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送自己一个充满疯狂爱欲的夜晚。我记起了罗莎·卡瓦尔卡斯，那个地下妓院的老鸨，当初一有新来的好姑娘她就马上通知信誉良好的顾客。我从未屈从于这一招或她的任何一个下流诱惑，但她还是不相信我原则的纯洁性。道德这事儿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她坏笑道，你等着瞧吧。她大约只比我小一点儿，多年没有消息，已经死了也说不定。但电话铃刚响一声，我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废话不说，我开门见山：

“就是今天了。”

她叹一口气道：哎哟，我忧郁的学究，你消失了二十年，一回来就只想跟我要些不可能的。她旋即恢复了自己的老练架势，给我报上了六七个讨喜的选择，但，她们都是被用过的。我拒不接受，坚持必须是处女且必须是今晚。她警觉地问我：你想证明什么？没什么，我答道，感觉最痛之处被刺中，我清楚自己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她无动于衷地说，学者们无所不知，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世界上最后的“处女”只剩你们这种生在八月的处女座的人了。为什么不能多给我点儿时间？灵感来前不打招呼，我对她说。但它没准儿可以等，她应道，语气一如既往，显得比任何男人都更渊博，她请我多宽限哪怕两天的工夫，好让她深入市场一探究竟。我严肃地驳回了她的请求：做这种交易，在我这个年纪，一小时等于一年。那就没戏了，她不带一丝犹豫地说，但是不要紧，这样才最带劲儿，真见鬼，我一小时内打给你。

我不用多说，因为远远就能看出：我丑陋、腼腆又过时。但我不想这样，于是努力往一切相反的方向伪装。直到今天，我才下决心坦然面对自己，即使只是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我之所以从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说起，是因为从今天看回去，那是一段新生命的起点，而通常在这个年纪，多数人都已经死去。

我住在殖民时期一栋向阳的房子里，在圣尼古拉斯公园一侧，我在这儿度过了生命里的每一天，没有女人也没有财富，我的父母曾在此生活又在此死去，我本也打算在这儿孤独终老，就在我出生的那张床上，在某个我希望晚点儿到来的日子里毫无痛苦地离去。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竞拍中买下了它，把底层租给一个在那儿开奢侈品店的意大利财团，二层留着以便和其中一个富商的千金芙萝莉娜·德迪奥斯·卡尔加曼托斯喜结良缘，她是引人瞩目的莫扎特演奏者，是通晓多种语言的加里波第拥护者，是这座城市里拥有无双天资的绝代美人：我的母亲。

房子宽敞明亮，有粉刷过的拱顶和棋盘式的佛罗伦萨马赛克地板，四扇玻璃门开向贯通的长阳台，三月的夜晚，母亲会和她的意大利表姐妹们坐在那儿唱爱情咏叹调。从那里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雕像，更远处是码头边的仓库和马格达莱纳河宽广的地平线，自那里仍须流过二十西班牙里，河水才能汇入海洋。房子唯一的缺点，是每日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会依次照进每扇窗户，因此，要想在炽热的阴影中睡个午觉，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关严。在三十二岁落得孤身一人时，我搬入父母先前的卧室，打通一扇去往书房的门，开始变卖生活中渐渐用不上了的东西，最后几乎所有物件都被处理掉了，只剩下书和那架自动钢琴。

有四十年我一直是《拉巴斯日报》的电讯编辑，那时的新闻简讯通过短波或摩斯密码穿梭于空中，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捕捉世界新闻并将之重组编写成给本地人看的文章。如今，依靠那份不复存在的职业支付的养老金，我勉强负担着自己的生活；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语法所带来的退休金更是微薄，而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毫无懈怠地撰写的周日专栏仅能得到微乎其微的报酬；更不用说那些免费发表的音乐戏剧简报，每当杰出的艺术家到来，我都自愿提笔，分文不取。虽然除码字之外什么都没做过，我却不曾有小说家的抱负与能力，我完全不在乎戏剧创作法则，能在这个行业谋生全凭我此生博览群书而得的启迪。说白了，我就是个没优点没光彩最没用的人，若不是我随后要竭力讲述的这个我回忆中伟大的爱的故事，我将没有任何东西能流传后世。

九十岁生日这天，如往常一样，我在早上五点醒来。星期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完成将发表于周日版《拉巴斯日报》上的固定专栏。清晨的种种征兆毫无例外地预示了不幸：自黎明开始骨痛便已发作，肛门也刺烫难忍，在连续三个月的干旱后，暴雨的雷鸣终于开始轰轰作响。我把咖啡煮上，去洗了个澡，出来后加了蜂蜜，就着两片木薯面饼喝下了甜甜的一杯，然后穿上了粗布连衫家居裤。

那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我从没想过年龄能像屋顶的窟窿一样，指示着一个人还有多久可活。小时候就听说，一个人死后如果头发里生出的跳蚤恐慌地逃到枕头上，会使其家族蒙羞，我生怕这倒霉事儿发生在我身上，于是警惕地剃短了头发才去上学，剩下的那点儿毛也要用犬类除蚤皂来清洗。这说明——我现在这么告诉自己——从小我的羞耻意识就比死亡意识更强烈。

几个月前我就预料到，自己的生日专栏不会像老套的文章那样哀叹时光的流逝，而是正好相反：赞美年华的老去。文章开头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我想是在那天之前不久：四十二岁那年，我忍着几乎令我窒息的背痛去找医生，但那并没引起他的重视。“就是您这岁数正常的疼痛。”他对我说。

“这样的话，”我应道，“是我的岁数不正常了。”

医生同情地冲我一笑：“我看您是个哲学家。”他对我说。那是我第一次从衰老的意义上思考我的年龄问题，但转眼也就把它忘了。我习惯了每天早上伴着不同的疼痛醒来，随着岁月流逝，疼痛不断变换着位置和方式。有时，好像死亡的魔爪伸过来了，但第二天又会消失。那时候我听说，人衰老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于是我想我必是注定了要永葆青春，因为我的这张马脸永远都不可能像我父亲那加勒比风格的粗硬样貌或是我母亲那带罗马帝国气息的面容。事实上，那些最早的变化缓慢到几乎难以洞悉，当一个人内心仍感觉一切如故时，他人却能从其外表察觉到改变的发生。

当我年过五旬，发觉自己的记忆里出现了空白，便开始想象衰老的样子。我会在家中四处寻找眼镜最后发现它就戴在眼前，会戴着它钻进淋浴间，还会在架起老花镜时忘记把近视镜先拿下来。有一天我吃了两顿早饭，因为我把第一顿忘记了。当我给朋友们重复讲前一周已讲过的故事时，他们都不敢提醒我，以至于我甚至学会了分辨他们警觉的神色。为此，我在心里列了一份熟悉面孔的清单，还有一份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在问候对方的时候，我却不能把脸和名字对上号。

性龄问题从未困扰过我，因为我的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她们而非我自己，只要她们想，就知道怎么去做和为什么去做。现在的我会嘲笑那些向医生咨询的八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被某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坏了，却不知到了九十岁事情会更糟，但这并不重要：这是活着的风险。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生命的胜利：老人们在无足轻重的事上失去了记忆，但对真正感兴趣的事却很少迷糊。西塞罗一句话就将之说清道明：没有老人会忘记自己的宝贝藏在哪里。

带着这般思索，我完成了专栏的初稿，此时，八月的太阳在公园的巴旦杏树林与内河邮政船间爆射出了光芒，那艘船因干旱而迟到了一个星期，正咆哮着驶入港口的水道。我想，我的九十岁到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不会试图去知道，自己为什么决定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电话，让她帮我用一个放荡的夜晚来纪念我的生辰，但在那毁灭性的召唤下我就是这么做了。多年来我让身体保持着圣洁的安宁，一心只在我的典藏书籍中重游徜徉，或是聆听我私人频道中的高雅乐章，但那天的欲望却仿佛上帝口谕般令人急不可待。打完那通电话，我便再也写不下去了。我把吊床挂在书房一个晒不到清晨阳光的角落里，躺在那儿，胸口被等待的渴望压迫着。

我曾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有个才貌出众、在五十岁时被肺痨夺去了生命的母亲，还有个墨守成规、从未犯过错误、在某天清晨躺在自己的鳏夫床上离世的父亲，他走的那天人们签订了《尼兰迪亚协定》，结束了千日战争和之前那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一种未被预见也未被期望的方式改变了这座城市。无论本地人或异乡人皆因它的纯良民风和纯净阳光而热爱着这座我的灵魂之城，而大批被解放了的女性则让安恰大街，也就是后来的阿贝约路，现在叫哥伦布大道的地方的酒馆肆意红火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和不用付钱的女人睡过觉，至于少数几个不干这行的，我也会用道理说服或以蛮力强迫她们收下报酬，尽管这些钱随后就会被她们扔进垃圾堆。我从二十岁左右开始做记录，包含名字、年龄、地点以及对情境和风格的简要提示。到五十岁时，我已经分别和五百一十四个女人至少睡过一次了。当我的身子已经不再能应付这么多女人，不用纸我也可以继续数算下去了，我便停止了记录。我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不曾参加多人狂欢，也从未在公共场合与人淫乐，我没有分享过秘密也未曾向人讲述过任何灵与肉的冒险之旅，因为从年轻时起我就明白：凡事皆有报应。

唯一例外的，是多年来我与忠诚的达米亚娜之间保持的关系。那时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很像印第安人，强壮而粗野，话语简短而决绝，为了不打扰我写作，总是光着脚走路。我记得当时自己正在走廊的吊床上读《朝气蓬勃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不经意间看见她正在洗衣池边倾着身子，短衬裙将她丰美的曲线暴露在外。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浪袭来，我一把掀起她的裙子，将她的内裤拽至膝盖，从后面发起了进攻。唉，老爷，她发出凄郁的哀叹，那里不是用来进而是用来出的。一阵深深的震颤让她的身体发起抖来，但她定定地站着没动。我为侮辱了她而感到羞耻，便想付给她两倍于当时头牌的报酬，但她分文未取，我只好增加了她的工钱，按每月一次的标准，每次都在她洗衣时，每次都从背后。

有一回我想到，那些关于床事的记录可被当作很好的素材用于讲述我堕落生命中的不幸，题目从天而降：“苦妓回忆录”。在公众面前我的生活了无生趣：不过是一个父母双亡、没有未来的光棍儿，一名四次入围西印度卡塔赫纳诗歌节的平庸记者，一个丑得经典到成为漫画家宠儿的人。可以这么说：自从十九岁那年的一个下午，母亲拉着我的手来到拉巴斯日报社，想看看能否发表我在西班牙语和修辞课上所写的校园生活报道开始，我的生活就变得无可救药了。那篇文章周日便被刊登了出来，社长还为它作了满怀希望的序言。多年以后，当我知道母亲为那次和随后的七次发表都掏了钱时，已经用不着羞愧了，因为我每周的专栏已靠自己的翅膀飞上了天，除此之外，我还做了电讯编辑和乐评人。

在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学士学位后，我便开始同时在三所公立学校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我是个糟糕的老师，没有接受过培训，没有天分，对那些把去学校当作逃离父母专制最简单的方法的可怜学生也不怀丝毫怜爱。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用我的戒尺威逼恐吓，让他们至少能从我这里学到我最喜爱的诗歌：法比奥，哦，真心痛，这些，你现在所看到的，孤独的空场，荒芜的山冈，曾是著名的意大利卡。老了以后，我才偶然间得知了学生们在背后给我起的烂绰号：荒芜山冈老师。

这些就是生活给予我的一切，而我也从未做过什么以获取更多。我会在课间吃完午饭，然后在下午六点去新闻编辑部捕捉空中的电讯信号。等到晚上十一点编辑部关门后，我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每星期我都会在红灯区睡两三晚，床伴的数量之多甚至让我两次荣膺年度客户桂冠。在附近的罗马咖啡馆吃完晚饭后，我会随意挑选一家妓院，从后门偷偷溜进去。我本是为了享乐而去，但那最终却变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那些政治大佬没有想到，他们偷偷向自己的一夜情人泄露的国家机密都被一纸板之隔的民意代表听了去。通过这种渠道，我也不可避免地发现，人们认为我之所以过着无可抚慰的单身生活是因为我一直在利用克立门街的那些孤儿来满足自己的鸡奸癖好。幸运的是我把这忘掉了，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也听到了人们谈论我的优点，而我懂得珍惜它们的价值。

我从没有什么挚交，少数几个接近这一称谓的人现在都在纽约。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死去的人，因为我觉得有罪的灵魂都去了那儿，为的是不去承受自己已逝生命的真相。自退休以来我几乎一直无所事事，除了每周五下午给日报交稿，或是尽另一些有一定重要性的义务：在艺术学院听音乐会，在我作为创办人之一建立的艺术中心看画展，或者出席公共改革发展委员会的某些公众会议，再或者去参加一些大的活动，比如阿波罗剧院举办的法布雷加斯演出季。年轻时我会去露天电影院，在那里人们可能会看到令人惊奇的月食，也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出令人惊恐的双肺炎。但比起电影来，我对那些夜晚的流莺更感兴趣，因为用买一张门票的钱就可以和她们上床，有时你甚至不用付钱或者可以赊账。现在电影院已不再是我的乐园：秀兰·邓波儿的风骚浇灭了我最后的一点儿兴趣。

我只出过几回远门：三十岁之前参加了四次西印度卡塔赫纳诗歌节，还有一次受萨克拉门托·蒙铁尔邀请去参加他在圣玛尔塔一家妓院的开业典礼，在一艘摩托艇上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至于在家里时，我吃得很少，也从不挑剔。自从达米亚娜已经老得不能做饭以后，我每天唯一的一顿正餐便是从报社下班后在罗马咖啡馆吃的土豆饼。

就这样，在九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没有吃午饭，也无法专心阅读，只盼着罗莎·卡瓦尔卡斯的消息。知了在午后两点的燥热中叫得人心烦欲裂，透过敞开的窗户，阳光不断移动，让我不得不给吊床换了三次地方。我总觉得自己的生日是全年最热的一天，虽然已经学会了忍受这一点，我这天的情绪仍难以安抚。四点钟时，我试着用堂巴勃罗·卡萨尔斯最终版本的巴赫六组大提琴无伴奏曲使自己平静下来。虽说被我视为一切音乐中最智慧的旋律，它们非但未能如往日般给我宽慰，反而将我推入了颓靡至极的状态中。第二曲的曲调在我听来有些慵懒，其间我睡着了，在梦里，我将大提琴的哀鸣与一艘离去的悲伤航船的呜咽混在了一起。就在这时，电话铃把我吵醒了，罗莎·卡瓦尔卡斯锈迹斑斑的声音让我活了过来。你真是走了狗屎运，她对我说。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期望的还要好的雏儿，就是有点儿麻烦，她还不到十四岁。我不在乎要给人换尿布，我没懂她的意思，开玩笑似的说。不是担心你，她说，我想问谁给我付三年监狱的钱啊？

没人会为此付钱，当然了，她尤其不会。她靠店里年龄小的那些姑娘收益，领她们入门然后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一个个都变成历史悠久的黑埃乌菲米亚妓院里悲惨的老妓女。她从未交过一次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达官贵人的世外桃源，从政府官员到市长办公室最不起眼的寄生虫都会到这儿来，对这位女主人来说，缺少随心所欲犯罪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她最后一刻的踯躅只是为了从中牟利：罪责越大要价便越高。分歧最后以服务费涨价两比索的方式解决妥当，我们约好晚上十点我到她那儿，要预先支付五比索现金。一分钟都不能早到，因为小姑娘要先哄弟弟妹妹吃饭睡觉，还要照顾因风湿病而瘫痪的母亲上床休息。

还差四个小时。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我心中渐渐涌满了酸涩的泡沫，搅得我难以呼吸。我试着用穿衣打扮的过程来打发时间，但收效甚微。事实上，也没什么新花样，可是就连达米亚娜都说我穿衣的架势像位主教大人。我用理发刀刮了胡子，等着管道里被阳光烤热的洗澡水冷却下来，然后仅仅是费力用毛巾擦干身子就又让我出了一身汗。我穿上能配得上夜晚好运的衣裳：白色亚麻布西装，领口浆过的蓝色条纹衬衫，还配上了中国丝绸的领带，打理得焕然一新、白如锌粉的高帮皮鞋，以及扣在衣领上的一块短链金怀表。最后，我把裤管往里卷了两圈，以免别人注意到我已缩短了一拃的身高。

人们都以为我很吝啬，因为没有人想象得到住在那座宅子里的我竟会这般穷酸，事实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我从移到床下的储钱盒里拿出两比索用于开房，四比索给老鸨，三比索给小姑娘，还有五比索来对付晚餐和其他琐碎的开销。也就是说，报社每月给我周日专栏的十四比索稿酬通通被用上了。我把它们藏进腰带内侧一个隐蔽的小包里，然后喷上了L&K牌的花露水。这时，我感觉到了可怖魔掌的推搡，八点的钟声一响，我便摸黑下了楼，在恐惧的汗水中走向自己生日的璀璨前夕。

天已经凉下来了。哥伦布大道上，成群的单身汉在路中央成列停靠的出租车间为了足球大声争吵。一支铜管乐队在开满花的马桑树的树荫下吹奏着了无生气的华尔兹舞曲。一个正在公证员大街上等待钓上阔佬的穷苦小妓女像往常一样向我借火，而我也一如往昔地回答她：我已经戒烟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了。从金线宫门前路过时，我在明亮的玻璃橱窗上照了照自己，与自我感觉不同，我看起来更老，穿得也更寒碜。

快到十点钟时，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把我载到公共墓园，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实际上要去哪里。他饶有兴致地通过后视镜看了看我，对我说，您别吓我，学者先生，但愿上帝能让我像您一样有活力。在墓园门口我们一起下了车，他没有零钱，我们得到拉顿巴去换一些，清晨的醉汉会在这家穷酸的小酒馆为他们死去的亲友哭泣。结清账后司机严肃地对我说：请小心，先生，罗莎·卡瓦尔卡斯的店连从前的影子都不剩了。我只好对他表示了感谢并开始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深信，对于哥伦布大道上的出租车司机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我走进一片贫民区，这里好像和我从前熟识的那片地方没有了丝毫联系。尽管依然是沙土炽烫的宽敞街道和门户大开的房屋，依然是未刨光的木板隔墙、苦涩的棕榈叶屋顶和碎石铺就的庭院，但人们的生活却不复平静。大部分房屋中都有星期五的欢闹，鼓钹声在人们的内脏中回响。任何人只要付五十生太伏就能参加自己喜欢的狂欢聚会，但也可以在门口的台阶上免费蹭音乐跳舞。我焦急地走着，生怕这片土地把裹在条纹衣裳里的我吞没，然而除了一个靠坐在某座大门旁打瞌睡的消瘦的穆拉托人，没有人注意到我。

“再见了，博士，”他冲我真心实意地喊道，“干得愉快！”

除了对他表示感谢还能做什么呢？我在上坡途中被迫停下来三次调整呼吸，最后终于到达了坡顶。从那里，我看到巨大的铜色月亮正从地平线升起，而后，腹中一阵意外而急迫的翻滚搅起了我对目的地的恐惧，但很快便过去了。到街道尽头，楼区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瓦尔卡斯的店里。

她和从前不一样了。曾几何时，她是最讲究的老鸨，因而也是最有名的。过去的她膀大腰圆，惹得我们想为她冠上女消防队长的名号，一来是因为她身体臃肥，二来则是由于她能迅速解决顾客欲火焚身的问题。然而孤独巧妙地削瘦了她的身躯，揉皱了她的皮肤，磨尖了她的声音，竟使她现在看上去像个老去的小姑娘。她唯一从过去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一口完美的牙齿，为了再添增些许风情，她还把其中一颗镶了金。她仍旧在严格地为与之共度半世纪光景的亡夫服丧，此外还戴着一顶黑色圆帽，以纪念曾在她的不法勾当中给予她协助的已过世的独子。只有那双明澈而残忍的眼睛生动如昔，透过它们，我才发觉她的性情并未改变。

店内的屋顶上悬着苍白的灯泡，货柜里几乎空无一物，甚至没有为这世人皆知却无人承认的臭名昭著的生意打掩护。在我蹑手蹑脚地进去时，罗莎·卡瓦尔卡斯正在招呼一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认出我还是在装样子。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等待她腾出空来，同时试着在记忆里重塑她过去的模样。当我们都还是青壮年时，她曾至少两次解救我于恐惧之中。我觉得她一定是读出了我的心思，因为她转了过来，警觉而紧张地审视了我好一会儿。你没变，她悲哀地叹了口气。我想奉承一下她：你变了，变得更好了。说真的，她回道，你这张死马脸都好像有点儿活气了。大概因为我换了饲料吧，我打趣道。她一下子来了兴致。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根划船奴的棒子，她对我说，它现在怎么样了？我避开问题：我现在跟上次你我相见时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时候肛门烧得慌。她的诊断下得飞快：用少了。我只用它做上帝让它做的事，我对她说。但那儿有时确实烧得厉害，而且总是在月圆的时候。罗莎在她的工具箱里翻了翻，然后打开一小罐绿色的香脂，闻起来像是山金车膏。你让小姑娘用她的小手指抹，她一面说着，一面不知羞耻地用食指做着表现力十足的涂抹动作。我拒绝她说，感谢上帝我现在还不用拿瓜希拉人的药膏来保护自己。于是她嘲笑起来：哎哟，大师，饶了我的命吧。然后就把话题转回到了交易上。

小姑娘从十点钟开始就待在房间里了，她对我说。她漂亮，干净，教养也好，只是怕得要死，因为她有个朋友和一个加伊拉来的码头工人跑了，后来流了两个小时的血。但话说回来，罗莎承认道，这可以理解，因为加伊拉人可是有能让母骡快活的名声啊。她又折回到之前的话题上：小可怜儿，除了这一摊子事，她还得在一家工厂上班，缝一整天的扣子。我不觉得这是多么艰苦的工作。男人们都会这么想，她反驳道，其实那比凿石头还累。她还向我坦白已经给小姑娘喝下了混有缬草的溴化水，现在她已经睡着了。我担心博取同情是另一个加价的诡计，但不是，她说，我一诺千金。规则是固定的：每一项服务单独计费，现金支付，先付款再享受。就是这样。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她的皮肤已经枯萎，行走也因粗棉长袜中的肿胀双腿而变得艰难，这些都让我心酸。满月就要升到天空中央，世界仿佛浸在绿汪汪的水中。店旁有一个棕榈叶搭成的天棚，政府常在那儿举办狂欢活动，因而地上摆满了矮皮凳，柱间系满了吊床。后院是果树林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条走廊，横跨六间未经粉刷的砖坯房，窗上都挂着粗麻布帘子来挡蚊虫。唯一一间被占用的房里灯光暗淡，托尼娅·拉奈格拉正在广播中唱着一首失意爱情的歌曲。罗莎·卡瓦尔卡斯叹了口气道：博莱罗就是生命。我同意她的话，但直到今天才敢把它写下来。她推开门，进去了一下又出来了。她还在睡，她说。只要她的身子需要，你最好让她休息。你的夜比她的长。我有些迷茫：你觉得我该做什么？你会知道的，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平静语气说，你那么博学总是有什么原因的吧。随后便转过身去，把我一人留给恐惧。

没有退路。我揣着茫然的心进了房间，看到了在租来的巨大的床上熟睡的姑娘，她赤裸而无助，宛如初生。她面对门侧躺在那里，被从天花板射下的不放过任何细节的强光照耀着。我在床边坐下凝视着她，五种感官仿佛着了魔。她有着深色的皮肤，让人感觉温暖。已经按照程序给她做了清洁和美容，甚至连她阴部初生的绒毛都没有忽略。还为她卷了头发，用天然的甲油给她的手、脚指甲染了色，但她糖蜜色的肌肤却显得有些干燥和缺乏保养。刚刚开始隆起的乳房还像男孩子的一样，但看上去即将因某种隐秘能量的涌动而爆发。她身体最好的部分是那双会迈出悄无声息步伐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一般。尽管开着电扇，她却浸在闪着磷光的汗水中，夜渐渐深了，闷热愈发难忍。无法想象出那张被胡涂乱抹的面孔的原本模样：用米粉末糊上的厚厚的硬皮儿上有两片补丁似的腮红，假睫毛、眉和眼睑都像被烟熏过一样，双唇涂上了巧克力色的口红，显得肥大。但任何妆扮都无法掩盖她的特点：挺拔的鼻梁，相接的双眉，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幼嫩的斗牛。

十一点时我照常去上了厕所，她那穷人家孩子的衣服按照一种富贵人家的精细规矩叠放在里面的椅子上：一件印有蝴蝶图案的棉布上衣、一条劣质的黄色短裤，还有一双龙舌兰叶编成的草鞋。衣服上放着一只便宜的镯子和一条带圣母像坠的细项链。梳洗台的托架上放着一个手包，里面有一支口红、一盒腮红、一把钥匙和一些零钱。一切都那么廉价，好像快要被用烂的样子，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像她这样穷。

我脱了衣服并尽可能地把它们在衣架上挂好，以免弄皱了丝绸衬衫和熨烫平整的麻布衣裳。为了不把马桶边缘弄脏，我像小时候芙萝莉娜·德迪奥斯教的那样坐在抽水马桶上解了小便，而且，不谦虚地说，我的水柱仍像匹小野马一般迅猛不断。在出去之前我探头看了看洗手池上的镜子。从另一边望向我的那匹马虽说还没有死，却透着阴森的气息，有着教皇一样的颏下垂肉和臃肿的眼皮，从前那一头音乐家般的鬃毛如今也只剩下细细的几缕。

“浑蛋，”我对他说，“如果你不爱我我怎么办？”

我光着身子坐在了床上，尽量不吵醒她。此时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带有欺骗性的红光，于是开始一点一点地打量她。我的食指肚沿着她湿润的后颈滑了下去，她全身从内而外地抖了一下，仿佛一声竖琴的和弦，她轻吐呓语，转向我，将我裹在她酸涩的喘息里。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没有醒，只是在挣脱后把头扭开转过身去了。被一阵意料之外的欲望驱使，我试着用膝盖把她的两腿分开，前两次尝试都被她夹紧的大腿拒绝了。于是我在她耳边唱道：黛尔加迪娜的床被天使围绕。她放松了些。一股热流从我的血管里蹿涌上来，我迟缓的兽性从漫长的睡梦中苏醒了。

黛尔加迪娜，我的心肝儿，我焦渴地哀求着。黛尔加迪娜。她忧郁地呻吟了一声，从我腿间逃开了。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把身子蜷了起来，仿佛一只缩在壳里的蜗牛。缬草药水对我肯定像对她一样有效，因为在她身上、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发生任何事。但我也无所谓。我问自己，在自觉羞耻、伤感、冰冷如一条鲻鱼时把她叫醒又能有什么用呢？

清晰地、不可抵挡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八月二十九日，施洗者圣约翰殉道日的凌晨到了。有人在街上失声痛哭，但无人理会。我为他祷告，也许他会需要；我也为自己祷告，感恩我所获的福泽：谁都不要欺骗自己，不，想想一个人所等待的，将会比他所见过的更持久。小姑娘在梦中呢喃着，于是我也为她祷告：因为一切都将这样过去。我把收音机和灯全关掉之后就睡了。

清晨醒来时我已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小姑娘依然背对着我，以一种胎儿的姿势睡着。我隐约觉得自己曾感觉到她在黑暗中起来过，觉得自己听见了冲水的声音，但那或许只是个梦。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不懂诱惑的诡计，从前总是随意挑选夜伴儿，考虑更多的是价格而不是喜好，然后我们会做无爱之爱，多半连衣裳都不脱光，并且总是在黑暗中，好把对方想象得更好些。那一晚，我发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愉悦，便是在没有欲望相催、没有羞怯阻碍的情形下欣赏一个熟睡女人的身体。

我在五点钟不安地起了床，因为我的周日专栏应该在十二点前送审。伴着月圆带来的烧灼感，我准时完成了大便的排泄，在拉下冲水链时，我感到过往的怨恨都从下水道流走了。当我神清气爽地在卧室穿好衣服时，小姑娘还在黎明柔和的光线中仰面睡着，手臂摊开，身体摆成十字，从床这头伸到那头，完全主宰着自己的贞洁。愿上帝佑你保守它，我对她说。我把我剩下的所有钱，她的和我的，都为她放到枕头上，然后吻了吻她的额头，道了永别。这栋房子，如清晨时分所有其他的妓院一样，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从果园的大门离开了，以免碰到任何人。在炽热阳光下的街道上，我感觉到了我的九十岁的重量，于是便开始一分一秒地数算我死前所余夜晚的每一分每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