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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世界中，我们错失的最重要的东西，正是我们自己。
赫特福德大学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进行的一项重大研究发现，从1995—2005年的10年间，全世界32个城市的行人步行速度增加了10%。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首先要提到的是商业。生活节奏总是受到商业节奏的驱动，而商业活动的节奏又总会受到沟通速度的影响。在1881年出版的《美国人的焦虑：成因及影响》（ American Nervousness，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一书中，医师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注意到了当时新兴的铁路和电报技术给公众造成的焦虑与压力。如今，给公众带来更多焦虑与压力的是互联网。19世纪电报发明后，信息的传输速度大约是4比特每秒。到1985年，公共互联网出现前夕，信息传输的速度达到了大约每秒1000比特。而如今的信息传输速度则达到了约每秒10亿比特。一位执业30年的律师朋友写信告诉我，她“接待客户、整合信息和撰写法律文书的心智能力已经被技术超越”。她表示，电子邮件出现后，客户给的期限开始变短，即使是复杂的案件也不例外。律师行业已然“从一项要求理性的职业永久性地变成了马拉松比赛”。还有一位朋友在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工作，他向我描述了他们公司“高效”的面试流程：首先，招聘委员会的几位面试官会对某一位应聘者进行单独面试。面试结束后，他们不会面对面讨论该应聘者，而是要在面试结束后的20分钟内写下对该应聘者的印象，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团队的其他成员。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一过程的面试官会被踢出团队，而其他事务则继续进行。
因为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关系，工作场所的大部分节奏感和压力感最终会延伸到生活的其他部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开始用时间衡量劳动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50年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详细分析了家庭的“时间成本”。他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进行了对等，也就是在将不同类型的休闲时间与其能够获得工资的工作时间进行比较时赋给它们一个值。贝克尔得出的结论十分直观：单位工作时间内获得的工资越高，人们花在各种休闲活动上的时间就越少；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单位工作时间内获得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
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平均来看，每小时的劳动能够生产比过去更多的产品。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1950年以来，劳动生产力已经翻了两番还要多。伊利诺伊大学已经退休了的名誉社会心理学家哈里·特里安迪斯（Harry Triandis）曾表示，在与高速通信技术加持下的高水平生产力结合后，时间金钱等式“给了人们要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当这个等式与网格力量相结合时，贝克尔的预测便会成为现实。
《哈佛商业评论》近期对483名专业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智能手机用户平日每天工作不少于13.5小时，周末还要工作5小时，每周工作时长为72小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人们更多的时间去休闲放松（包括浪费），反而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时间金钱方程式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其对法律行业的影响。律师事务所采用的“计时收费”方式臭名昭著，为了确保律师工作的每一分钟都能获利，律所将可计费单位工作时间缩短至0.1小时，也就是6分钟。现工作于波士顿学院的法学专家凯瑟琳·凯文妮（Cathleen Kaveny）开展了一项研究，其结果表明，重视单位工作时间的货币价值已经成了律师的一种主要心理状态。她在《洛约拉大学芝加哥法律期刊》上发表的一份报告是这样开头的：“许多律师，尤其是在大公司工作的律师，都非常地不开心。他们也许富有或今后会富有，但他们也很悲惨，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文章后面的内容，是她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分析。
实际上，计时收费这种无情的要求是大型律所的律师生活不愉快的根源，其中一个原因是律师（尤其是年轻合伙人）工作时间过长带来的巨大的压力。然而我认为，与加班相比，这种计时收费的计算方式给服从这种安排的律师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且不易被察觉。计时收费制度是对律师工作时间的意义和目的的曲解和中伤，因而也是对律师职业的误解与黑化。毕竟，人总要处在时间的维度内，需要消耗时间来工作。这种错误的理解最终会使时间屈服于金钱，对人类的发展非常不利。
这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已经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的思想、日常活动、饮食、假期、家庭时间、家长与孩子的关系之中，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在我们的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边缘建起了高高的围墙，甚至影响了我们体验愉悦的能力。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家桑福德·E.德芙（Sanford E. DeVoe）和朱立安·豪斯（Julian House）进行的一项有趣的实验——调查了有关大学生工作和年收入的问题。
学生们被分为两组——控制组和实验组。控制组被要求听歌剧《拉克美》中“花之二重唱”的第一部分，实验组则被要求听同一段音乐，但条件是听前先计算自己的时薪是多少。音乐播放完毕后，两组受试者被要求立即回答“你现在有多开心？”这一问题，并按照从“一点也不开心”到“非常开心”的范围内选择他们开心的程度。结果是控制组在听完音乐后比实验组更开心。德芙和豪斯得出结论：“给时间标价会使人变得不耐烦，降低了个人从美好经历中获得快乐的能力。”
想想我们的年轻人和学生，日程紧、会议多、工作忙，既要花钱又得想着挣钱，生活的压力是多么的大。调查显示，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上升相似，大学生群体的压力也呈现了增加的趋势。根据美联社和校园音乐电视台（mtvU）的一项调查，2003—2008年，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感到压力很大的大学生人数增加了20%。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院对683所大学的3500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自1985年调查开始以来，大学新生的压力一直在增加。该校教育学教授琳达·萨克斯（Linda J.Sax）表示：“这（趋势）反映了如今的社会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计算机和其他媒体更是在其中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学生麦肯娜·巴尔克利（McKenna Bulkley）这样来描述她的生活：
来快速了解一下我的日常：起床、吃早餐（并不一定每次都吃）、喝咖啡，然后赶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偶尔能挤出一两个小时去做点校内兼职或做作业，然后糊弄着填饱肚子、喝杯咖啡，马上又去做第二份兼职。我在那里待满7个小时，然后回家做作业做到不知道几点钟。第二天一早，虽然疲惫不堪但还是得起床，再次重复前一天的内容。如果有幸熬到周末，我会多去上一天班，或者赶赶前几天没有机会完成的作业。为了给自己的脑子一些慰藉，我多多少少隔个一两周会找时间和朋友一起待会儿，要么至少会上Netflix（网飞）追个剧。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大学生里，没有几个人是不像我这样把日程安排得这么满的。即使他们有幸不用打工，他们的日程里照样会排满各种课外活动、实习和任何其他在毕业后可以填到简历里的东西。当然，我们是充满压力的一代人，我们必须这样。
《大学世界新闻》上有一篇名为《信息超载，学生需要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文章，作者亚当·派克（Adam Peck）在文中写道，今天的学生已经被信息所“淹没”，然而，“虽然信息时代有着巨大的教育潜力，但学生似乎缺乏评判信息、选择信息和为自己所相信的信息辩护的能力”。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学生们哪有时间去反思他们所学过的内容呢？起码我们前面提到的学生巴尔克利是没有的。
凡事讲求速度和时间安排的这种社会风气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小孩子们的生活中。作家雷切尔·加林豪斯（Rachel Garlinghouse）这样描述现在儿童的生活：“和许多其他父母一样，我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要教会我的孩子在学步期就能用汉语从一数到十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帮助孩子在幼儿期发现自己的天赋特长，保证孩子能在特长方面勤加练习（每周至少得5次）并拔得头筹，也给我带来了压力；为了能让孩子将来取得成功，每个学期至少要给孩子报名4个活动，同样是一种压力。”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像我小时候那样，浪费几个小时绕道从学校走回家，花上几小时只为观察水坑里的蝌蚪或风中摇曳的水草。我自己的孩子是不曾经历过这些的，他们的下午总是排满了各种体育活动和课外辅导班。如今他们也已经长大成人，成了家，同样在努力应对他们的孩子们的繁忙生活。而我那只有4岁的孙女，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智能手机上按键和联网。
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50年前，互联网都还未出现。25年前，谷歌还没有成立。然而，尽管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我们却还未曾注意到。（我们怎么可能注意得到呢？毕竟有那么多令人分心的事物。）我们被技术发展和经济繁荣发展的浪潮裹挟着不断前进，并没有注意我们要去向何方。不知不觉，我们的世界形态发生了变化；不知不觉，我们失去了沉默，没有了冥想的时间，失去了思想的空地，没有了曾经的隐私。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循序渐进却又势不可挡，让我们丝毫察觉不到，像是我们已经耳聋眼瞎了一般。即使是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再也听不见了。如今的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的现状。
我住在离瓦尔登湖不到一英里（约1.61千米）远的地方。在湖东侧的树林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搭起了一座小木屋，后来的那本伟大著作便是在这里完成的。偶尔有些日子，我会在湖边独自散步，从生活的匆忙和起伏中给自己腾出几个小时来放松一下。我走在一条蜿蜒的小土路上，比那个柬埔寨村庄的妇女们所走的路还要略微窄些。这里的空气在冬日里显得干燥且寒冷，到了夏天则是飘着阵阵花香的和风。到了冬天，这条小路上往往只有我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呈现出纯净的白色。湖水有时会结冰。走在雪地里，只能听到脚踩着雪发出的嘎吱声。春天的时候，湖面多了些鸭子，我可以听到燕八哥、山雀和红尾鹰的啾鸣。“我们的生命因琐事而浪费，”梭罗写道，“求简、求简、求简！我想说，生活中有二三事足矣，不要搞得千头万绪。”我想挽回自己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我希望生活在慢节奏的世界里，我渴望自由。但是我却感觉自己生活在无形的铁笼中。当我在池塘边散步时，互联网的电磁波从我的身体直穿而过。科技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道诅咒。在梭罗生活的年代，铁路便是当时的新技术。“并不是人坐上了火车，”梭罗写道，“是火车坐在了人身上。”我还有路可逃吗？还能回归宁静吗？一片叶子从树上缓缓地飘了下来，我目不转睛，看着它何时能落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