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夜里他梦见自己穿过一片飘着细雨的榕树林，梦中他感到片刻的快慰，将醒来时却觉得浑身都淋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二十七年后，回忆起那个不祥的礼拜一的种种细节时，他的母亲普拉西达·利内罗这样告诉我。“之前那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一个人坐着锡纸飞机，自由自在地在巴旦杏树林里飞行。”她对我说。她以替人解梦赢得了名声，只要在早餐前把梦讲给她听，她便能准确无误地详释一番。可她没有从自己儿子的这两个梦中瞧出什么端倪；他在被杀之前的好几个早晨都向她说起与树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到丝毫噩兆。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眠，睡得不长，也不踏实，醒来时觉得头痛得厉害，嘴里像是含着铜马镫的碎屑。他以为这是婚礼上饮酒欢闹的结果，那场婚宴直到后半夜方才结束。此外，从他清晨六点零五分离开家，到一个钟头之后像挨宰的猪一样被人刺死，这期间许多人见过他，都记得他略有些疲倦，但心情似乎不错，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不经意地说过一句：多美的一天啊。可谁也拿不准他指的到底是不是天气。一些人不约而同地回忆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风拂过香蕉园徐徐而来，算是那个时节里惬意的二月天了。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那天早晨阴郁凄凉，天空浑蒙而低沉，四下弥漫着死水的浓重气味，在那个不幸的时刻还下了一阵小雨，正如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中树林里见到的景象一样。那时的我正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婚礼狂欢后的倦怠中渐渐缓过劲儿来。教堂的警钟敲响时，我还没有彻底睡醒，以为那是迎接主教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萨尔穿的是未浆过的白色亚麻裤子和衬衫，跟前一天参加婚礼时穿的一样。那是一身出席特殊场合的礼服。倘若不是迎接主教，他就会换上卡其布外套和马靴，每逢礼拜一去圣颜牧场的时候，他都是这身打扮。牧场是从他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他小心谨慎地经营着，可惜财运不佳。在牧场上，他腰里总别着点三五七马格南手枪，据他说，手枪的钢弹头能把一匹马拦腰击断。到了打山鹑的时节，他还会架上猎鹰。他的枪械柜里收藏着一支曼利彻尔-施奈尔三零点零六来复枪、一支荷兰造马格南三〇〇来复枪、一支装有双倍望远镜瞄准器的大黄蜂点二二步枪和一支温切斯特连射步枪。跟他父亲一样，他睡觉时总要把手枪藏在枕套里，可那天出门前他却卸下子弹，把手枪收进了床头柜的抽屉。“上了子弹的枪，他不会随便乱放的。”他母亲告诉我。这一点我清楚，我还知道他会把枪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子弹藏到相隔较远的另一个地方，这样一来，即便偶然有人禁不住诱惑，也无法在他家里把子弹上膛。这条明智的规矩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因为有一天早晨，一个女仆抖弄枕套想取出枕头的时候，手枪摔到地上走了火，子弹击穿房间里的橱柜，透过厅堂的墙，像在战场上似的尖啸着飞过邻居家的餐厅，把广场另一端教堂主祭坛上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打成了一堆石膏粉末。当时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是个孩子，但那次倒霉的教训让他难忘。

母亲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快步走过卧室。他想摸着黑钻进浴室，从药箱里找出一片阿司匹林来，母亲被他吵醒了。她打开灯，看见他正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从此以后一想起他，她眼前就浮现出这个场景。圣地亚哥给她讲了刚做的梦，可她没留意梦中的树。

“凡是梦见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预兆。”她说。

当我重返这个被遗忘的小镇，想将散落的残片重新拼成记忆之镜时，我看见她卧在吊床上，苦熬暮年的最后光阴，她曾经就在这同一张吊床上用同样的姿势端详着自己的儿子。即使在白天，她也辨别不出旁人的轮廓。她的太阳穴上贴着几片草药叶子，用来缓解儿子最后一次走过卧室时给她留下的永难治愈的头痛。她侧着身子，抓住吊床一头的绳结想坐起来。房间的昏暗处弥散着那个罪恶的清晨曾令我惊悸的洗礼池的气味。

我刚跨进卧室的门槛，她就把我与记忆中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混淆起来。“他就站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着一身清水洗过的白色亚麻衣裤，他皮肤太嫩，受不了上浆衣服的粗硬。”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坐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归来的幻象从眼前消散，她才叹了口气说：“他就是我的命。”

我在她的回忆里看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刚满二十一岁。他身材颀长，面色苍白，继承了父亲阿拉伯人的眼睑和鬈发。他是一对纯为利益结合、从未享受过幸福的夫妇的独子，可他似乎跟父亲相处得很融洽。三年前父亲突然去世，他跟孀居的母亲继续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那个礼拜一被人刺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从父亲那儿则自幼学会了操持枪械、爱护马匹、驾驭鹰隼，还习得了父亲的勇气和审慎。父子俩讲阿拉伯语，但是从不当着普拉西达·利内罗的面说，生怕她觉得受到排斥。他们在镇上从来不带武器，仅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们把训好的鹰隼带出来，那是为了去赈济义卖会上做高空围猎表演。父亲的死迫使他在中学毕业后辍学，接手经营自家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不少优点，他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心胸宽广。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见他穿着一身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告诉我。可他解释说，穿礼服是为了万一有机会，他想吻主教手上的戒指。她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说，“出于义务，他会同往常一样念一段祝祷词，然后就原路返回。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萨尔知道她是对的，但教堂的华丽壮观对他而言有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就像进了电影院。”有一回他对我说。而他母亲在主教莅临的那一天操心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别让儿子淋了雨，因为她已经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里打喷嚏了。她劝他带上把雨伞，可他却挥挥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间。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见到他。

厨娘维多利亚·古斯曼很确定地说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雨水。“正好相反，”在她临死前不久我去探访时，她这样说，“日头很足，天热得比八月间还早。”圣地亚哥·纳萨尔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正把三只兔子剁成块儿准备做午饭，几只垂涎的狗围着她打转。“他起床时总是一副没睡好的颓丧相。”维多利亚·古斯曼毫无感情地回忆道。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那时正是含苞待放的年龄，她按每个礼拜一的惯例，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端上一杯兑了甘蔗烧酒的苦咖啡，帮他摆脱头天夜间留下的疲惫。宽敞的厨房里，火苗呼呼地燃着，母鸡趴在笼架上，有种悄然诡秘的氛围。圣地亚哥·纳萨尔又嚼了一片阿司匹林，坐下来呷了几小口咖啡，慢慢地思考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那两个在炉台边掏洗兔子内脏的女人。维多利亚·古斯曼虽然上了年纪，身材却没有走形，她的女儿则有点野性，似乎被正在发育的腺体鼓噪得憋闷不安。当女孩来收空杯子的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是该驯一驯你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多利亚·古斯曼朝他亮了亮沾满血的刀。

“把手撒开，白佬，”她厉声喝道，“这杯水你喝不成，只要我还活着。”

她在最光艳的少女时代曾被易卜拉欣·纳萨尔引诱过。他在牧场的牲口棚里偷偷同她幽会了几年，激情退却后就把她带回家做了女佣。迪维娜·弗洛尔是她和最后一个情人的女儿，这姑娘认为自己注定会被圣地亚哥·纳萨尔悄悄弄上床，这个念头让她过早地开始焦虑。“像他那样的男人再也没有了。”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此时的她身形臃肿，容颜衰老，身边围着其他几场情事留下的儿女。“跟他父亲一样，”维多利亚·古斯曼回了一句，“都是下流坯。”但是当她回忆起自己剖开兔子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萨尔那一脸惊骇的样子，她也不禁打了个寒战。

“别那么野蛮，”圣地亚哥对她说，“你就想想，假如它是个人。”

维多利亚·古斯曼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一个习惯了屠宰毫无防范之力的牲口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恐惧。“我的上帝！”她吃惊地叫道，“原来那一切都是预兆！”然而，发生凶案的那个早晨她太过愤恨，于是继续把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存心要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早餐添些恶心。就在这时，主教乘坐的汽轮抵达码头，轰鸣的汽笛声唤醒了整个小镇。

那栋房子原来是一座两层的货仓，粗糙的厚木板墙壁，锌皮尖屋顶，兀鹫站在屋顶上注视着河港里的垃圾。建造货仓的时候正值河运便利，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高桅帆船都能冒险通过河湾的沼泽地开到这里。内战结束后，当易卜拉欣·纳萨尔和最后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个小镇时，由于河水改道，海船已经开不进来，货仓也就闲置了。易卜拉欣·纳萨尔以极便宜的价钱把它买下，预备开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物品商店。直到他要成家时，才把房子改造成了住所。他在底层辟出一间大的厅堂，处理一应杂务；又在房子后面盖了一间马厩，养了四匹马；还加了几间用人房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厨房的窗户朝向码头，河水的臭气随时都会飘进来。厅堂里唯一原封未动的是一架从遇难沉船上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二楼是从前的海关办公室，现在隔出两间宽敞的卧房和五间小寝室，那是为他预想中的众多儿女准备的。他还建了一个木制阳台，可以俯瞰广场上的一排排巴旦杏树。三月的每个下午，普拉西达·利内罗都会闲坐在那儿排遣寂寞。房子正面的大门被保留下来，安了两扇用车床旋过的木头做框的落地窗户。屋后的大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稍微改高了些，方便马匹出入，同时仍可利用旧码头的一部分。后门用处最多，从这里可以直接去往马厩和厨房，而且它还临着通向新码头的大街，无需从广场绕行。正门除了节日以外，通常都上着门闩。然而，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人恰恰就守在正门，而不是后门；圣地亚哥也正是从这扇门走向码头去迎接主教的，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绕上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致命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也一定有所觉察，他虽然不敢承认，但却竭力想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在预审报告中表现得很明显。朝向广场的正门被提到多次，而且像在惊险小说里一样被称为“死亡之门”。事实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利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儿子穿礼服的时候，从不打后门进出。”但这个真相太过简单，法官只把它列在一条旁注里，根本没有写入预审报告。

至于维多利亚·古斯曼，她一口咬定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直到多年以后，她终于承认在他走进厨房喝咖啡之前，她们已经听说了那个消息。清晨五点钟，一个过路的女人上门讨牛奶喝的时候告诉了她们，还透露了行凶的原因和准备下手的地点。“我没有提醒他，我以为那只是醉鬼的疯话。”她对我说。然而，迪维娜·弗洛尔在她母亲过世后向我坦白，她母亲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因为打心底里希望有人杀了他；而她自己也没有说，则是因为当时的她不过是个吓坏了的小丫头，拿不了主意。当圣地亚哥·纳萨尔攥住她手腕的时候，她更是吓得魂飞魄散，那只手如石头一般冰凉，活像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萨尔被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催赶着，迈着大步穿过昏暗的院子。迪维娜·弗洛尔跑在前面替他开门。她在餐厅里沉睡着鸟雀的笼子间、在厅堂中的柳条家具和悬吊着欧洲蕨的花盆间匆匆穿过，尽量不让他赶上，可当她卸下门闩时，还是没能逃脱那只鹰爪。“他一把抓住了我的私处，”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碰见我一个人待在房子的角落里时，他常常这么干，可那天我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她挣脱开让他出门。透过半开的大门，她瞥见广场上的巴旦杏树在破晓的晨光中像是落了一层雪，可她没有胆量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汽笛声已经停了，公鸡开始报晓，”她告诉我，“鸡鸣声太大了，真难以相信镇上有那么多公鸡，我还以为它们是坐着主教的船来的。”她为这个从未属于她的男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违背了普拉西达·利内罗的命令，没有插上门闩，让他在危急时刻可以退进门来。有一个始终没能查明身份的人从门下塞进一封信，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人正等着要杀他，信上写明了地点、动机和其他有关这场密谋的准确细节。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有人注意到它。

六点的钟声已经响过，路灯仍旧亮着。巴旦杏树枝头和一些房屋的阳台上还挂着庆祝婚礼的彩色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刚刚挂上去的。铺着细砖的广场上和设有演奏台的教堂门廊里，堆满了饮酒作乐后留下的空瓶和各种废品，俨然成了垃圾站。圣地亚哥·纳萨尔走出家门时，许多人正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向码头跑去。

广场上只有教堂旁边的牛奶店正开门营业，准备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两个男人就坐在那儿等着他。老板娘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在晨曦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萨尔，恍惚觉得他穿着铝制的衣服。“他那时已经像个幽灵。”她对我说。准备行凶的那两个人怀揣着裹在报纸里的刀，坐在长凳上睡着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屏住呼吸，生怕把他们吵醒。

那两个人是孪生兄弟佩德罗·维卡里奥和巴勃罗·维卡里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非常像，很难分辨出来。“他们相貌粗陋，但心地善良。”预审报告上这样措辞。我从小学起就认识这两个人，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清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深色礼服，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显得太厚也太正式。数小时的煎熬令他们面容憔悴，不过他们还是尽义务地刮了胡子。他们从婚礼前夜就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三天之后却已经不醉了，像两个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等了近三个小时之后，兄弟两人在清晨的第一缕微风中睡着了，这是他们自礼拜五以来头一次入眠。轮船的第一声汽笛差一点将他们吵醒，不过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的那一刻，两个人本能地清醒过来。他们紧紧抓着裹在报纸里的刀，佩德罗·维卡里奥正准备起身。

“看在上帝的分上，”克洛蒂尔德·阿门塔低声道，“这会儿让他去吧，可别冒犯了主教大人。”

“是圣灵的旨意。”她经常这么说。那的确是神灵相助，不过只起了片刻的作用。听了她的话，孪生兄弟迟疑起来，已经起身的那位又坐了下去。两个人盯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穿过广场。“不如说他们是在同情地看着他。”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说道。那个时候，修女学校的小姑娘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跑过广场。

普拉西达·利内罗说得对，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官员和学生，还有很多人挤在码头上，装着大肥公鸡的背篓随处可见，那是人们献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主教最喜欢的一道菜。装卸码头上堆满了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钟头才能装完。但是船没有停下来。它像火龙一样嗡鸣着出现在河道的转弯处。乐队奏起了主教颂歌。背篓里的公鸡也开始打鸣，惹得全镇的鸡都跟着叫起来。

那时候，烧木柴的传奇的明轮船已经很少见，尚在使用的少数几艘也没有了自动钢琴和蜜月客舱，而且几乎无法逆流航行。但这一艘是新造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上面还绘有袖章般的旗帜。船尾的木桨轮产生的动力不亚于海船。身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站在靠近船长室的栏杆旁。“有一种圣诞节的气氛。”我妹妹玛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讲，轮船经过码头时，汽笛一响喷出一股高压蒸汽，把最靠近河岸的人喷得浑身透湿。那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象：主教面朝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然后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不带丝毫情感，直到轮船驶离人们的视线，留下鸡鸣声一片。

圣地亚哥·纳萨尔有理由感到失望。他为了响应卡门·阿马尔多神父的公开倡议，捐了若干担柴火，还亲手挑了几只鸡冠特别让人垂涎的公鸡。不过，那不悦只是一时的。我妹妹玛戈特当时和他一起站在码头上，觉得他兴致很高，神采奕奕得像是要继续欢庆，尽管那几片阿司匹林丝毫没能缓解他的不适。“他不像是感冒了，只是一心想着那场婚礼的开销。”她告诉我。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跟他们在一起，他透露的数字更令人惊讶。前一晚他和我、圣地亚哥·纳萨尔一起热闹到将近凌晨四点，之后他没有回父母家睡觉，而是待在祖父母那儿闲聊。在那里他听说了许多项要加进婚礼开销的条目。他细数着总共宰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宴请宾朋，新郎还让人在广场上烤了四只牛犊供全镇人享用。他还说，人们在狂欢中喝光了两百零五箱走私酒和近两千瓶甘蔗烧酒。无论贫富，全镇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场前所未见、声势浩大的婚礼。圣地亚哥·纳萨尔做白日梦般地大声喊道：

“我的婚礼也要像这样，”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妹妹觉得好像有天使从身边飞过。她又一次想到了弗洛拉·米格尔的好运，她的生活是那样富有，到了那年圣诞节，圣地亚哥·纳萨尔也将归属于她。“我突然意识到，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出色的对象了。”她对我说，“你想想看，他英俊、体面，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家业。”我们家里做木薯饼的时候，她经常请他来吃早餐，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萨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换身衣服就过来，”他说着突然发现手表忘在了床头柜上，“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萨尔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准备往广场走。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要他跟她一起去，因为早饭已经做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真的，后来我常想玛戈特当时是不是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所以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说服了她，让她先走，自己要回去换身骑马装，因为他得早点儿赶到圣颜牧场去阉几头小公牛。他像跟母亲道别时那样向她挥了挥手，然后挽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往广场走去。那是我妹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一年来一直担任镇长的堂拉萨罗·阿庞特，原是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享受着丰厚的退伍金。他瞧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晃了晃两根手指同他打招呼。“我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相信，他已经没有危险了。”他告诉我。卡门·阿马尔多神父也没有太在意。“看见他平安无事，我以为一切都是谣言。”他对我说。甚至没有人想过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否得到警示，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没有人提醒他。

实际上，我妹妹玛戈特是少数几个不知道这场凶杀预谋的人之一。“我要是事先知道，就算是绑着也要把他拖到家里。”她跟预审法官说。她不知情很奇怪，而我母亲也不知情就更奇怪了，因为她无论什么事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虽然她已经多年不上街甚至也不去做弥撒了。自从我开始起早去上学，就发现母亲有这项本事。那时候，我总会看见她面色苍白、悄无声息地用自编的笤帚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打扫院子，然后在啜咖啡的当儿，把大家沉睡时世界上发生的事说给我听。她像是跟小镇上的其他人有着秘密的交流渠道，特别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候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让我们惊讶不已，倘若不是通晓预言术，她又怎么知道的呢。可那个早晨，她却没有预感到从凌晨三点起就在酝酿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我妹妹玛戈特出门去迎接主教时，发现她正在磨木薯粉准备做饼。“到处都是鸡叫的声音。”我母亲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没有把远处的嘈杂声与主教驾临联系在一起，还以为那是婚礼的尾声。 sM2TbIJd0OXhuSR1KcqD1Do6vYxOJUSt6SFVJf+dGBw9jHp4VuT38PhnCT05D5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