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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

在加拿大,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物理学学生协会。他们主办会议;他们发表论文,等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要我去给他们讲话。主事儿的女孩儿和我的秘书早就筹划好了,不跟我打声招呼,就径直飞到洛杉矶。她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伶俐可爱,一个金发碧眼的妞儿。(这有作用的;不该这样,但这就是有作用。)这事儿的经费全是温哥华的学生出的,这给我留下了印象。在温哥华他们对我太好了,现在我知道了怎么接受人家的招待、怎么讲话的秘密了:等学生来请你。

有一次,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几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学生物理俱乐部的几个孩子,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去讲话。我说:“我喜欢去干这个事儿。我想做的,是只想跟物理学俱乐部的人说话。但——不客气地说——我从经验中得知,有麻烦的。”

我告诉他们,以前每年我都到当地的一个高中去跟物理学俱乐部讲相对论,或者讲任何他们让我讲的东西。接着,等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我还去那儿,跟以前一样,没做准备,他们呢,把我树在三百个孩子面前。

那可叫一个乱啊。

这种让我害怕的事儿,大约有三四次,我成了个白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次我应邀到伯克利大学去讲物理学的什么东西,我准备了一些非常专业的东西,指望像往常那样讲给物理系的人听。可等我到了那儿,是个巨大的大教室,人满为患!我知道,在伯克利大学,能明白我准备的这个水平的东西,人数没这么多。我的麻烦是,我喜欢取悦于来听我说话的这些人,如果每个人连他的哥哥都来听我说话,我取悦不了他们了:我就不了解我的听众了。

等这些学生理解了我不容易到这个地方给物理俱乐部讲话之后,我说:“让咱们杜撰一个听起来傻头傻脑的题目,再杜撰一个听起来傻头傻脑的教授的名字,那样的话,就只有真对物理学感兴趣的孩子们会不怕麻烦来听讲,那才是我们要的人,好不好?你们不必满世界张扬。”

有几张海报出现在欧文分校的校园里: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亨利·沃伦教授,将于5月17日3点在D102室宣讲质子的结构。

然后,我就来了,说:“沃伦教授有点儿私人的麻烦事儿,今天不能来给诸位讲话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能不能来给你们讲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因此呢,我就来了。”这办法,高。

但是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发现了这个诡计,对学生们好一个生气。他说:“你们知道,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下来,许多人都会来听他讲话的。”

学生们解释说:“就是因为这个嘛!”可这位指导老师气急败坏了,因为炮制这个玩笑,竟然没有他的份儿。

听到学生们真有麻烦了,我决定给那个指导老师写封信,说明那都是我的错儿,说除非这么安排,我就不去讲话,说我已经告诉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非常抱歉;请原谅我,啰里啰唆,啰里啰唆……因为那个鬼奖金,我不得不搞这一套!

就在去年,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学生请我去讲话,这次很好,除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之外。我不需要接受采访;采访没意义。我是来给学物理的学生讲话的,就这么回事儿。如果满城的人都想知道那个,那就让学校的报纸告诉他们得了。正是因为诺贝尔奖,我才不得不接受采访——我是个大腕儿,对吧?

我的一个朋友,有钱——他发明了一种简单的数字开关——给我讲了一些捐钱设奖或设讲座的人的事儿:“对他们,你要时时留心,看看他们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用这个来安慰良心。”

我的朋友马特·桑德斯(Matt Sands)一度想写一本书,叫《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

许多年,到诺贝尔奖快颁发的时候,我也会看看是谁得了奖。但过了一阵子,我连诺贝尔“季节”是什么时候,都想不起来了。因此,为什么有人在凌晨三点半或者四点给我打电话,我是一点都不明白了。“费曼教授?”

“嗨!凌晨这个点儿,你给我打的哪门子电话!”

“我原以为您愿意知道您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的,但我在睡觉!要是你在上午给我打电话,就好了。”——我把电话挂了。

我妻子说:“什么事儿啊?”

“他们告诉我,我得了诺贝尔奖。”

“哦,费曼,是谁?”我经常说话没正经,她也聪明得很,从来不上当,但这次,我逮着她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您听到……”

(无可奈何的声音)“听到。”

然后我开始想:“我怎么能就此打住?我一点儿也不想要这个!”因此,头一件事儿,是把电话从叉簧上拿下来,因为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我想再去睡觉,但我发现睡不成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这事儿。我怎么办?或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那会出什么事儿?或许那做不到的。

我把电话放回去,电话立刻响起。那是《时代》周刊的一个家伙。我对他说:“听着,我有了个麻烦,因此你别记录我下面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个事儿。有办法不接受这个奖吗?”

他说:“您恐怕拿这事儿没办法,先生,您不如将就着得了,免得弄出更多无谓的乱事儿。”事儿明白了。我们谈了不少,15~20分钟的样子,《时代》周刊的这个家伙从来也没发表这次谈话的任何东西。

我对《时代》周刊的这个家伙说,非常感谢你,就挂了电话。电话立即响了:报社打的。

“是的,您可以到报社来。是的,好的。对,对,对……”

其中一个电话,是瑞典领事馆的一个家伙打的。他将要到洛杉矶举行个招待会。我琢磨着,因为我决定接受这个奖,我就必得忍受这些事儿了。

这位领事说:“拟一个名单,是您想请的人,我们也拟一个名单,是我们想请的人。然后呢,我会到您办公室,我们比较一下两个名单,看有没有重复的,然后我们就写请柬……”

我就写了我的名单。大约八个人——我的街坊,我的艺术家朋友左提安,等等。

领事拿着他的名单到了我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州长,这个大员,那个大腕儿;石油大王格蒂 ;某个女演员——有三百人啊!不需要说,怎么也不可能有重复现象!

我就有点儿不安了。跟这么多达官贵人见面,这主意,吓坏我了。

领事看出我忧心忡忡。“啊,别担心,”他说,“大多数人不来。”

可好了,我不曾安排个聚会,邀请人家来,又明明知道人家不来!我不必向任何人磕头颠蒜,给他们那种可以拒绝的邀请,让他们有沾沾自喜的机会;这很蠢嘛!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真的为这整个的事儿坐立不安了。我给领事打回电话,说:“我仔细想过,我意识到我没办法去应付这个招待会。”他乐了。他说:“您太对了。”我以为他也跟我一样——为这个抽风的事儿,不得不搞这么个聚会,那还不跟犯了痔疮似的难受。事儿到最后,皆大欢喜。没人想来,连贵客也不来!主人也乐得轻松!

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有某种心理上的困难。你知道,我是我那位一贯睥睨王室和排场的父亲养大成人的(他干的是制服的买卖,因此他知道一个穿上制服的人和一个脱了制服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同一个人)。我实际上是学会了一辈子挖苦这类事儿,这种脾性如此强烈,深入骨髓,不带着点勉强,我都走不到一个国王的跟前去。这很孩子气,我知道,但我就是那么个教养,所以这是个问题。

人家告诉我,瑞典那儿有个规矩,在你接受了这个奖之后,你得倒退着离开国王,不可转身。你走下若干级台阶,受了奖,然后走回台阶上面。因此,我对自己说:“那好,等我去修理他们!”——我练习起了跳着上台阶,倒退着跳,表明他们的习俗有多么可笑。我这情绪太可怕了!那既蠢且傻,当然是。我发现那不再是个规矩了,你可以转身离开国王,你像个正常人类那样走路,朝你打算去的那个方向,把鼻子摆到前头。

我高兴地发现,并非全部的瑞典人,都像你认为的那样,把王室典礼当回事儿。等你到了那儿,你发现他们站在你这边儿。比方说,学生们为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特别的“青蛙授勋”典礼。在你得到这个小青蛙的时候,你必须学青蛙叫。

我在年轻的时候,反文化,但我父亲有些好书。有一本书,里头有古希腊的剧本《青蛙》,有一次,我在这个剧里瞥见了青蛙的叫声,字儿是这么写的:“brek, kek, kek”。我想:“没什么青蛙弄出那种动静;那样来描写青蛙叫声,是发疯!”于是我就自己试着那样叫,在练习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那确确实实就是青蛙的叫声。

因此,我偶尔一瞥阿里斯托芬的书,到后来证明是有用的:在学生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典礼上。我学青蛙叫学得很出色!倒退着跳,也派上了用处。因此,我喜欢典礼的这一部分;那个典礼进行得很好。

在得到了许多乐子的同时,我自始至终确实仍然有这种心理上的困难。我最大的麻烦,是在国王晚宴上不得不发表的“感谢您”演讲。当他们给你那个奖的时候,他们也给几本装帧得很漂亮的书,写的是前些年的事儿,你得到了以前写的全部的“感谢您”演讲,好像那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似的。因此,你就开始认为你在这种“感谢您”演讲中说的话,是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因为它是要出版的呀。我没有意识到的,是难得有什么人会仔细听这种演讲,而且没有什么人会去读它!我已经方寸大乱:我不可能说个非常感谢你就拉倒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个感谢的话,不是很容易嘛,但不容易啊,我说话得实在。可事实是,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奖,因此,当我不想要的时候,这谢谢你,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我妻子说,我是个神经过敏的废物,竟然为演讲里说什么话慌里慌张,但我最后琢磨出一个办法,来搞出一个听起来完全令人满意却又是完全诚实的演讲。那些听过这个演讲的人,可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家伙在准备它的时候,都受了什么苦。

我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在发现了我所做的事情时的那种欢乐当中,在别人运用我的研究工作这一事实当中,在什么什么当中,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尽力解释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期望得到的一切,与此相比,别的都无关紧要。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

但是,我接着说,突然之间,我收到了一大堆信——在演讲里,这个事儿说得比较好——这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那些信,有的来自童年玩伴儿,当他们读早报的时候,跳了起来,叫着:“我认识他!他就是那个和我们一块儿玩的小孩儿!”等等;像那样的信,特别鼓舞人心,表达的是我理解为某种爱的东西。为了那个,我感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顺利,但和王室打交道,我总是觉得有点儿难。在国王晚宴上,我挨着一个公主坐着,她在美国上过大学。我想当然地认为,她跟我的态度一样,但我想错了。我认为她只是个孩子,跟别人一样。我评论国王和王室全家不得不忍受这么长时间,在吃饭之前还得跟招待会上的全部客人握手。“在美国,”我说,“我们能把这事儿搞得更有效率。我们会设计一个握手的机器。”

“是的,但在此地,这机器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她不甚自在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恰相反,市场会是很大的。首先,只有国王有这样的机器,我们会为他免费提供。接着呢,当然,别人也想要一个机器。现在,这问题变成这样:谁能被允许拥有一台机器?总理得到许可,可以买一台;然后参议院议长得到许可,可以买一台,然后是最重要的老资格议员。因此,一个很大的、不断扩展着的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很快,你也不必去和一长串等着召见的机器握手了;你把你的机器派去就成!”

我也坐在那位负责组织这个晚宴的夫人旁边。一个女服务员过来,往我的酒杯里倒酒,我说:“不,谢谢你,我不喝。”

这位夫人说:“不,不。让她斟酒。”

“可我不喝的啊。”

她说:“没关系。您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八十八号不饮酒。”(八十八号在我的椅子背上。)“看起来完全一样,但有一种不含酒精。”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叫起来。

她微微一笑。“现在看看皇上,”她说,“他也不饮酒。”

她告诉了我一些他们在特别的一年遇到的麻烦事儿。其中有一件,是俄国大使该坐哪儿?像在这样的宴会上,麻烦总是谁坐得离国王近些。诺贝尔奖得主,通常比外交使团,坐得离国王近些。外交官的座次,决定于他们在瑞典任职的时间长短。在当时,美国大使比俄国大使在瑞典待的时间长。但在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肖洛霍夫 先生,一个俄国人,而俄国大使想为肖洛霍夫先生当翻译——因此就坐在他旁边,因此,问题是如何让俄国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些,又不至于得罪美国大使以及其他外交使团。

她说:“在我得到许可把这位大使安排坐在肖洛霍夫先生旁边之前,您可不知道他们这一通闹腾——信件来往如梭,电话铃声不断,等等。最后,大家同意,那位大使,在那天晚上,将不是苏联大使馆的官方代表;他倒成了肖洛霍夫先生唯一的翻译。

晚宴之后,我们离座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大家在里面三五成群地谈着。有一个丹麦什么公主,不少人和她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我看到他们这桌子有一张空椅子,就坐了下去。

她转朝我说:“哦!您是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您在什么领域工作?”

“物理。”我说。

“噢。呃,没人知道那个,因此我猜我们没法子谈那个。”

“恰恰相反,”我回答,“正是因为有人还知道点儿物理,我们才没法子谈物理。没人知道的那种事儿,我们才可以讨论。我们可以谈天气,我们可以谈谈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谈谈心理学;我们可以谈谈国际金融——可是黄金买卖,我们谈不得,因为这个事儿,人人都明白——因此,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的那种题目,才是我们可以谈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办到的。有一种方法,是在脸的表面上结冰,她就能够做到一脸冰霜!她转过脸,跟别人谈去了。

过了一阵子,我看得出来,我完全从谈话中给割了出去,于是我就站起来,要走开。日本大使,也坐在这桌子旁,跳起来,跟着我。“费曼教授,”他说,“我愿意告诉您一点儿外交上的事儿。”

他讲了一个好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去上大学,研究国际关系,因为他以为自己能够为他的国家做出贡献。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他开始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一种由怀疑带来的隐痛。大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大使馆得到了他的第一个职位,直到他意识到,没有人懂得国际关系的任何事儿。到了这份儿上,他就能够做大使了!“因此,费曼先生,”他说,“下次您再举例说明那些人人都在谈没人知道的事情的时候,请把国际关系包括进去!”

他这人很有意思,我们就谈开了。我一直对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民,何以会有不同的发展这一问题感兴趣。我告诉这位大使,有一件事,在我看来,一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日本是如何把自己迅速发展为一个在世界上如此现代而重要的国家的。“日本人民的什么方面和性格,才使日本有可能办成此事?”我问。

日本大使回答的方式,我喜欢听:“我不知道。”他说,“我倒可以假定某种原因,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条前进的道路:让他们的孩子比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使他们抛开农夫的境地,而成为有教养的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家庭里,大家下了大力气,来鼓励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好,有出息。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趋势,外来思想可以非常容易地播撒到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或许那就是日本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的原因。”

总而言之,我必须说,瑞典之行最终是令人愉快的。我没有立刻回家,却去了在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去讲话。我出现在我的同事们面前的时候,穿的是那身出席国王晚宴时穿的西服——我以前从来没有穿着西服讲话。我是这么开讲的,“事儿很可笑,你们都知道;在瑞典,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变化:我还挺喜欢这身西服。”

人人都说“啊呸!”。维斯科普夫(Weisskopf)跳起来,甩掉他的外套说:“在讲座上,别穿西服了!”

我把我的外套脱了,松了松领带,说:“我在瑞典过了这一阵子之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了。可是,现在,我回到了世上,一切事情又都顺了。谢谢各位把我弄妥帖了!”他们不想让我变。因此事儿搞得很快:在CERN,他们把我在瑞典经历的事儿都消除一空了。

我得了钱,这不错——我买得起一所在海边的房子——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不得奖金,好得多。——因为你再也不可能在公共场合率性而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诺贝尔奖,从来都是一件恼人之事,尽管我起码有一段时间为此扬扬自得。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格温妮丝和我收到了巴西政府的邀请,作为荣誉贵宾,参加里约的狂欢节庆典。我们欣然接受,玩儿得很开心。我们跳舞跳得不亦乐乎,看桑巴学校在盛大的游行中,演奏他们那种奇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纸和杂志的摄影师不停地拍照片——“看哪,美国来的教授和巴西小姐跳舞哪。”

身为“名流”是一乐子啊,但把我们当名流,显然是错了。那一年,没人对荣誉贵宾大惊小怪的。我后来才发现,给我们的邀请是怎么弄出来的。本该当荣誉贵宾的,是吉娜·罗洛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 ;可就在狂欢节之前,她说不。负责组织狂欢节的旅游部长,在“物理研究中心”有些朋友,他们知道我以前在桑巴乐队里玩儿过,又因为我最近得了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新闻上就有。在部长六神无主之际,他的朋友们就出了个馊主意:用物理学教授,代替吉娜·罗洛布丽吉达!

不用说,这位部长把狂欢节的工作搞得这么糟糕,后来丢了乌纱帽。 4oqnDuLQ1NTn6HVhsg6eZabD4BLTAikSfLFuwVmkiChQNuTdMGz6ORtFOZkwOZbT



把文化带给物理学家

尼娜·拜尔(Nina Byers),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时候,负责物理讲座的事情。讲座通常是这么一个地方,从别的大学来的物理学家,到这儿来谈纯专业的东西。部分地是由于那年代特有的气氛,她认为物理学家需要更多的文化,因此她就想安排一些文化的东西:因为洛杉矶离墨西哥近,她就想搞一个讲座,要讲玛雅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玛雅是墨西哥的古老文明。

(得记住我对文化的态度:那种事情,要是在我的大学里,会把我逼疯!)

她开始物色一个教授来讲这个题目,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找不到一个堪为专家的人。她给好几个地方打电话,还是找不到什么人。

然后她记起了奥托·纽治保尔(Otto Neugebauer)教授,他是布朗大学的,巴比伦数学方面的大家。 她给在罗得岛的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西海岸这儿有没有什么人,能讲讲玛雅人的数学和天文学。

“有的,”他说,“我知道有。他不是个专业的人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是个业余的。但他肯定知道得不少。他的名字叫理查德·费曼。”

她几乎要死过去!她努力要为物理学家们带来点儿文化,而唯一的办法,却是让一个物理学家来办这事儿!

我知道点儿玛雅数学,原因是在我和我的第二个妻子玛丽·娄在墨西哥度蜜月的时候,我精疲力竭了。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兴趣极大。于是,我们就到墨西哥度蜜月,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她到哪儿去,都让我陪着。她让我看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各种各样的形象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炎热潮湿的丛林中这么爬上爬下了几天(和几晚上)之后,我精疲力竭了。

在危地马拉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小镇子里,我们走进了一个博物馆,里面展柜里有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画和杠杠、点点的手稿。那是一份复制品[一个叫维拉科特(Villacorta)的人制作的],原本是德累斯顿古本,在德累斯顿的一家博物馆里发现的一份玛雅人写的书。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曾经带我去看纽约世界博览会,在那儿他们复制了一个玛雅神庙。我记得他告诉我,玛雅人发明了零这个数,还做了许多有意思的事儿。

那个博物馆卖这个古本的复制品,我买了一份。在每一页书上,左边是古本拷贝,右边是介绍,以及部分的西班牙语译文。

我喜欢解难题和解密码,因此在看到那些杠杠和点点的时候,我想:“我这可有的玩儿了!”我用一页黄纸遮住西班牙语译文,开始坐在旅馆房间里,玩儿这种破译玛雅杠杠和点点的游戏,我妻子却整天去金字塔爬上爬下。

我很快琢磨出,一个杠等于五个点,表示零的,又是什么符号,等等。又过了不多一会儿,我琢磨出那些杠杠和点点,在第一次总是到二十就进位,可到第二次,逢十八进位(造成360的循环)。我还搞清楚了和各种各样的面具有关系的一些事儿:它们确实代表某些日子和星期。

我们回家之后,我继续搞这个东西。试着破译那种东西,整个太好玩儿了,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你没有从哪儿开始的线索。但是,你接着就注意到某些数经常出现,这些数又加在别的数上,等等。

在古本上有个地方,584这个数非常显眼。584这个数被分为236、90、250和8这几个段。另外一个显眼的数是2920,或者584i 5(365i 8也是一样)。还有一个乘法表,是2920的倍数,一直到13i 2920,接下来有一阵子是许多13i 2920的倍数,然后——是一些滑稽的数!我当时以为那些数是错了。只是在许多年后,我才琢磨出那些滑稽数是怎么回事儿。

因为表示日子的一些数字和584是有关系的,可584又分为这么奇怪的另外几个数字,我就想,如果那不是某种神秘的周期之类的东西的话,那或许是天文学上的什么东西。最后,我去图书馆查了天文学的书,我发现,从地球上看,583.92天是金星的周期。那么,236、90、250和8就明显起来:那一定是金星经过的几个相位。它在早晨出现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它(它在太阳的那一边);然后,它又在晚上出现,最后又消失了(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90和8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与金星走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相比,当它在太阳那一边的时候,它在天上运行得比较慢些。239和250之差,或许表示玛雅土地东方和西方地平线之间的差别。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表,上面的周期是11959天。这原来是一个预测日食的表。还有一个表,上面有降序排列的91的一些倍数。我从来没能把这个表弄明白(别人也没弄明白)。

等我把我能搞明白的都搞明白了之后,我最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语的注解,看看我搞明白了多少。西班牙语的注解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符号是土星,那个符号是神——简直是狗屁不通。因此,我也用不着把注解遮着盖着了;反正我从那里头什么东西也学不到。

此后,我开始读了不少关于玛雅人的东西,发现研究这东西的大腕儿是埃里克·汤普逊(Eric Thompson),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几本书。

等尼娜·拜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把德累斯顿古本的复制品弄丢了。[我把它借给了罗伯逊(H.E.Robertson)夫人,她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的一个旧箱子里发现了一本玛雅古本。她把这东西带到了帕萨迪纳给我看——我仍然记得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把这东西放在汽车前座上,心里想:“我可得小心驾驶:我得到了一个新古本。”——但是,等我仔细看这东西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它完全是个冒牌货。我稍做研究,就发现这个新古本的每一幅图,都是从德累斯顿古本那里扒来的。于是,我就把我的书借给她,让她看看什么叫真货,我最后把书忘在她那儿了。]因此,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员,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一份维拉科特制作的德累斯顿古本的复制品,把它借给了我。

我又重新把计算搞了一遍,实际上我比上次又有了一点发现:我琢磨出那些“滑稽的数”,实际上是接近于正确周期(583.923)的什么数的整数倍,而我以前以为那些数是错误的——玛雅人已经意识到584不怎么对劲!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座之后,拜尔教授送给我一些彩色的德累斯顿古本的复制品。几个月后,加州理工学院希望我给帕萨迪纳的公众上同样的课。罗伯特·罗文(Robert Rowan),一个房地产商,借给了我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玛雅神石刻像和陶俑,好在加州理工学院上课用。把那种东西带出墨西哥,多半是非常违法的。那些东西价值太高,我们雇了保镖善加保护。

在加州理工学院讲课的前几天,《纽约时报》大肆炒作,报道说,一个新古本已经被发现。当时,已知存世的古本只有三份(其余两个,很难弄明白)——成千上万的古本,都被西班牙牧师当作“魔鬼之书”付之一炬。我有个堂姐妹在美联社工作,为我搞到了一张《纽约时报》发表的新古本的一张照片,我把它做成幻灯片,也用在我的讲座中。

这个新古本,是个冒牌货。我在讲座中指出,其中的数字,在书法风格上,类似于马德里古本,但确实是236、90、250和8——这也巧合得离奇了!在成千上万的原书当中,我们又得到了另外一个片断,上面的东西却跟原来那个片断上的东西一模一样!很明显,又是那样,拼凑起来的破玩意儿,没有一点儿真东西。

那些制造赝品的家伙,从来没有胆量捏造某种真正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发现了某种确实是新的东西,它必得有点儿不同的东西。真能骗人的东西,应该打火星周期这种东西的主意,炮制一个神话,与之相辅相成,然后再画些和这个神话有关的图案,图案上有些正对火星合适的数字——不能搞得太明显;最好是弄一些周期倍数表,其中还得有一些神秘的“错误”,等等。数字需要花点儿力气才能搞出来。这样,大家就会说:“嚯!这玩意儿和火星有关系!”除此之外,里头还得有不少东西,没办法理解,跟以前看到的东西不完全一样。那样才能制造一个好的冒牌货。

我从“破解玛雅象形文字”的讲座中,得到好大的快乐。我又一次越俎代庖。大家鱼贯而入讲座大厅的时候,顺便浏览三个玻璃展柜,穿制服的武装保安看着呢,大家对德累斯顿古本彩色复制品和真正的玛雅古物啧啧称奇。他们听这个领域的一个业余爱好者讲玛雅人的数学和天文学,一听就是两小时(这个家伙甚至告诉他们怎么甄别伪造的古本),听完了,他们出去了,又欣赏玻璃展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默里·盖尔曼讲了六次系列讲座,讲的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之间的语言学关系,讲得天花乱坠。 4oqnDuLQ1NTn6HVhsg6eZabD4BLTAikSfLFuwVmkiChQNuTdMGz6ORtFOZkwOZbT



巴黎见分晓

我讲了一个物理学的系列讲座,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Addison-Wesley Company)把它搞成了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书的封面应该弄成什么样子。我认为,因为那个讲座是真实世界和数学之间的联系,那么弄一个鼓的图画儿,在鼓的上面再弄一些数学图形——圆圈儿、直线什么的,表示从震动的鼓膜上飞出的鼓点儿,书里讨论过鼓点儿,这或许是个好主意。

书出来的时候,封面是简单的红色,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前言那儿,有一幅我打鼓的照片。我认为,他们把那照片放那儿,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想头:“作者本人希望书里什么地方有面鼓嘛。”无论如何,人人都会迷惑不解:为什么那幅我打鼓的照片出现在“费曼讲座”的前言里,因为这照片里没有什么数学图形,也没有别的点题的东西。(我喜欢打鼓,这不假,但那是另一档子事儿。)

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压力很大,没什么法子自我娱乐;没电影什么的。但我在那个以前是男子中学的地方,发现了几个鼓,于是善而藏之。洛斯阿拉莫斯在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那儿有许多印第安人的村子。因此,我就自己找乐子——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有的时候和别的家伙——只是想闹点儿动静出来,打那些鼓。我不知道什么特别的节奏,但是印第安人的鼓点儿相当简单,鼓却不错,我玩得挺高兴。

有的时候,我带着几个鼓,到远处的树林子里,免得烦扰别人。

我就用一根棍子,边打边唱。我记得,有个晚上,绕着一棵树转圈儿,一边打鼓,一边仰望月亮,假装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有一天,一个家伙来对我说:“感恩节前后,你没去树林子打鼓,是吧?”

“去了,是我打的,”

“噢!这么说,我老婆说对了!”接着他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

一天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乐之声,就到了楼上去找另一个家伙,那个家伙也听到了。你该记得,这些家伙都是从西边来的。他们对印第安人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兴趣不小: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仪式,或者在做什么高兴的事儿,这两个主儿就决定过去看个究竟。

他们往前走的时候,走得越近,鼓声就越大,他们开始紧张了。他们想起印第安人多半在外围安排了放哨的,免得别人惊扰他们的仪式。于是他们匍匐在地,循迹前往,直到声音显然就在下一个山头的后面。他们爬到山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有一个印第安人,自顾自地在那儿举行仪式——绕着树跳舞,还用棍子打鼓,还唱着颂神之歌。两个家伙悄悄地屈身而退,因为他们不想惊动他:他多半是在发某种咒语什么的。

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老婆,老婆们说:“哈,一定是费曼——他喜欢打鼓。”

“别胡扯了!”两个男人说,“即使是费曼,也不会疯到那个份儿上!”

因此下个星期,他们就着手把谁是那个印第安人这事儿弄清楚。附近的印第安保留地的几个印第安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于是他们就问一个在技术区当技师的印第安人,那能是谁啊。这个印第安人问了一圈儿,但别的印第安人都不知道那可能是谁,但有个印第安人是例外,没人能跟他讲话。他是个了解自己民族的印第安人:他背后有两条大辫子,头高高地昂起;无论什么时候他走到哪儿,都是高视阔步,器宇轩昂,独自一人;没人可以和他说话。走到他跟前去问点儿事儿,你会害怕的;他太威严了。他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没人有胆量去跟这位印第安人打听事儿,他们断定树林子里的那位,必定是他了。(得知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位典型的印第安人,这么一位魅力十足的印第安人,一位我可能是他的印第安人,我很高兴。被人错认成他,太光荣了。)

那个问过我的伙计,心有不甘——丈夫总是乐于证明妻子不对——正如丈夫经常发现的那样,他发现他老婆说得相当对啊。

我鼓打得相当好了,有聚会的时候,我就打。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只是打出点儿节奏——结果我打鼓打出了名声:在洛斯阿拉莫斯这地方,人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等战争结束,我们重返“文明”世界,在洛斯阿拉莫斯那儿的人,跟我逗乐儿说,我再也不会打鼓了,因为鼓的动静也太聒人了。还因为我想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那儿当个体面的教授,指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把我待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候买的鼓卖掉。

第二年夏天,我回到了新墨西哥州,去写报告,等我又看到了那些鼓的时候,我就技痒难耐了。我又买了个鼓,心里想:“这次我要把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可以看看它。”

到康奈尔大学那年,我的那套小单元房是在一个大楼房里。我把鼓放在那儿,只是为了看看,但是,有一天,我确实忍不住了:我说:“也罢,我只是得小声点儿敲……”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鼓夹在两腿之间,用手指头轻轻敲击:叭叭叭、叭嘟叭。然后,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儿——这也够诱惑我的了!我再大点儿声音,梆!——电话响了。

“哈喽?”

“俺是你的房东啊。是你在下面打鼓吗?”

“是;非常对不……”

“这也太好听了啊。俺能下去凑近点儿听听吗?”

从那次以后,我一打鼓,我的女房东就下楼来听。这样就无所顾忌了。从此以后,我有得玩儿了,打鼓。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比属刚果来的女士,她给了我几张为做人种学研究用的唱片。在那年头,那种唱片稀奇,上头是非洲牧牛人和其他部落的鼓乐。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牧牛人鼓手,我也经常模仿他们——模仿得不十分像,但听起来像是那么个动静——我因此也搞出了不少节奏。

有一次,我在娱乐厅,深夜,没几个人,我拿了个垃圾桶,开始敲打桶底。楼底下的一个家伙跑上来,说:“嗨!你打鼓啊!”说来说去,他才是个真懂打鼓的,他教我怎么演奏古巴手鼓(Bongo)。

音乐系有个家伙,收藏了一些非洲音乐唱片,我就到他家里打鼓。他还为我录了音,后来在他的晚会上,他玩儿一个游戏,名叫“非洲还是伊萨卡?”他放一些鼓乐,然后让大家猜,你听到的那个音乐,是在非洲大陆上弄出来的,还是本地的土产。这就是说,我那时候,相当擅长模仿非洲音乐。

等我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我经常到落日带那地方去。有一次,那儿有一群鼓手,领头的是从尼日利亚来的一个大块头伙计,名叫尤卡努(Ukonu),在一个夜总会里奏的那个鼓乐,真叫妙——只有打击乐。那位副头,对我尤其好。邀请我上台和他们一起演奏点儿东西。于是我走到台上。和别的家伙们一起打了一阵子鼓。

我问副头,尤卡努可曾授课,他说,对。因此,我经常到尤卡努住处去,那地方离世纪大道(Century Boulevard)很近(那就是后来的瓦特骚乱 发生的地方),去听打鼓的课。课上得不太有效:他四处乱转,跟别人说话,各种各样的事情时不时地来打岔儿。但等他们工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我跟他学了不少。

尤卡努住处附近的舞会,白人没几个,但和今天相比,舞会悠闲得多。有一次,我们搞了个打鼓比赛,我打得不太好。他们说我鼓打得太“书生气”,他们的冲劲儿足得多。

有一天,那是加州理工学院,有人给我打电话,语气严肃。

“我是技校的校长特劳布律治(Trowbridge)先生。”这是个很小的私立技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斜对面。特劳布律治校长继续官腔十足地说:“我这儿有您的一位朋友,他想跟您说句话。”

“说吧。”

“哈喽,迪克!”是尤卡努啊!原来技校的校长,不像他把自己造作的那么官腔,他非常幽默。尤卡努到那个学校去为孩子们演奏,因此他请我过去,跟他同台演出。于是我们就一块儿为孩子们演奏了:我打古巴小鼓(放在我办公室的那个),来给他的大檀巴(tumba)鼓伴奏。

尤卡努定期做的一件事儿,是到许多学校谈非洲鼓,鼓点儿是什么意思,谈音乐。他性格很好,笑容如菊: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他鼓打得摄人魂魄——他出过唱片——却在这儿学医。在尼日利亚爆发了战争的时候——或许是在战争之前——他回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尤卡努离开之后,我鼓打得不多了,除了偶尔在晚会上打打,给大家助助兴而已。有一次,我在罗伯特·莱顿(Leighton)家做客吃饭,他儿子拉尔夫和一个朋友,问我想不想打鼓。想到他们这是要我唱独角戏,我说不想。但他们接着就在几个小木头桌子上敲开了鼓点儿,这我就忍不住了:我也拉来张桌子,我们三个在这些小木头桌子上演奏,弄出好些非常有意思的声音。

拉尔夫和他的朋友汤姆·鲁提少瑟(Tom Rutishauser)都喜欢打鼓,我们开始每周聚会,即兴演奏,琢磨节奏,弄点儿玩意儿。这两个家伙是真正的音乐家:拉尔夫弹钢琴,汤姆拉大提琴。我干的,是节奏,音乐我是一窍不通,在我看来,我打的节奏不过是不同音高的鼓点儿而已。但我们搞出了许多很好的节奏,还在几个学校演奏来逗孩子们开心。我们还在当地一个学院的舞蹈班演奏节奏——我在布鲁克林工作的那一阵子,也这么寻开心——我们自称“三夸克乐队”,因此你可以琢磨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讲课,他们在地下室里举办了个晚会,一个真正火辣的摇滚风格的乐队在演奏。这个乐队蛮不错:他们有一副多余的颈铃放在那儿,他们怂恿我玩这个东西。我于是就玩了一会儿,因为他们的音乐节奏感太强(颈铃只是个陪衬——你不会把音乐搞乱),我还真玩得起劲了。

晚会结束后,组织晚会的那家伙告诉我,乐队长说:“嚯!那个过来玩颈铃的家伙是谁啊!他还真能用那么个玩意儿弄出个节奏来!顺便问一句,这个晚会是为一个大人物开的——你知道,他压根儿没来,我还没看见他是谁呢!”

加州理工学院有个剧团。有些演员是学院的学生;另外一些是从外边来的。每当有个小角色,比方说,一个警察,要来逮捕一个人,他们就让一个教授来演。这总是个很有效果的玩笑——教授上台了,抓走个人,又下台了。

几年前,这个剧团正在演《男生和女生》(Guys and Dolls),有一场戏,是男主角把个女孩儿带到了哈瓦那,他们在一个夜总会里。导演认为,让我来演戏台上的这个夜总会里的一个邦戈鼓手,这个主意不赖。

第一次排练,我去了,正在导演的那个女士,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把乐谱拿给你看看。”

哎哟,我可傻眼了。我不会读乐谱;我还以为,我做的不过是到台子上弄出点动静而已。

杰克坐在钢琴跟前,他指了指乐谱,说:“好了,你从这儿开始,你看,你弄这个。然后呢,我弹卟啷、卟啷、卟啷。”——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他翻开这一页。“然后呢,你演奏这个,接着我们俩都停下来,让他们念台词儿,看到吧,就这儿。”——他又翻了几页,说:“最后,你演奏这个。”

他给我看的这种“音乐”,是某种发疯的小×,夹在竖线和横线之间。他一个劲儿跟我说这玩意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呢;要我记住这个,完全不可能。

幸运的是,第二天我病了,不能参加下次排练了。我求我的朋友拉尔夫替我去,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他该知道那都是什么玩意儿。拉尔夫回来说:“事情不是那么糟糕。首先,在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弄得准才行——因为是你为乐队其他人定节奏的,好让他们踩着点儿跟进来。但是,等乐队进来了,那就类似于即兴演奏了,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为台词停一停,但是,根据乐队指挥的手势,我觉得我们能琢磨出什么时候该停。”

可同时我已经让导演接受拉尔夫了,这么说,我们两个都得上台了。他打檀巴,我打手鼓——这使我觉得容易得太多了。

拉尔夫告诉我这个节奏是怎么个样子。那一定只敲二十或三十下,但不可多敲,也不可少敲。我从来也没像这样玩儿过,敲准了,还真不容易。拉尔夫耐着性子给我解释,“左手,再右手,再双手,然后右手……”我干得很卖力,最后,慢慢地,我开始能把节奏刚好敲得准。这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好多天——才掌握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排练,发现了那儿有个新鼓手——一直在那儿的那个鼓手,干别的去了——我们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嗨。在哈瓦那那场上台的,就是我们俩。”

“哦。嗨。让我在这儿找找那场……”他翻到那场戏在的那一页,摸出鼓槌,说:“哦,这一场,是由你们起头儿的,这么弄……”他拿鼓槌敲鼓边儿,乒梆、梆啊梆、乒啊乒、梆梆,快得不能再快了,他眼还看着乐谱呢!没治了!我忙活了四天啊,才搞准了那个鬼节奏,他却信手就打起来!

无论怎么说,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练习,我最后也打得准了,而且真在剧里打呢。演出非常成功:人人都喜欢看这位教授在台上打手鼓,音乐也不那么坏;但是,开头那部分,不能乱改的:真是难。

在哈瓦那夜总会那场戏里,几个学生必须按照舞蹈设计来跳某种舞。因此,导演找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一家伙的妻子,那个时候,她在“环球电影厂”(Universal Studios)当编舞,来教小伙子们怎么跳。她喜欢我们的鼓乐。等戏演完了,她问我们愿不愿意为旧金山的一个芭蕾舞团打鼓。

“什么?”

是的。她即将到旧金山,为那儿的一个小芭蕾舞学校的一个芭蕾舞当编舞。她想创造这么一种芭蕾舞,音乐全是打击乐。她希望拉尔夫和我,在她启程之前,到她家一趟,去演奏一下我们知道的不同的节奏。根据我们打的节奏,她将编一个与节奏相配的故事。

拉尔夫有点儿担心,但我唆使他去冒这个险。然而,我强烈要求她不要告诉那儿的任何人,说我是物理学教授,诺贝尔奖的得主,或者什么其他的大腕儿。正如塞缪尔·约翰逊 所言,如果你看到一条狗用两条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多么好,而是它竟然那么个走法。我愿意打鼓,但我打鼓仅仅是打而已。如果大家把我当成个喜欢打打鼓的物理学教授,我就不喜欢了;我们就是她在洛斯阿拉莫斯找到的音乐家嘛,到这儿来演奏他们作的这个鼓乐。

于是我们就去了她家,演奏了我们编的好多种节奏。她做了记录,很快地,就在当天晚上,她脑袋里捏造出了个故事,说:“得,这一段,我要求重复五十二次;那一段,四十小节长;还有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我们回家了,第二天晚上在拉尔夫家里录了一盘磁带。我们花了几分钟,演奏了全部的节奏,然后拉尔夫用他的录音机剪剪接接,让每段长度合适。她动身的时候,带了一份我们的磁带,开始在旧金山训练她的舞蹈家们。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练习磁带上的那些东西:这一段,循环五十二次,那一段,循环四十次,等等。我们当时即兴演奏的东西(又经过剪辑),现在却不得不亦步亦趋地学会。我们不得不模仿我们自己的倒霉磁带!

节拍掐得准,是个大问题。我认为拉尔夫会知道怎么个弄法,因为他是个音乐家嘛,可我俩都发现这事儿滑稽。在我们的脑袋里,“演奏部门”也是管掐节拍的“说话部门”——我们不可能同时又演奏,又数节拍!

等我们到旧金山进行首次排练的时候,我们发现,看着舞蹈演员,我们就不必掐节拍了,因为舞蹈演员的动作是有章可循的。

因为人家把咱们当成了专业音乐家,而我不是,我们遭遇了许多事儿。比方说,有一场戏,说的是一个乞讨的妇女,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就在那海滩上,她们在这个芭蕾舞剧一开始的时候就上场了。编舞用来创造这一场景的那个音乐,用的那个特别的鼓,是拉尔夫和他爸爸在好几年前以业余手法造的一个东西,我们怎么也不能让它弄出好听的声音来。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坐着椅子面对面,把这个“神经错乱的鼓”夹在我们的膝盖中间,一个家伙打,哔嗒、哔嗒、哔嗒、哔嗒、哔嗒,用手指快快地打,不停地打,另一个伙计,用两只手在不同的地方挤压这个鼓,它就会变调儿。它现在就弄出这种怪有意思的动静:卟嗒、卟嗒、卟嗒、哔嗒、呗嗒、呗嗒、呗嗒、哔嗒、卟嗒、卟嗒、卟嗒、吧嗒。

好了,演丐妇的那个舞蹈演员,希望音乐有起有伏,来应和她的舞蹈(我们的磁带上的鼓乐,和这场不搭界),于是她就进一步为我们解释她要怎么跳:“首先,我这样做这四个动作;然后呢,我这样前倾,筛沙,筛八个数;然后呢,我站起来,再这么个转法。”孙子才跟得上这一大套,于是我打断她的话头。

“你只管去跳,我随着你演奏。”

“但你不想知道这个舞是怎么往下走的吗?你瞧,等我筛了第二下沙的时候,我就这么个样子来它八下。”这没用。我什么玩意儿也记不住,我又想打断她,但是接着就有这么个问题:我看起来不像个真正的音乐家啊!

很好,拉尔夫非常圆滑地给我打圆场,他解释说:“对这种情况,费曼先生有独特的处理技巧:在他看着你跳的时候,他宁愿把这个舞蹈的动力学原则,直接地、直觉地,发展出来。让咱们像那样试一把,要是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再作修正。”

噢,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可以预见她下面怎么个跳法。如果她要去挖沙,她会摆出个往沙里拱的架势;每一个动作,都是平滑的,都在你的预料之中,这我就非常容易用手弄出卟呲和卟啥啥和卟嗒嘶和哔嗒嘶这样的声音,和她正在弄的舞蹈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对此很满意。我们就这么混过去了,差点儿露馅儿。

这个芭蕾舞,算是成功的。尽管观众不多,那些来看演出的人,非常喜欢它。

在我们到旧金山排练和演出之前,我们对这整个主意,把握不大。我的意思是,这位编舞愚不可及:首先,这个芭蕾舞只有打击乐;其次,我们还没好到能为芭蕾舞作曲的地步,无功受禄,实在是疯了!就我而言,我从来没有什么“文化”,到头来却为一个芭蕾舞当起了职业音乐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嘛。

我们原以为她找不到愿意随着我们的鼓乐跳舞的芭蕾舞演员。(事实上,就有一位是来自巴西的大明星,葡萄牙领事夫人,认为她跳这个舞,掉价儿。)但其他的舞蹈家好像非常喜欢它,当我们在第一次排练中为她们伴奏的时候,我心甚慰。当她们听到我们的节奏真正是怎么个动静的时候(此前,她们一直用一个小卡式录音机来听我们的磁带罢了),她们所感到的那种愉悦,是发自心底的;当我看到她们对我们的现场演奏是怎么样反应的时候,我信心大增。从看演出的人们的评论来看,我们意识到,我们大功告成了。

这位编舞想在第二年开春,还用我们的鼓乐搞另外一个芭蕾舞,于是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这个程序。我们录了个磁带,节奏更多,她也捏造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一次,背景是在非洲。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芒格(Munger)教授谈过,学会了几个真正的非洲短语,好在开头儿时唱(噶哇—巴女吗—噶哇—喔,或者类似这么一种调子吧),我练习发音,练到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儿。

后来,我们到了旧金山排练了几场。我们刚到的时候,发现她们有个麻烦。她们不知道怎么把象牙弄在台子上好看。她们用纸糊的象牙太难看;在这种象牙面前跳舞,几个舞蹈演员都觉得尴尬。

我们没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只是静观表演家们下星期来排练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儿。与此同时,我安排好了去访问维尔纳·埃哈德(Werner Erhard)教授,我是在他主办的一个会上认识他的。我在他漂亮的家里坐着,听他给我解释什么哲学或者观念,突然之间,我一下子进入了催眠状态。

“你这是怎么了?”

我爆着眼珠子叫:“象牙!”就在他身后,在地板上,放着一些巨大、粗壮、漂亮的象牙!

他把象牙借给了我们。这些象牙,在戏台上漂亮极了(演员们松了一口气):真正的象牙,超大的象牙,谢谢维尔纳·埃哈德的好意。

我们的编舞转移到了东海岸,在那儿上演他的加勒比芭蕾舞。我们后来听说,她用那个芭蕾舞参加全美国的编舞大赛,得了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受了这一次成功的鼓舞,她参加了另一次比赛,这次是在巴黎,是全世界的编舞大赛啊。她带去了我们在旧金山录制的一盘高质量录音带,在法国那儿训练几个舞蹈演员,来演出那个芭蕾舞的一个小片断——她就是那么进入大赛的。

她干得真不赖。她进入了最后一轮,剩下的只有两个团——拉脱维亚的一个团,用正统的舞蹈演员,跳标准的芭蕾舞,伴以漂亮的古典音乐;一个美国的团,独行其是,只用两个演员,是她在巴黎训练的,跳的那个芭蕾舞,除了鼓乐,没有别的。

观众最喜欢她,可是那个比赛,不看谁最受欢迎,评委们判拉脱维亚人获胜。她后来去找评委,想知道她的芭蕾舞,弱点何在。

“哦,夫人,音乐不太令人满意,不够细腻。渐强音控制欠佳……”

如此说来,我们起码可以发现:等我们来到那些真有文化的巴黎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懂得鼓乐,我们就不及格了。 4oqnDuLQ1NTn6HVhsg6eZabD4BLTAikSfLFuwVmkiChQNuTdMGz6ORtFOZkwOZ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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