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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去了一个位于柬埔寨偏远地区的小村庄，世界上许多农村地区都有了现代化的管道系统、新式电烤箱、卫星电视和其他的便利技术，但是这里却什么都没有。这个村庄叫Tramung Chrum，当地居民的住房都是只有一个单间的棚屋，水电不通。小屋里挂着灯泡，供电靠的是汽车电池，做饭用的是明火。村民靠着种植水稻、西瓜和黄瓜过活。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信仰一种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派“伊玛目圣湛”（Imam San Cham）。每当有人生病了需要治疗时，村民们会举行仪式，召唤祖先、猴和马的灵魂，村民们彻夜狂舞，像是被鬼魂附身了一样，不同于此时的疯狂，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平静。日出而作，吃过早饭，先是放牛出来吃草，然后溜达到稻田里打理庄稼。天色渐暗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屋，拾掇些柴火来烧火做饭。
每天清晨，当地妇女们都会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满布车辙的红色泥巴路，赶到10英里（约16千米）外的集市，换取他们缺少的食物和货品。我通过翻译问其中一位妇女，每天这样一趟要花多长时间。她面露疑惑，答道：“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她对时间是如此不关心，这着实令我惊讶。当然，也很羡慕。生活在“发达”世界的我们，创造了一种争分夺秒的生活方式，每天宝贵的24小时都会被拆分、切割，化整为零到以10分钟为单位来讲效率。看医生时只要等待了10分钟以上，我们就会躁动不安、心情不悦。要是激光打印机每分钟连5页纸都吐不出来，我们立马会变得没了耐心。随时有网络，那是必需的。外出度假，也要带着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餐厅吃顿饭都要查看电子邮件。公园里散会儿步也不忘查查网上银行的账户。我认识的青少年，在他们醒着的时候，只要有“空闲”，至少每隔5分钟就要掏出手机看一看，有些父母也是如此。到了晚上，许多人就连睡着后，手机都要放在胸口或床边。放学后，孩子们还要忙着上钢琴课、舞蹈课、足球训练课和额外的语言课程。大学里的课程同样紧凑，以至我们的年轻人都没有时间消化和反思他们应该学习的内容。
我自己也检讨一下吧，花点儿时间来回顾一下自己每天的24小时是如何度过的：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直到晚上关灯前，我都在完成某些任务。我早上的第一件事是查看电子邮件。一天之中意外出现的任何空闲时间，都感觉自己像是裤子烂了个大窟窿似的，急着想要打上补丁。如果有一小时的空闲，我会用来在笔记本电脑上写文章或备课；如果只有几分钟，我会选择回封信或是在网上找篇新闻报道来读；即使只有几秒钟，我也要查收一下电话留言。不知不觉中，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一天细分成了越来越小的单位来有效利用，小到没有留下任何空洞、任何可供喘息的间隙。我很少有无所事事的时候，很少走我认为可能是死胡同的路。我很少“浪费”时间，像当地村民这样每天花几个小时去赶集却不计较一路上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也不想着在路上干点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去做。
这样的人可不只是我自己。我能从周围人身上察觉到紧迫感，一种隐隐约约对脱离时代、跟不上节奏的恐惧。我觉得自己像是卡夫卡小说《审判》里的约瑟夫，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怀疑的、强大的却无形的权威世界里。然而，如今的现实世界并没有权威，有的只是一种争分夺秒的普遍心态。
曾几何时，我的生活方式并非如此。我还记得儿时的那些时光。放学后，我喜欢绕路去穿过树林，独自从学校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会打破树林里的寂静。我会跟着乌龟，看着他们吃力地在泥泞的小路上爬行，心里想着：他们要去哪儿？为了什么？我会用掉下来的树枝搭房子玩儿。我会坐在玉米地池塘的边上，浪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观察浅滩里的蝌蚪或是风中摇曳的水草。我开始想东想西：晚上吃什么？上帝是男是女？蝌蚪知不知道自己早晚要变成青蛙？死了是什么感觉？长大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膝盖怎么有块新伤？天色开始变暗的时候，我就溜达着回家了。
我问自己：在池塘边无忧无虑地挥霍了的那些时光哪去了？怎么就变样了呢？当然，答案的一部分是，我长大了。人一旦成年，就必然会有责任和职业带来的压力，能够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的沉甸甸。当然，也并不只是如此。从我还年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沟通、行为和思维方法。然而这种变化又十分普遍而细微，我们几乎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除此之外，如今这个世界，速度更快了，规划更多了，分化也更明显了；少了耐心，多了噪声；联系越来越多，隐私越来越少。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我只能把这个世界称为“连线世界”。我这里用这个词，并不仅仅指数字通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指这个世界疯狂的节奏和躁动。
现如今的这种被时间推着走的“连线”的生活方式，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但是都互相联结。所有这些都可以归根于近年来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这二者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纵观历史，生活节奏总是受到通信速度提升的推动；反过来，通信速度又一直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技术的进步又缔造了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规模巨大且消磨大量时间的人际关系网，我将这些都简称为“网络”。这一技术也是经济总体发展的一部分，提高了工作场所的生产力。想到“时间等于金钱”的公式，生产力的提高又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在使用时间上，要以赢利为目的、以目标为导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人们没有了可供思考和自由挥霍的时间。
然而，技术只是一种工具，离不开人手的操作。我相信，技术发展的背后，是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乃至社会道德观和心理状态的改变。我们中的许多人，一个小时的时光都舍不得虚度；没有外界的刺激时，独自在房间哪怕10分钟都坐不住；到树林里散会儿步都必须带着智能手机。这种病态的行为，本身就是“连线世界”这一母体的一部分：嘈杂、匆忙、相互关联却又各自分裂。
当然，近年来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通过互联网，偏远地区的医生可以快速获得大量有关症状、诊断和治疗的医疗信息，相距甚远的家人也能像在同一间房子里一样面对面交谈。随着速度越来越快、生产力越来越高，我们也变得更加富有，食物更多了，房子更好了，有了越来越多的车子、电话、电炉、电动搅拌机、真空吸尘器、洗碗机、微波炉、电冰箱、电视机、iPhone、iPod、iPad、CD机、DVD机、加湿器、复印机、空调机、取暖器，等等。作为一名科学家、作家和社会企业家的我，从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中同样获益匪浅。如今，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做研究，浏览大量真实信息，而这在过去却需要到很远的图书馆才能获得，要么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才能得到所需的文章或资讯。多年来，我一直在负责一个促进女性发展的项目，要是没有能将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办公桌和我在金边的第二办公室快速连接到一起的通信技术，这个位于东南亚的项目我是不可能接手的。我非常钦佩那些让现代生活成为可能的技术和专家。但是，这些发展是付出了代价的，而现在正是该思考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的时候了。
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被自己的日程安排、任务清单和关系网所压垮，没有片刻时间能用来对自身和所处的世界进行思考和反省，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我们连独自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思考哪怕10分钟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连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驰骋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甚至孩子们都没有了玩耍的时间呢？如果再也体验不到慢节奏带来的生活质量，信息量都是超负荷的，没有了静谧或隐私，又会怎么样呢？更确切地说，当我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必须有事做的时候，我个人究竟失去了什么？当我几乎无法再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发散且没有争执分歧或截止日期的干扰时，当我很少能把自己从外部世界的匆忙和拉扯中抽离时，我失去了什么？
显然，我的创作活动是已经受到了影响的。心理学家很早之前的研究就已经表明，创造力在非结构化的娱乐时间和发散性思维中才能发挥作用，需要在充满生活气息的宅邸中通过漫无目的的闲扯展现出来。古斯塔夫·马勒
经常在午餐后散步三四个小时。散步过程中，他会时不时停下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想法。卡尔·荣格
的大多数创新性观点和作品，都是他在苏黎世时高强度的执业过程中抽出时间或是在他去波林根乡下的房子时完成的。格特鲁德·斯坦
在某一次创作过程中，曾回到乡下溜达着观察奶牛寻找灵感。爱因斯坦在1949年出版的自传中描述了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如何让自己的思想在诸多可能性中漫游、在先前没有联系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这些都是在没有计划的前提下完成的。他写道：“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样冒险性的心理活动留出一些空闲的时间吗？
大脑所需的休息时间也受到了影响。这种休息尤其来源于无所事事，来源于漫无目的的长途漫步，来源于远离喧闹世界才能求得的片刻清净。我们的大脑时不时会需要放松休息，这已经是几千年前就被广泛接受的人类需求，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教有关冥想的传统中便有所描述，之后的佛教同样有所提及，佛教《法句经》这样写道：“比丘去到僻静处（修禅），他的心是平静的，能清晰地知见正法，体验到凡夫所无之乐。”
但是我失去的，远不止此。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内在的自我。这里所说的“内在的自我”，是指能够进行设想、幻想、求索、对自己的所处与所需不断发问的那部分自我，是真正自由的自我。我的内在自我能够使我以自己为根，使我能够独立于世，而孤独与反省则是滋养内在自我的阳光和土壤。当我倾听内心的自我时，我能听到灵魂的呼吸。那些呼吸十分微弱，需要静下来、慢下来，需要头脑中留有足够大而静谧的空间，才能听得到。如果没有了内在自我的呼吸与声音，我便成了这连线世界里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