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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发展的兴衰有没有规律？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去做才能稳步迈上发展的阶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摩根士丹利的新兴市场专家夏尔马在《国家兴衰》中试图找到解读经济体荣枯的法则。
夏尔马的这本著作有三大特点。
首先，这本书的视野广阔，几乎列举了二战后所有曾经有过亮点的经济体。据说，夏尔马平均每个月有一周的时间待在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也和当地的政商高层沟通。同时，他也是欧美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所以他从投资人和媒体人两个相互交替但是又截然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不同国家经济的发展，视角独特。
其次，夏尔马把自己观察的焦点聚焦在5到10年这样的中等距离，也就是一般经济周期的长度。他认为，预测一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尤其是基于某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而类推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很难靠谱。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拿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速度在1990年预测日本经济的发展，有人就提出21世纪初日本就会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谁也没有想到，1990年恰恰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失去的20年”的开始。相反，5年是最好的焦距。所以在这本出版于2016年的书中，很多分析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失焦，反而令人更清楚问题的所在，无论是新兴市场的风险还是货币战争的影响。
第三，这本书提出的一些分析国家兴衰的经验法则，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风险和韧性，以及考察“走出去”政策，“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和机会，都非常有裨益。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之后，有13个国家进入了高等收入水平，但是有31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重新沦落到贫困水平。这一组数据表明，国家经济的兴衰，并非一条坦途。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走对了一条人口大国发展的路，并非易事。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发展，夏尔马提出了全方位开放、制造立国和坚持投资“供应网络”这三条经验，而在这三点上，中国改革开放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首先是开放，沿着全球贸易路线，对邻国开放，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同时对国内纵深开放，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地理优势和市场优势。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全面对外开放、整体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中国二线城市的发展，放在全世界城镇化的图谱中，都是令人瞩目的。夏尔马特别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过去20年的城镇化发展：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众多快速成长大都市的国家的话，印度就是一个巨型城市充满裂痕的国家。
此外，对比一下东亚和南美就能明显看出开放与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巴西是南美洲贸易不开放的典型，南美一万英里长的海岸线，只有巴西桑托斯一个港口名列全球排名前五十。
相反，中国却创造了进入全球前十繁忙港口中的六大港口，而且这六大港口都是自然条件并不太好的人工深水港。太平洋航线取代大西洋航线成为全球更重要的贸易线路，都得益于全面开放的政策。
第二点是制造业立国。制造业有韧性，能更具包容性地发展，可以在新兴市场发展初期极大地调动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资源。夏尔马的研究发现，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案例中，制造业带来的正景气循环的案例比比皆是：当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30%的时候，会保持在这一比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平均是9年。有了制造业的基础，也可以更好地抗击全球金融风险，哪怕陷入本币贬值、外资撤离的窘境也可以摆脱，韩国和泰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点是要加强国家对供应网络的投资。所谓供应网络，就是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铁路和公路、仓储、通信设施等。供应网络可以说是对中国发展经验中“要致富，先修路”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供应网络投资不足限制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巴西和墨西哥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两国的投资占GDP比例长期低于20%，供应网络的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为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些国家特别容易遭受通胀的压力，因为一旦消费兴起，需求却因为道路、铁路、电力缺乏而无法满足，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引发通胀。对比一下中国和巴西、墨西哥的经验，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与拉美这两大新兴市场国家长期以来的通胀高企、增长不足，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过4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也在累积，总体而言有三点：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所带来的投资缺乏效率和坏投资积聚的风险；因为投资依赖信贷导致的债务过高和负债增速过快的风险。而这两大风险又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占GDP比例过高，以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风险。第三大风险则是人口结构变化的风险，尤其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加速给经济带来的失速风险。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投资的变化体现了市场中信心的变化。但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平衡很重要，所谓过犹不及。当投资加大了之后，需要追踪投资到底投向了哪里。按照夏尔马提出的经验法则，投资占GDP的比例最好在35%以下，25%～35%是保持良好投资势头的合适比例，超过了就会出现过量和浪费。而且站在发展的角度，夏尔马认为投资也明显有好坏之分：制造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是好的投资，而房地产和资源类的大宗商品则是坏投资。
这种好坏的分野并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上来区分的，房地产和资源类投资短期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很长，过度投资也可能产生“大白象”工程。但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因为加杠杆而加剧债务负担，而资源类大宗商品可能带来的权力寻租行为，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债务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增长持续快于GDP的增长，流动性丰沛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会引发泡沫，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夏尔马给中国经济提的醒。2010年以来，根据一些国际机构估算，中国不仅债务占GDP的绝对比重已经上升到300%的水平，债务的增速也是惊人。
而二战之后，所有30个债务激增的国家，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以严重的衰退告终，尤其当投资从好的投资领域转移到坏的投资领域之后。类似的规律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屡屡生效，如日本和意大利，产业发展之后引发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一地鸡毛。
根据夏尔马的预测，债务危机一般都有临界点。过了临界点之后，不仅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还肯定会导致经济衰退。临界点一般在负债快速增长的第5年，当负债连续5年超过GDP增速40个百分点，经济就会出问题。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人口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国家的人才库是在增加还是在缩水。其中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未来5年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预测曲线（这里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的人口总数），另一个则是政府在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人口增长的放缓。
中国劳动力人口发展已经走过了拐点，从2003年劳动力人口年度增长开始低于2%，到2015年人口年度增长第一次为负数，劳动力人口变化的速度惊人。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变化的速率问题。中国比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剧的步伐要更快，给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窗口也因此更短。
投资泡沫、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人口增长放缓，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六七十个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从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来看，期待所有这些国家全部经济开足马力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如何判别它们各自的优势和问题，有所辨别，有所区分，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
夏尔马提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地理优势、开放程度、对“供应网络”的投资、管理利率与汇率的能力，是衡量它经济发展潜力的几个重要指针。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交叉组合，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
越南和柬埔寨就充分挖掘了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它们承接中国市场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依托美亚、欧亚贸易大动脉，发展迅速。类似的区位优势也体现在中欧国家的发展中。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依托贴近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区位优势发展，甚至斯洛伐克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地。
相比越南和柬埔寨，其实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以及北非的利比亚等国更靠近欧亚贸易线路，劳动力成本有时候甚至更低，但是从经济发展来讲，却是越南和柬埔寨更成功。这说明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对外开放、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有时候比地理优势更重要。新兴市场需要有区位优势，但更需要政府拥有利用区位优势的能力。
通胀和汇率变化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应对风险能力的指标。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出现持续的通胀，就是因为长期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供求失衡的通胀——当经济周期变好，老百姓需求增加，而供给因为基础设施瓶颈而跟不上需求的提升，从而导致价格上涨。所以夏尔马判断通胀的经验法则是——商品价格通胀是坏事。
汇率问题上，争执的焦点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坚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坚挺意味着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夏尔马的经验法则是，新兴市场国家本币的汇率有竞争力比汇率坚挺好，汇率坚挺会导致资本外逃。巴西就曾经一度如此，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增长推动本币升值，国内的少数精英在海外不断购买奢侈品和房地产。相反，本币的升值会吸引外资乏力，因为标的资产太贵了。
但是，依赖本币竞争性贬值加强出口竞争力的经验法则目前已经过气了。因为供应链的深度整合，在制造业立国的很多新兴市场，劳动力在最终出口商品中的占比并不大，贬值带来的好处会因为进口零部件的升值而被冲销。
所以夏尔马给出的判断一国汇率的经验法则也很简单：汇率有竞争力且保持稳定。经常项目赤字不超过GDP的3%是判断一国汇率稳定与否的标杆。反观2018年8月发生的土耳其货币危机，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4年，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在4%上下徘徊，今年更是超过7%，这是它出现货币暴跌的内因。类似保持长期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还有南非和阿根廷，两国货币大跌也并不令人意外。
夏尔马提出的三个有关未来发展的思考点，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经济增长不可能是线性的，预测经济增长的一大忌讳就是从短期经济的增速出发，画出条直线来预测未来。因为就长期而言，所有经济发展“回归平均”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研究发现，二战后不同国家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都会回到平均值，也就是GDP增长在3.5%左右的发展速度。
用线性思维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可能会被“锚定思维”的偏差蛊惑，即使是IMF也会犯同样的过度夸大经济成长的长期性的错误。文前引述的在1990年预测日本经济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就是一例。经济有周期，经济很难保持长期的快速发展。一旦经济发展的数字被锚定为目标，就可能陷入投资效率差、负债高企的陷阱。
其次，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陷阱在一个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改革必须成为常态。跌落发展阶梯的国家有很多：阿根廷在100年前是可以和英美媲美的发达国家，现在却成为不断需要向IMF求助的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人均收入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现在却深陷超级通货膨胀的旋涡。
第三，危机最有可能推动改革，但改革带来发展之后，可能引发自满、自负和自大的情绪，值得特别警惕。未来的发展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显然不够了，需要创建一整套系统来敏锐捕捉变化的迹象，推动改革，即使其他人都顺势而为，也不能低估改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