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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人口增长放缓的战役已经打响。在过去10年，许多国家已认识到它对经济增长的威胁，并积极采取各种弥补措施。2014年，丹麦重新设计本国的中学性教育课程，让青少年充分认识到生育太晚的危害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目前70%的发达国家已采取提高生育率的政策，而这个比例在1996年仅有30%。与此同时，推行人口增长控制政策的新兴市场国家数量大幅减少，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比例在1996年曾高达60%。
随着许多国家的生育率跌至临界人口替代水平2.1以下，为生育母亲提供补贴的国家开始将补贴对象转向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女性，某些国家甚至加大对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五个孩子的补贴力度。许多国家开始为女性提供现金形式的“婴儿津贴”，以及针对生育更多儿子而设置的其他奖励，但这种形式生育鼓励措施大多缺乏有效性，而且饱受质疑。
1987年，新加坡率先启动生育鼓励政策，掀起一轮“尽你所能，多养宝宝”的运动。政府对此提供的奖励也多种多样，譬如在住院接生期间提供补贴，但这些措施对提高生育率的帮助很有限。加拿大也在1988年推出新生儿奖励政策，但未过几年便取消该政策，其他国家随后也发现取消政策背后的原因，即接受直接现金奖励的女性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孩子会大幅增加社会福利的压力。
2005年，澳大利亚前财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首次宣布实施婴儿奖励计划。他敦促女性“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国人对他的呼吁似乎无动于衷。6年后，澳大利亚取消生育奖励，因为在社会变革步伐加剧的大环境下，这种奖励对人口生育率影响甚微。在发达国家，职业女性为了事业，已逐渐将她们的生育年龄推迟到30岁以后，这也间接造成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
在法国，代表社会党执政的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也曾试图以生育奖励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奖励额度之高，即使职业女性也不会无动于衷。但这项计划激起了众怒，右派势力的理由是政府预算已经居高不下，计划难以为继，左派力量反对则出于对富裕阶层的保护。不过这项计划还是冲破阻碍得以通过，按照这项计划，尤其对养育“金子”般宝贵的第三个孩子的父母，政府将单独提供极为优厚的奖励：额外的家庭补助、减税、增加10%的养老金以及乘坐火车享有75%的折扣。此外，父母还可因第三个孩子每月领取至少400美元的津贴。其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如父母中的一方为照顾孩子而辞去工作，每月可领取1 200美元的补贴。这笔补贴有可能减少当下的劳动力，但其用意是增加未来劳动力。面对指责，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彼得·布里恩（Peter Brinn）维护生育补贴的理由是“意在未来的开支”。然而，到2015年，法国政府也大幅削减婴儿津贴。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速趋于停滞，智利成为首批推行婴儿津贴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尽管保守的天主教提倡“家大业大”，但智利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生育替代水平。2013年，面对人口急剧减少的威胁，智利政府宣布执行生育奖励计划。智利前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曾亲口承认，他对人口生育率下降的担心甚至要超过对地震等自然灾难的担心（2010年2月，智利刚刚遭受一场大地震）。为此，他宣布一项递增式的一次性生育奖励计划，即政府为生育第三个孩子提供200美元奖金，为生育第四个孩子提供300美元奖金，为生育第五个孩子提供400美元奖金。对于人口下降，皮涅拉的警告令人震惊：“生育率断崖式下降，意味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因为它必将影响国家未来的兴衰。”
大约在同一时点，很早就已实施人口控制计划的中国，也在重新审视它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正在加剧其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并且严重影响其劳动力大军的数量。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人数预计每年将减少100万个。2015年底，中国宣布终止“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
目前还很难预测，鼓励女性生育2～3个或是更多孩子的激进政策，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毕竟，人类生育规律的变化无法预测。在人口学家汉斯-彼得·科勒（Hans-Peter Kohler）和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Anderson）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欧洲婴儿潮在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做出解释。在工业革命时期，尽管大量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但社会规范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调整，以至于落后于工业经济的变革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依旧被视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女性的主要职责则是生儿育女，料理家务。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定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转变。此时，文化变革的速度开始跟上经济的步伐，但是各个国家的速度迥然不同。在法国、英国及北欧国家，生育后的母亲之所以能很容易重返工作岗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良好的低成本婴儿护理服务。而在德国和意大利等较为传统的国家，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定位尚需时日，更多女性会选择不要孩子，导致这些国家目前的生育率低得可怜。
由此可见，政府人为干预人类繁衍过程的效果缓慢而不可预测，这其中既有传统社会习俗的缘故，也有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很多国家，以刺激多生育为目标的奖励极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副作用。可以说，这样的干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有一种方法似乎更有说服力，它的核心是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活跃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将就业大门，向那些在身体和心理上依旧有劳动能力但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敞开。 人口结构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但重塑劳动力结构的效果立竿见影，因为女性、经济移民或是退休者可以随时成为劳动力，而婴儿成为劳动力却需要等上15年或是20年 。提供高质量的婴儿护理服务可以让育儿的母亲尽早回归工作；对海外经济移民敞开大门，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在一夜之间无限制扩大；改变20世纪许多工业化国家降低退休年龄的做法，也可以让被遗忘的一代人迅速重返工作岗位。要深刻认识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女性、移民乃至机器人替代的程度是需要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