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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思考

几十年前，当我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物理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位叫作保罗·谢克特（Paul Schechter）的研究生同学独自坐在两栋楼之间的长凳上。加州理工虽规模不大，但绝不是个清净的校园，反而充斥着肾上腺素。然而，当其他研究生在实验室里着魔般地解着方程或焊接晶体管时，保罗却能在长椅上静坐几个小时，神情仿佛是在做白日梦一般。最近，我和保罗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他告诉我：“在加州理工的时候，只要有教授从我身边走过，看我坐在长椅上，就会露出鄙夷的目光，像是在说‘研究生应该很忙的呀’。其实我的灵感正是在我坐在那张椅子上的时候得到的。”实际上，那些年谢克特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宇宙学发现，其中就包括用不同光度计算星系数的公式。如今，谢克特已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多年，却仍旧常常静坐在长椅上。“我坐在长椅上是为了厘清思路，”他说，“从14号楼对面的长椅俯瞰查尔斯河的风景非常棒，只可惜那些椅子10年前被拆掉后再也没装上去。坐在斯塔达外面的椅子上望出去也不错。肯尼迪公园里查尔斯酒店旁的椅子也还行。”

1934年，《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是这样描述作家格特鲁德·斯坦的生活日常的：

斯坦小姐每天早上大约10点起床，然后会很不情愿地喝上一杯咖啡。她总是害怕紧张，而她认为喝咖啡会让她感到更加紧张，但医生给她开的方子却恰恰就是咖啡……

斯坦小姐有一个专门定制的超大浴缸，大到搬运浴缸的时候不得不把楼梯给卸掉。沐浴完毕后的她，会身披一件超大羊毛浴袍，然后进行一番创作。她更喜欢着装完毕后在户外写作，尤其是在小镇艾因，因为这里有着嶙峋的怪石和遍地的牛群。她喜欢在创作的间隙，观察岩石和牛群。为了找个好位置，两位女士（斯坦和她的生活伴侣爱丽丝·托克拉斯）会开着她们的福特汽车四处寻觅。这时，斯坦小姐会走下车来，坐在马扎上，手里拿着铅笔和笔记本；胆大的托克拉斯小姐则找一头牛，牵到她视野所及的范围里。如果这牛对不上斯坦小姐的心情，两位女士便会开车另找一头。这位伟大的女士一有灵感，才思便会如泉水一般涌现十几分钟。更多时候，她只是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牛群看。

诺贝尔奖获得者、药剂学家奥托·勒维（Otto Loewi）这样描述他的最重大发现的过程：

1921年复活节前一天的晚上，我睡醒后打开灯，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做了一点儿笔记，然后就又睡着了。早上6点钟起床后，我发现自己晚上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字迹太过潦草，我自己都无法辨别。到了第二天晚上3点，灵感再次闪现。我的灵感有关一项重要的实验。17年前，我曾提出“从神经到各器官的神经脉冲存在化学性传递”这一假设，而如今这一实验能够证明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马上起床来到实验室，根据夜行动物的特征，用青蛙的心脏进行一项简单实验……灵感真的可能在头脑中无意识地沉睡几十年后突然再次乍现。

电影制片人费德里柯·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这样描述了他的早晨：“早上6点起床后，我会绕着房子溜达一圈，打开窗户，翻翻箱子，几本书拿来拿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试着给自己做一杯像样的咖啡，但我并不喜欢这个。之后，我才走下楼，尽快出门。”显然，费里尼四处闲逛的时候，是为了释放他的艺术想象力。

伟大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他的一项重大发现：

十五天来，我都在努力证明是否存在像我命名的“福克斯函数”（Fuchsian functions）这样的（数学）函数。那时的我非常无知，每天都会在工作台前坐上一两个小时，尝试了很多组合都没有得出任何结果。一天晚上，我一反往常，喝了杯黑咖啡，搞得无法入睡。这时候，各种想法有如泉涌，相互冲突、碰撞，最终成对元素相互缔结，形成了稳定组合。到第二天早上，我已经证明了一类福克斯函数的存在……

如果试图从大脑的运作方式来理解这些形式不一的创新过程的话，似乎可以明显地发现，大脑在无意识状态下或至少是在放松状态下仍然会运转。过去几个世纪，科学家们认为，当人们在睡眠中、放松时或是不参与任何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时，休息期的大脑一定是处于安静状态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精神病学家和物理学家汉斯·伯格（Hans Berger）一手发明了脑电图（EEG），极大地改变了学界的这一错误观点。

有时，他会将这一发明称为“脑镜”。

他在患者头皮下插入银质导线，一条位于前额，一条位于头后，然后将导线连接电流计，以此来测量大脑的电流活动。他观察到，受试者的不同精神状态会产生迥异的电流波形。伯格发现，大脑总是处于忙碌状态，即使是在完全休息的状态下也是如此。事实上，与有意识的工作状态相比，休息中的大脑的使用率也只减少了大约5%。

这一发明的背后，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伯格从大学退学后应征入伍。在1892年春季的一个早晨，19岁的伯格经历了一次改变了科学史和自己的一生的事件。当时他正骑着马，身后拉着一门重型火炮。突然，马撂起后蹄，将他甩到了地上。火炮一路翻滚，在压到他的前一刻才停了下来。当晚，伯格收到了父亲的电报，这也是他第一次收到来自家人的电报。电报中，家人表达了对他的挂念。原来伯格的姐姐在当天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便催促父亲联系了弟弟。伯格倍感惊讶，无法用已有的科学知识或是巧合来解释这一奇异的现象。他认为，是当时那几秒钟的濒死之感转化成了某种物理形式，经过空间传播，被远在几百英里外的姐姐接收。经历了险些丧命的危险后，伯格重返大学，转攻医学，决心用余生来研究“精神能量”的本质。

虽然伯格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精神能量，但他发明的脑电波仪以及对大脑持续性活动的发现却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其他研究人员发现，休息状态下和非休息状态下的大脑，其新陈代谢和能量需求保持不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爱达荷大学医院的神经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南希·安德瑞森（Nancy Andreasen）及其同事和华盛顿大学的神经学家马库斯·赖希勒（Marcus Raichle）及其同事都使用了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对休息状态和非休息状态下的大脑活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安德瑞森将休息状态下的高强度大脑活动用“随机间歇性静默思考”一词来命名，而赖希勒则新造了“默认模式”（default mode）一词来表示这一大脑活动。

安德瑞森和她的同事对一种常被业界称为“自由联想”的恍惚状态尤其感兴趣。她发现，当受试者开始自由联想时，大脑被称为“连接皮质区”的部分会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而此时负责其他更为直接和具体活动的脑皮层区却相对安静，反之亦然。换言之，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大脑是一直处于忙碌状态的，只不过有些脑皮质区域在直接且以目的为导向的活动中更为活跃，而其他区域则是在“休息”或自由联想时更为活跃。显然，与胡思乱想相比，目的性思考是有着物理和神经基础的。似乎我们只需稍稍向前跨出一步，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人类的创新过程会在大脑处于默认状态且相关脑区处于活跃状态时进行。当我们神志恍惚时，我们大脑中某些可识别的物质是在处于活跃状态的。

什么是创造力？与自由联想有何联系，为何会让人神志恍惚？尽管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创造力仍然是个谜（依我之见，这样挺好）。美国著名作家E. B.怀特（E. B.White）这样描述他的写作过程：“事实上，我是在凭着听觉创作。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我自己也很少能对创作过程的本质有确切认识。”尽管如此，我们对创造力还是有着些许的了解。首先，创造力与智力并不存在密切联系，这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惊讶。从1921年开始，心理学家路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生活跟踪调查，1500名被调查对象的智商在135~200之间。这群人虽然在生活和事业上比普通人更成功，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有着超常的创造力。另有研究（结合特尔曼的研究结果）表明，创造力高超的人的平均智力水平仅约为120。

有关创造力的理论比比皆是。弗洛伊德和荣格认为，人们在遇到困难或情绪压抑时会变得更有创造力。弗洛伊德写道，“得不到满足的愿望是幻想背后的驱动力”，而幻想带来的则是奇思妙想。有的理论认为，创造力与轻微精神疾病有关。越发频繁地进行自我反思的人越有创造力，而自我反思有时与抑郁症有一定的联系。对死亡的恐惧也可能会激发一些人的创造力，进而产生不朽之作。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创造力。初级创造力需要我们摆脱压力的烦扰：我们在画画、写作或作曲时，往往会将压力抛在脑后。马斯洛提出的另一种创造能力，他称之为“自我实现”，也就是渴望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自我成长的最高境界。某些方面的创造力，尤其需要发挥更多智力创造能力，这与对世界的好奇心有关（爱因斯坦），或与对表达个性和想象的渴望有关（毕加索）。诚然，这些都只是理论。对于创造力类型的探讨，当然远不止于此。

有一种创造力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同的，人们称之为“发散性思维”。这是一种能够以自发和无序的方式探索同一问题的多种途径和解决方案的能力。相反，“趋同性思维”则是采用更合乎逻辑和有序的方法逐步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散性思维比趋同性思维的思考方式更为自由而流畅。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庞加莱对他的创作过程的描述：“这时候，各种想法有如泉涌，相互冲突、碰撞，最终成对元素相互缔结，形成了稳定组合。”

发散性思维并不会有求必应。这种思维能力不会呼之即出，也不遵循时间规律，更催促不得。在外界强加的日程、噪声和任务的作用下，这种能力会被削弱甚至消失。相反，它喜欢独自无所事事地闲着，在阳光下舒展身体，享受时光。发散性思维还与游戏、创造力和好奇心有关。心理学家J.尼娜·利伯曼（J. Nina Lieberman）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儿童自发进行的游戏与成年人在发散性思考过程中进行的智力活动有着相互的联系。

几年前，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时，突然没了思路。大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四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患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身心疾病，并逐渐丧失了一些身体的机能。小说中令我难以理解的角色，是他的妻子梅丽莎。她出身贫寒，与大卫结婚后算是有了那么一些生活上的起色和安全感，如今却担心自己会因大卫身体的衰败而失去一切。她通过一次网络交友与别人产生了私情，这才获得了一些满足。之后，她又开始酗酒。从那时起，她开始对大卫心生蔑视，对他不再存有丝毫的同情。丈夫越是悲惨可怜，她越是变本加厉。至少我在早期的稿子中是这样设计这个人物的，但我总是没有办法把她写活，因为她的行为和言语总是呆板僵硬。我以为我了解她，但是任何有她存在的情节都是一团糟，就像是一幅油画被撕掉了一块而变得空洞。几年来，我的这部小说虽多次易稿，但都因梅丽莎的问题而停笔。有一天，当我正洗澡时，突然对梅丽莎这个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她已经尽力了。我突然想到了一段新的对话，其中的一句话能够揭示她当时已经尽力了。

从此，这个角色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我当时以为，似乎她口中的那几句话是我偶然间想出来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我脑子里一直想象着梅丽莎各种可能的存在状态，每一位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她的丈夫。这其中的一些想象，肯定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每一位不同的梅丽莎都是一次创新。在我对角色的自由探索中，每一位梅丽莎都在故事中的这一关键节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也许我对不同的梅丽莎都试了一遍，不过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经过多次尝试后，最终选定了一句台词，梅丽莎鲜活的形象也随之呼之欲出。不仅如此，尽管她对绝望之中的丈夫手段恶劣、十分可鄙，但我还是对她心生同情，甚至感觉爱上了她。因为我意识到，她同样是绝望的。想想她早先所做的一切，她已经尽力了。我知道我对她的谅解并不是通过任何逻辑或线性思维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发散性思维。

我还有过类似经历。当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物理学难题。我当时想尝试对几年前一位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提出的有关引力本质的猜想进行证实或证伪。我已经写下了所有待解的方程式，但是计算到一半的时候却发现某个部分已知项得不出正确结果来。我知道自己肯定是算错了，却找不到是哪里出了错。几个月来，我一次次地试图解开这些方程式，却屡屡失败。某天早上一觉醒来，我突然有了新的想法，意识到是自己在计算中漏掉了某些因素。我并没有像奥托·勒维那样在梦中得到答案，但是我的确是在我睡醒后见到第一缕阳光的那一刻就有了灵感，当时的我是完全放松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并没有一醒来就去琢磨困扰了自己几个月的问题。我兴奋不已，来到桌前，拿出那20页沾染了咖啡的草稿，找到了自己出错的地方。几个小时后，我证明了这个猜想是正确的。

我并不是说创造力永远不会与趋同性思维有联系。在数学和科学领域，大量的创造性工作需要通过特有且明确的方案来有目的、有意识地解决适定性问题。很多这样的工作需要定向和有序的思维。在寻找描述“电子”的次原子粒子的方程式时，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知道自己必须遵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薛定谔与海德堡的新量子力学的既定轨迹。同理，当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在发现食物被摄入后能量释放时化学反应的步骤的过程中，他是有目的地在寻找其中的特定部分，能够将发挥媒介作用的分子还原到初始状态，完成反应的循环。我们很难知道无意识状态下的大脑在这些发现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有意识状态下付出的努力是合乎逻辑且有序的。

可能对于有些发现来说，有意和无意这两种意识缺一不可，既需要即兴发挥也需要深思熟虑，既需要毫无逻辑的异想天开，也需要逻辑缜密的斟酌探索。然而，我认为，在大多数甚至可能是所有形式的创造性活动中，在某一特定节点上，都需要一个没有负担、不受束缚、只关注自我的大脑——一个从有线的互联网世界中脱离出来的大脑。

1926年，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指出，创造性思维应遵循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包括准备、孵化、启示和最后的验证。在准备阶段，完成某一领域或某种艺术形式内的作业或研究，掌握该领域所需的工具，并明确某些问题；在孵化阶段，采取多种方式思考问题，有时可能是无意识的；到了启示阶段，产生新的见解或视角的转变；在验证阶段，将新想法进行检验，得出结论。我认为，发散性思维发生在孵化和启示阶段，其间无明显的边界。孵化和启示阶段似乎都需要头脑的放松，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对着工作狠下功夫。在这些阶段，思维会在默认模式下运转，但仍然会消耗卡路里。对于写作中的孵化阶段，T.S.艾略特如是说：

写作的素材显然正在诗人心中孵化，但是在当前形态下并不能看出正在孵化着的，究竟是友好的天使还是无礼的恶魔。以这种方式写就的东西也许能经得住正常心态的检验。如我所言，这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经历了漫长的孵化，直到破壳那一刻，我们方才知道自己究竟是坐在哪种蛋上。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这样描述无意识的思考：

我是无意识思考的信徒。我们大脑一直是处于工作状态的，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到了晚上，大脑会对我们白天产生的想法继续跟进。当我在一件事情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后，我会在休息前把所有与此有关的事实做一汇总，经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几年前，我对20世纪的伟大科学发现做过一番研究：威廉·贝利斯（William Bayliss）和欧内斯特·贝斯塔林（Ernest Starling）于1902年首次发现激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于1905年提出相对论；汉丽埃塔·莱维特（Henrietta Leavitt）于1912年发现了测量地球到恒星距离的方法；1937年，汉斯·克雷布斯发现了活细胞中能量产生的普遍化学反应；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于1953年发现了DNA的结构；等等，共计二十多个。除去其他方面不谈，我研究的重点是看看这些发现中是否存在相同的模式。我发现，其中的许多科学发现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开始准备；（2）陷入困境；（3）产生新见解或视角的变化；（4）发现。做这个研究时，我并不知道沃拉斯提出的四阶段理论。回想起来，我的研究发现中的第二个阶段“陷入困境”有着沃拉斯提出的“孵化”阶段的一些特征。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困境”本身有其重要性，困境往往能够催生创造性想象。当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我们的思考会在由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构成的广阔草原上驰骋——正如我在理解小说人物梅丽莎时所做的那样。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在理解单个小型中子如何能分裂巨大的铀核时陷入困境，最终才意识到，原子核产生轻微畸变时可能不稳定，就像一滴水被拉伸时会分裂为两个一样。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困惑的是，在单个生物体的生命周期中，基因是如何打开或关闭的，直到后来才意识到，在细胞分裂过程中，遗传元素可能在两个姊妹染色单体之间转换。

我相信，困境往往是创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陷入困境时——如果我们能成功摆脱世界的喧嚣，能够在不考虑时间的情况下获得独处、宁静的空间——那么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在无尽的自由中驰骋、探索和发现。但我们却常常害怕陷入困境，学生和年轻人尤其如此。我们以为，一旦陷入困境就已经失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欢迎困境、拥抱困境，因为困境才是科学发现的开端。只要我们拥有了有准备的头脑、完成了应做的工作，那么困境便成了激起创造性想象力的冲锋号。我也许得在这儿补充一点，有准备的头脑在创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我所知，20世纪的伟大科学发现没有一项不是专业人士完成的，我所研究的这些发现更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科学家们都完成了他们的准备工作，掌握了各自领域所需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他们思维活跃，但之后同样会身陷困境。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时代》周刊封面上那位不开心少女的话题上。她身陷网络之中，在这个社交网络无处不在且处于时间驱动下的当今世界中不能自拔。沉迷于持续不断的外界刺激，她很难再独立思考。她失去了给自己创造宁静和私密的环境以便让自己的思想自由发挥、探索新事物的能力。最关键的是，她没有养成深思和反省的习惯。如今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当然不会鼓励这种思维习惯。格特鲁德·斯坦、奥托·勒维和费德里柯·费里尼都有着沉思和独自相处的习惯，但并不是说想要成为创造之才就一定要培养这种思维习惯。我们需要的，不过是拔掉网络插头、逃离世界纷杂的意愿和意志。这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陶冶，是耳边的轻声细语，是对私密和孤独的颂扬，是跟随内心想法的意愿，是对玩乐的沉溺和不受时间安排的无拘无束。

我的妻子是位画家，曾在波士顿的一位绘画大师的工作室里做了10年的学徒。在那里，她学会了古典传统绘画工艺，学会了如何虚化背景、辨别场景的光线和阴影，如何画出花瓶的圆形，如何处理好过渡，如何摆放静物，等等。经过10年的训练，她开始独立完成画作，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位于一幢改建后的校舍里，超大的窗户朝向北方，光线充足。她每天都会到工作室独自进行几个小时的创作。我这一生很有幸能与她的许多画家朋友和我自己在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同事交往。我也认识许多作曲家，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他们都能够享受孤独。他们并不是不善交际，而只是需要在孤独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他们在创造或探索新世界的同时，从孤独中汲取力量。他们需要孤独感，并且已经养成了接受和寻求孤独的思维习惯。有时，他们只有拒绝社会的周遭，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对年轻人创造力的冲击是这个有线世界最令人不安的影响。威廉玛丽学院教育专业研究员金希景（Kyung Hee Kim）撰写了一篇题为“创造力危机：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验中创造力得分下降”的文章。其结论认为，自1990年以来，所有美国人的创造力都在下降，其中幼儿到三年级学段的儿童下降最为严重。金博士对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试的结果进行了历时性分析。该测试开始于1966年，到2008年已经有超过270000人完成了从幼儿园学童到成人的测验。托伦斯测试的代表性任务包括：获取某一常见事务列表，提供改进建议；根据提示，写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有趣故事；根据同一张纸上给定的10个图案，通过在图案上增加线条来设计出新的图案；根据给出的三角形或糖豆形状，想出一幅包含此形状的图片。金博士发现，自1990年以来，儿童产生奇特想法的能力和细节思考、深层思考的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她在总结其研究结果时写道，自1990年以来，“这些孩子的情感表达能力、经历、语言表达能力、幽默感、想象力、创造力、感知力、整合力，孩子们的热情和活力、对看似不相关事物的联系能力以及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能力都有所下降”。

1990年是与互联网进入公众视野、通信速度快速提升和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相吻合的。我认为，金博士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创造力普遍下降的问题，连线世界毫无疑问是其罪魁祸首。如今这个世界，浮躁嘈杂、分秒必争，人们有着做不完的工作，忙于无穷尽的联络，有着7×24小时的网络，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去玩耍、静思、自由想象、温故知新。我们再也没有了可供浪费的时间，孩子们也不例外。

发散式思考和发明虽然多是在无意识、无计划的阴影状态下完成的，但我相信这一过程仍然是可见的，是可以培养的。在一定程度上，这即是思维习惯的问题又是远离网络的问题。有时，当我在为寻找创意、典故甚至是一个合适的词而搜肠刮肚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思维在跳跃升腾、肆意驰骋。我相信这种内心的体验：我可能正坐在前进的列车上，透过窗子看着外面树木飞速闪过；我的视野开始模糊，不见了眼前的树木；我已经消失在了自己的思维秘境之中；我的意识是清醒的，但也是模糊的；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血肉之躯，但也能感受到自己已然超脱于这个躯壳；我不再受时间的束缚；我自由了。 RNj8WLa6ds+fVykg48ySYRClYJ7qI3RANBGQEopSWCdzfm7VPKFhcGFEhqVu6F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