝固了起来，正往嘴里送爆米花的手也都僵硬地停顿在半空。

“有什么问题吗？”我从一双睁大的眼睛看向另一双，不由诧异地问道。

看上去似乎我的朋友们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并且我猜大多数人其实是刻意拒绝去细想的，直到他们从电视上亲眼看到我在工作中如何需要用到近乎残忍的力量，意识到我确实参与其中并且让双手（甚至胳膊和手肘）沾满血污。有人打破了沉默：“我以为你只做文书部分或者类似的工作！”接着有人说：“我以为你是给死者化妆的！”——这真的是非常常见的误解了。正在播出的纪录片替我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现实没给想象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

纠正那些错误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病理工作人员都想尽最大努力去维护行业的尊严，尤其是当它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攻击性并且不体面时。我们希望通过电视能让所有的家庭认识到，验尸间和所有其他手术室一样整洁而充满尊严感，并不是一个将他们对尸检恐惧最大化、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变成现实的地方。

所以，我在片场表现得非常挑剔，拒绝让剧组把APT的形象塑造成专门劈开头骨的恶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剧组想要将大脑取出术的步骤正确呈现的话，那么他们至少需要花费好几百英镑将道具尸体的整个头颅更换掉。但无论如何，我是一定不会让步的！我和做特效的姑娘之间私交甚密，在开始给像《霍尔比市》 之类的医疗剧做特效化妆之前，她也曾经是名SOCO。因此，她非常理解一旦在媒体上出现歪曲的风险是什么，并且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沉默的证人》 《唤醒死者》 等电视剧。在电影片场能有个人一起讨论这么熟悉的话题，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她认为既然制片方想把事情做正确的念头非常强烈，他们就应该在开始做道具、布置尸检拍摄现场前就找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我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在开始任何行动前，先获取正确的信息是最好的策略，这也是我们会在开始一场尸检前先仔细阅读97A表格，确保准备充分的原因。

就像那个从SOCO转行到特效化妆的姑娘一样，我在进片场做顾问前夕也刚刚经历了一次职业上的转型。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年尸检，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也逐渐具有了作为资深专家的资格，但我还是越来越感到和亲自动手解剖比起来，我更喜欢做文书工作。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家病理学博物馆的技术馆长，告别了解剖刚过世的死者、采集他们的病理样本的工作内容。目前，我经手着过去250多年里制作出来的5000多个病理学标本，它们被妥善地保存在漂亮的容器——或者更直观地形容是“罐子”里。我用这些取自人体的标本开展教学，并吸引社会大众对于医疗历史、尸检程序等方面的兴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APT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以至于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和别人谈论领域里的任何问题。现在我不做APT了，每天的日常安排也不再那么紧凑（或者说没有那么“血腥味十足”了），反倒有了更多的时间认真反思和审视多年来的工作及接受的种种训练。通过电视、剧院、书本以及这部正在拍摄的电影等各种形式，我试图以我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为我的学生及所有相关从业者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些建议。

几天后，当我再次来到电影片场时，摄制组的成员正忙着在视听设备旁做简报。于是，我百无聊赖地溜达到餐桌旁，给自己取了一份咖啡和奶油蛋卷的早餐，完全没碰任何油酥点心，这在我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适应得相当好的习惯。“巧克力曲奇？一大早就吃吗？吃完了可别后悔哦！”我一边想着，一边又把手伸向了自助餐桌。这真的是很放纵了，平时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会以一杯绿色思慕雪——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与之前尸体崩裂喷出的液体很相像——作为早餐，并且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当将蛋糕卷塞了满嘴，像是整个生命都悬系于此一般的一番大吃大嚼后，我决定偷偷溜进摄影棚，先去看看他们的验尸间。我躲过所有人的视线走进验尸间，一眼就看到了按照女主演模样做的道具尸体，它此刻正安静地躺在解剖台上，模样看起来还是那么令人愉快。我一手拿着咖啡，一边弯下腰去检查它的额头，发现那道突兀地将额头劈开的切削创口不见了。我觉得他们在过去几天里，对它做的调整真的是很不错。我又重新确认了一遍。它看上去实在是太逼真了，甚至每一根睫毛都跟真的一样！还有手臂上那些细小的汗毛！我有些出神地想着做这样的道具尸体究竟要花多少钱，同时忍不住使劲按压了一下它的胳膊。

道具尸体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它的尖叫声太大，也太突然了，吓得我脱手把咖啡杯扔了出去，径直撞到天花板上。紧接着，我也不自禁尖叫起来，大概有三四声的样子。然后，我们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既为我白痴似的举动，也为应声赶来的剧组成员被听到的动静吓得面无血色的样子。

很显然，我看到的不是道具尸体，而是真正的女主角奥利维亚，作为一个崇尚体验派表演方法的女演员，她正躺在不锈钢解剖台上为怎么能变得更像一具尸体——如果我的说法恰当的话——而寻找感觉。而此时，我却溜了进去，眯着近视的眼睛好奇地不断打量她，还想去抚弄她一番。我从没笑得这么声嘶力竭过，剧组的成员也和我一样笑出了眼泪，感觉肋骨都要从中间裂开了。

“好吧，我算个什么病理学专家啊。”我想，我竟把一个大活人和道具尸体混为一谈，“现在还有谁会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呢？”

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角——都是好莱坞的老戏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向我表达着看到有我在场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虽然他们并不是很清楚我是谁，或者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

“团队里能有一个病理学家实在是太棒了！”埃米尔·赫斯基在我第一天进组的时候就发出赞叹，很热情地和我握手。

“谢谢。”我很害羞地嘟哝道，“但我不是病理学家。我是一个病理学技术员。”

“这有什么区别吗？”他露出一脸困惑。这时，在一旁的约翰插话道：“不过，我以为你是病理学 ‘技术专家’。”

“病理学家是资历很深的医生，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可以通过器官解剖和尸体检查来判断死因。”我向他们俩解释道，“而我则是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的，我的能力范围是所有物理性的操作，像取出器官、采集组织样本等。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因，一起维护停尸房的运作。”另外，我还特意向约翰强调道：“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最专业的简称是APT。不久前，官方说法中将‘技术员’改成了‘技术专家’。但在我看来，这至少对我而言是不恰当的，因为根据词典中的定义，‘技术员’显然比‘技术专家’在尸检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嗯，我明白了。”他们俩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我并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弄清楚了我刚才说的。“你们想啊，假如‘技术员’已经足够定义医学学士、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员、英国皇家病理医学院院士、病理学书籍作者R.A.伯内特的话，那么用来形容我也完全足够了。”

说完，我笑了起来。但我很快便意识到，如果从没看过堪称APT培养“圣经”的《红书》（ The Red Book ）的话，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就叫我殡葬师好了。”我带着些许尴尬地努力恢复常态，“这样比较方便。”

我在大多数时候都喜欢称自己为殡葬师，虽然我知道很多同行并不喜欢这种称呼。 而我这样说，也有自己的理由。首先，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APT。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我回答“APT”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把话题聊死了。不过，这也可能引来一连串的发问：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拼写啊，你是一位医生吗，等等。其次，官方全称“解剖病理学技术员”对于我而言简直拗口到极点，每当尝试着完成这几个词的发音时，我都感觉我的舌头像是一条垂死挣扎的鳗鱼。我认为“停尸房技术员”的说法可能更直白，也更恰当。但是，我更喜欢将“停尸房”和“技术员”两个词想象成松散的一堆雪，然后像挤雪球那样把它们压缩成一个单词：殡葬师。每个人都知道“殡葬师”是做什么的。回答“我是一名殡葬师”的效果有点像朝询问的人脸上把雪球掷出去，当冰冷和陈述性的事实乍现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吃惊，并且难以置信地摇头。

最后，我不仅仅是一名APT：我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生涯涉及了尸体防腐、医疗及示教解剖、发掘和检验骸骨，以及人体历史遗骸的保存等许多方面。但站在个人角度来讲，我就是一名殡葬师。

“真的啊？你是殡葬师？真看不出来啊！”这是人们对我的职业最常见的反应。诚实地讲，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我喜欢做一些从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的事情。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自从我成年之后就一直和死亡打交道，我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帮助我在这份工作中保持激情。这已经成为我的自我认同中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诗人兼殡葬师托马斯·林奇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生命存在与所从事之行业开始融为一体的人”。我作为一个人，和我作为死亡的守护者，这两个相互独立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交融在了一起。

我已经和两个演员中比较年长的布莱恩·考克斯见过了，因为他之前曾经在我工作的病理学博物馆里拍摄过他出品的纪录片中的一部分场景。那是个展示酒精造成肝损伤的专题，我不得不把各种状态的肝脏标本一一摆到桌面上供摄制组挑选。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伦敦市场交易员，一边卸货，一边向买家证明它们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好让我不必把三层楼里所有的肝脏逐一找出来给他们挑选。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肝脏，伙计，这正是你们要找的！”

“好，先生，你不想再看看旁边的那个吗——好吧，这个成交了！”

另一个演员是在电影中扮演布莱恩儿子的埃米尔。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显得特别热情开朗，并且剧组的其他成员也不断向我强调，我是这个团队中非常关键的一员：“布莱恩和埃米尔都特别高兴有你在这里提供帮助。”愉快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了拍摄的第四周。很明显，他们开始厌烦了，那种耍大牌的神气只要你联想一下八卦小报上的报道，基本就能想象出个大概。埃米尔变得尤其暴躁易怒，而布莱恩在午餐休息时间结束后返回片场时，看上去除了热情之外其他都恢复了。剧组希望我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不想一天12小时地待在那里，更不用说还是个由仓库改造的、冷得要命的摄影棚了。而且，在我的本职工作之余，我也再挤不出更多的时间。记得在最后一天，我问艺术指导，演员们表现出来的厌恶情绪是否是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她说：“不，只是因为这部电影的题材实在‘令人讨厌’。”

后来，我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她说的是实话。当时，我正在向埃米尔提出一些建议，但他却忽然向我吼道：“没人看得出来！而且根本没人在乎这些！”

“那么，好吧，很荣幸度过了一段每天花12个小时在这里为你们提供正确流程指导的时光。”我一边想着，一边安静地离开了。

后来，我又想了很久，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其他人的态度：我们在停尸房中做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既奇怪又无足轻重，根本不会有人真的在乎和想要去了解。在喜欢这份工作、想要了解这个领域中所有事情的人和视其彻头彻尾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隔线。我已经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在剧组人员悄悄问我“电影片场很刺激吧”的时候，以同样用说悄悄话的方式回答道：“不，实话实说挺无聊的。在我看来，没什么比真正的尸体和真正的停尸房更刺激。”我之所以会选择与死亡为伍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并且相信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至少对我而言，在片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实在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

与片场截然不同的是，验尸间的工作节奏从来都是非常快的。即使病理学家离开后，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杰森去清洗的时候，我便开始着手对厌食牙医进行修复。我缝合上所有的切口，把他的身体清洗干净，将他乱蓬蓬的头发梳理整齐，我还给他的褥疮敷上药膏，并帮他剪了指甲。现在，他看上去比刚送进来的时候好了不少，已经完全可以让家人和朋友来见最后一面了……只是，并没有任何人来看他。但这番努力并没有白白浪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其他人怎么看一点都不重要。这也是我说这项工作值得的原因——他看上去得到了安宁。我用手轻轻触碰他的额头，确认他的眼睛闭好了，将运尸袋的拉链拉好后重新推回了冷柜里属于他的区域。

有些人确实认为和死人一起工作很有趣，并且想要了解更多，所以我接受过很多的采访。然而，即使在本着最好的初衷而进行的访谈中，也同样存在着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采访者会为了增添戏剧效果而随意更改你所说的话，又或者在采访前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倒不是他们有意为之或心怀恶意，毕竟死亡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又很敏感的话题。

以尸体为例，我能很委婉地将死者称为某人的“挚爱”或者一位“已故者”。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在我们学习埋葬学（一门关于有机体腐烂的科学）或讨论器官、遗体的捐赠和解剖时，我们会称死者为“尸体”，“病人”的说法完全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但是，当我在医院停尸房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死者都会被称为“病人”，因为他们是直接从医院送到我们面前的，而尸检不过是他们接受的最后一次医疗诊断，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讲，他们仍属于被看护的“病人”范畴。但是对于在停尸房工作的人，比如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我而言，则不说“病人”，而更喜欢说“案子”。其实，所有说法的最终指向都是死者，但是它们之前也着实存在着非常细微的差别，以至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然而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对此并不是很能理解。只要有人邀请，我都会尽可能配合地完成一次周密而透彻的访谈，并且在过程中尝试将此澄清。但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出于担心会引起读者疑惑等考虑，在最终定稿时，我所使用的“病人”一词总会被粗暴地替换为“尸体”。

在万圣节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死人、器官、遗骸、尸体等表现得格外感兴趣：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尤其受欢迎。我一直以为我的成名机会随着《死亡侦探》已经化为泡影，也从没期待过还能在演艺圈进行一番体验，直到我被邀请参加阿伦·蒂彻马什（Alan Titchmarsh）的节目，并应摄制组要求从病理学博物馆带去一些标本。那期节目专门展示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医疗手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因为博物馆在这方面的馆藏相当丰富。比如，我们有梅毒病人的骨骼，这些骨骼扭曲，上面全是麻子，显然它的主人不仅被病毒感染，而且还深受用于所谓“治疗”的水银的毒害。另外，还有个罐子里保存着一条又细又长的绦虫，它来自一个非常极端的减肥案例，有个女人想要通过吞食绦虫来获得苗条的身材。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的小肠中长着一条绦虫，那么它就能消耗掉你吃进去的卡路里，然后你就不会……单纯从理论上看，她的做法倒是无可挑剔的。

我是坐出租车去节目录制现场的，带着一个装满精心包裹好的骨骼、绦虫标本及其他类似东西的大塑料箱子。我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些什么，并且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忽然感到有那么点难为情，毕竟我带去的东西都实在太奇怪了。当被引入演员休息室，拿到一杯咖啡并被介绍给其他嘉宾的时候，我感到紧绷的神经忽然松弛下来了。我完全没必要担心那一箱子人体“零件”会是当天出现的最奇怪的东西，因为同时出现在节目中的还有鲁拉·伦斯卡（Rula Lenska）、《布偶大电影》 的一些演员、“毛茸茸的自行车手”（the Hairy Bikers），以及一个能跟着碧昂丝“单身的女人们啊，给她们戴上一枚戒指吧”的音乐跳舞的小孩。轮到我上台了，节目是现场直播的，并且整个演播室中坐着的观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却并没有感到紧张，轻轻松松地和主持人艾伦一起对标本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我快速稳定情绪的诀窍就是将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想象成是在做梦。

事实证明，我面对镜头所选的策略相当奏效，因为他们很快便发来邀请，想让我再录制一期万圣节特别节目，这回讨论的话题我可以自由发挥。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决定选择谈论一些话题度很高的怪物的医学起源，并且和之前一样，也将相关的标本带到了节目现场。其中一种是麻风病，使人真的看上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严重疾病。在中东地区，麻风病人曾一度被当作僵尸，天主教会更是将其视为不死的异端。他们虽然活着，但是却从没被像活人一样对待，因此他们也享受不到任何生而为人的权利。另外一种则是名为“卟啉症”的贫血症，由于患者不能接触阳光，牙齿也总沾染着血污，因此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吸血鬼的传说。摄制组还让我在节目的最后参与了一个包括万圣节主题竞猜和完成任务的比赛环节，我当然取得了胜利——我真的是太爱万圣节了！奖品是一只金南瓜——被喷上金色涂料的迷你南瓜。这只南瓜在此后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都是我骄傲和快乐的源泉，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它已经完全衰朽为一团青铜色的真菌，于是我明白，是时候让它功成身退了。南瓜的命运轨迹其实和我们人类非常相似，最终都是尘归尘、土归土。除非我们也被做成标本保存在罐子里，就像我现在负责的那些一样。

标本给电视节目带来了不错的收视率，真实的人类遗骸拥有复制品或者虚构出来的东西所难以得其精髓的力量 。在英国，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人们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人类遗骸。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自己来料理后事，会有专门的从业人员替我们把事情安排好。另外，以我工作的博物馆为例，想要把保存下来的死者遗骸向公众展示，需要得到特别的许可证才行。但是，在我看来，有很多事情只有真正的人类遗骸才能教会我们：它们的力量感和能动性是一般复制品所无法企及的。

在我大约14岁时的一堂历史课上，老师讲到了纳粹德国。当时，课堂上将近一半的学生都表现得兴趣寥寥，他们明显对给自己喷洒除臭剂或阅读《只有十七岁》 一类的杂志更上心。对此，老师表现出极度愤慨：“那些纳粹党在用人皮做灯罩！”他吼叫着：“你们怎么还能在课上随便聊天，对这么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若无其事呢？”但那些确实在感觉上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只是些半大的孩子，胸部有没有发育得足够丰满、是不是可以开始穿胸罩绝对比在我们出生前很多年世界上随便什么地方、发生的随便什么事更有吸引力。这种感觉一直到我去看了一个大屠杀主题的展览后才有所改变。那一堆堆从纳粹受害者头上剃下来的头发，构成了真实又直接的恐惧感，深深地将我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那些遗骸中不断凝集并喷薄而出，发出历史绝不可以被遗忘的呐喊。在我们的医学院里，学生们在实验室中解剖指定的尸体时也会产生相似的感受。在解剖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对捐献者心生感激，并和尸体之间产生某种连接。到了年底完成解剖的学习后，我们还要专门举行纪念性的仪式。即使是美国SynDaver实验室最新出品的医疗模拟人 ，也无法唤起同样的尊严感。

同样的感受，演员布莱德利·库珀也曾亲身体验过，他出演了伦敦剧院制作的《象人》，虽然在公共博物馆中有约瑟夫·梅里克骨架的复制品，但是他依然要求观察保存在我们的一个美术馆中、仅供医学生和研究人员参考的真迹。 对他想要将角色塑造得准确无误的渴求，我们难以拒绝。演出结束后，库珀扮演的“象人”受到了极大的好评，而他则将演出的成功归功于梅里克。实际上，在启程回美国之前，他还专程前来看望梅里克，只是为了好好道别。那个骨架曾是活生生的人，那些躺在解剖台上的死者曾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我那5000多个标本瓶里保存着的残骸，也都曾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曾是重要的、强大的、有很多人生故事——我很庆幸享有特权，以不一样的方式首先聆听到——可以分享的人。

这就是我喜欢现在的工作的原因：每一天都存在着各种可能性。或许会带着“恐怖卡拉”的标牌出现在电视上，还赢得金南瓜；或许会重新制作一个1750年的疝气标本；还有可能会在电影片场粗暴地对待正练习体验派表演法的女演员。我有很多年的尸检经验，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时间深造或参与电视节目。而反倒是现在不再在停尸房全职工作了，我开始得暇思考作为一名APT的工作实际上有多么令人着迷，多么让人获得自我实现的空间，并多么充满成就感。收藏和保存死者遗骸的工作令我一只脚涉足死亡的过去，而曾为APT的经历则引导我将另一只脚安住在死亡的当下与未来。

所以，停尸房的工作其实充满了活力。 F6pS/z55KYFG3Yax/csz2n7HVRLpt2Wu7ufWaobp8TcDT99EO/bcWs7UobNLP/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