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处在上千个大脑的环绕中，上千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大脑。

作为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人类大脑收集中心的负责人，我的工作与大脑为伴。这些形形色色的大脑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有些大脑使人出现幻觉、听见神秘的声音、受到狂乱的情绪波动的折磨或者陷入深深的抑郁。过去30年来，我们对这些大脑进行收集、编目，并将它们存放到这里。

这些大脑中，约有1/3来自自杀者。对很多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来说，自杀这种极端而令人心碎的行为是他们最后的选择。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在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

每份大脑样品送到我们这里时都是新鲜带血的，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闪闪发亮，塑料袋小心地放在装着冰的保温箱里。它看起来像一团红肉，看不出与真正的人性有什么关联。但是仅仅在一天前，它还在指挥着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要想理解、治疗并在未来某一天彻底治愈精神疾病，研究人员需要研究大量的大脑。负责进行这些研究的正是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引领美国精神卫生研究的联邦机构）这类研究机构。在大脑银行 ，我们收集这些神奇的器官，将其切成可用于实验的组织样本，并与全世界的科学家共享。

但是收集大脑并非易事。收集患有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焦虑症或对各种成瘾物质（可卡因、阿片类药物、酒精甚至大麻）上瘾的人的大脑尤其困难。

此外，如果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死于严重疾病、在医院死亡时正在使用呼吸机或在死前使用过大量的药物，那么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些人的大脑。我们的研究试图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精神疾病，这个问题本来就已经扑朔迷离了，如果实验大脑来自患有其他疾病或医疗问题的人，那么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要想搞清楚人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我们还需要没有患精神疾病的人的大脑（用作实验研究的对照），这样就可以对这两类大脑进行研究和比较。简言之，我们既需要精神错乱的人的大脑，也需要健康人的大脑，但这两类大脑必须都是干净完好的。

我们获得的大部分大脑都来自附近的法医办公室的停尸间，那里存放的通常是死因可疑或者死因不明的人的尸体。因此，除了获取自杀者的大脑外，我们无意间还是凶杀案和原因不明的死亡的受益者。

每天早晨，我们大脑银行的技术人员都会首先致电当地的法医办公室，询问当天是否有可以向我们提供的大脑。

我们争分夺秒。如果一个人死亡超过3天，那么他的大脑就不能用了。我们需要的是脑组织开始分解之前的大脑，那时大脑中的蛋白质以及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等其他分子还没有开始分解。一旦这些物质开始分解，这些脑就无法用于研究了。

停尸间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技术人员过去24小时中送去的尸体，并分享他们已掌握的信息。通常，这些信息并不多，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这是一个海洛因使用过量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上吊的少年。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所能获取到的全部信息。

技术人员整理好可供选择的尸体名单后会来到我这里，与我一起进行筛选。我们想要这个毒品使用过量的人，还是这个老人（他的妻子告诉尸检人员他是个酒鬼）？这里有个死于车祸的男性，没有迹象表明他患有精神疾病，因此研究人员可以将他的大脑用作研究中的对照，但是他的大脑可能已经在车祸中出现了损伤，我们还需要他吗？

如果某个大脑可能适合我们，我通常会给出肯定的答复。满足我们要求的大脑非常少，因此异常宝贵，我们总是不够用。

在确定候选大脑后，我们的技术人员会立即联系死者的直系亲属，提出一个痛苦的请求：能否考虑把您所爱之人的大脑捐献给医疗研究？

这看似是个简单的问题。然而几小时前，这些人还活着。现在他们已经与家人永别了，我们却要求他们的父母、配偶或孩子把震惊和悲痛搁置一旁，把所爱之人最私人的东西，把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捐赠给我们。毫不奇怪，最终只有约1/3的人同意捐赠我们所寻求的大脑。

当一个大脑到达我们的大脑银行时，我们会先用数字对其进行编号，以便保护当事人及其家人的隐私，然后开始认真工作。现在，我们可以将样品切开，研究其内部的工作机制，以便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

我的工作就涉及这些大脑，它们被切成组织块，并被冰冻保存起来，它们承载着乐观与希望：有一天它们将揭示大脑的秘密。 qhXxw6JJ/jbRMKme8vM0czQwbzvKGoeLx0zmtbEqGUeNkxii8vq+/xwhOvKCLp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