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我一直在研究精神疾病。起初是在我的祖国波兰从事研究。1989年以后，我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以下简称NIMH）工作，该研究所是位于马里兰州（Maryland）贝塞斯达（Bethesda）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以下简称NIH）的分支机构。我的专业是研究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患者常常无法分清现实与虚幻。

2015年6月，我自己的大脑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怪异而可怕的变化。因为脑中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我开始陷入持续约两个月的精神疾病中，但当时却对这种奇怪的混乱状态浑然不觉。靠着种种运气、开创性的科学进步以及家人的警觉和支持，我最终从黑暗的深渊里爬了出来。

我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经历了可怕的脑瘤和精神疾病的折磨后，最终逃过一劫并能亲自讲述自己的经历。在专门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精神科医生和神经学家看来，成功治愈患有如此严重的脑功能障碍的患者，并且患者能从精神损害的灰暗世界中归来，这种情况实在异乎寻常。大多数像我这样有很多脑部肿瘤并且受损严重的人恢复得并不好。

虽然这次经历很可怕，但作为一名神经学家，我将其视为无价之宝。我研究大脑数十年，对精神疾病也进行过研究，但这次疯狂的经历让我亲身体验到一个人失去理智然后再找回它的真实感受。

每年，全世界约1/5的成年人会遭受一种精神疾病的折磨，从抑郁到焦虑症，从精神分裂到躁郁症。在美国，每年有4400万成年人遭受精神疾病折磨，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药物滥用障碍人群。在欧洲，任意一年都有27%的成年人会经历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通常始于青年时期并将持续一生，给患者及其所爱的人带来巨大痛苦。大量无家可归和被监禁的人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而这造成的社会后果不止于此。精神疾病让全球经济每年遭受1万亿美元的损失，美国为1932亿美元，那些本应创造价值的人因其精神疾病而无法工作。精神疾病不仅致残，而且致命。全球每年约80万人自杀，单美国就有41000人，而其中90%的人患有精神疾病。

美国用于治疗精神障碍的费用远高于其他医疗支出，2013年的费用高达2010亿美元（美国同年在心脏疾病方面的支出为1470亿美元，以较大差距排名第二）。尽管投入大量资源，专业科学家和医师们也付出了大量努力，精神疾病仍然难以捉摸，其成因仍然未知，治愈方法也未被发现。

尽管大量的精神疾病研究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我们科学家仍然不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仍未真正了解哪些大脑区域和大脑连接出现了异常或未得到开发，或者大脑为何会出问题。是因为一些遗传预先倾向性 使某些人注定遭受精神疾病，还是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使大脑受损、神经连接错乱，进而改变了神经功能？

目前，数据表明精神疾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造成的，后者包括药物使用及滥用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彼此之间以及与基因之间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想要查明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和化学过程仍然极为困难，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疾病是通过观察行为进行诊断的，而非通过更精确的测试。与癌症和心脏病不同，精神疾病没有客观衡量标准告诉我们哪些人患病，哪些人健康，没有可以在成像扫描中看到或通过实验确定的生物学标志。总体来看，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脑结构或功能可能会表现出差异，但对单个病人则无法使用常规测量方法，如验血、计算机断层成像（CT）扫描或磁共振成像（MRI）诊断其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的症状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单个人的症状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从而使诊断精神疾病变得更为困难。例如，并非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痛苦尖叫，有些患者会自我封闭，停止与人交往。同样，痴呆症患者可能一会儿细心专注，一会儿又变得冷漠孤僻。更为棘手的是，某些精神疾病的症状可能是正常人格特质的放大，很难将此类行为视为病态。对于生性直爽的人，伴随着痴呆症的判断力缺乏最初可能会被视为典型的直爽表现。类似地，当性格内向的人变得更加不爱交往时，其他人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们正在表现出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研究人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特定的精神障碍并不属于定义明确的疾病类别，并非都有明确的症状和生物学标志。更有甚者，相同的症状也可能并非由同一种疾病造成，因此表现出相同古怪行为的两个人可能患有完全不同的疾病。也许不同精神障碍在症状、生物学机制或成因方面也存在重叠。一些基因和临床分析发现多种诊断之间存在相似性，这表明精神疾病具有共同的神经基础，现代科学正在探索这种可能性。

今天，科学家确信精神疾病患者发生异常的主要区域是位于大脑前端的高度进化的前额叶皮层及其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连接网络。但这些异常是什么，大脑在各种精神疾病中出现病变的方式仍是未解之谜。

如果一个人行为的改变是由脑瘤引起的，就像我这样，那么在神经因素和行为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似乎很容易。神经学家总是试图将每个问题都定位到大脑的某个特定位置，有时候这或多或少可以做到。

但转移性脑瘤，不论是由黑色素瘤、乳腺癌还是肺癌引起的，通常会同时涉及大脑的多个部位。如果是像我这样，脑中有两个或更多肿瘤，想要弄清哪部分大脑影响哪种行为就会变得尤其困难。此外，如果因为肿瘤和治疗造成大范围肿胀，那么整个大脑都会造成行为的改变。

尽管无法确知大脑中发生了什么或它究竟从何处开始，我的旅程仍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得以探索大脑的神秘风景。我也因此得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惊人的复杂的结构和它不可思议的产物：人类的思想。

和所有遭受精神障碍的人一样，在疯癫期间我经历了自己独有的一系列症状。但在我短暂的精神崩溃期间，我身上也表现出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简称DSM-5）中所述的诸多症状，这本书是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用于区分各类精神疾病的官方指南。因此，我的经历与各种精神疾病患者（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其他痴呆症，从躁郁症到精神分裂症）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确认这些相似之处，使用它们以更好地理解我的经历和精神疾病的病因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

我对生活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令人困惑而陌生。我了解那种困惑不解的感觉：你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再相信，因为你确信他们在合谋伤害你。我知道丧失洞察、判断和空间识别能力的那种感觉，也深知失去阅读能力等对沟通至关重要的能力的那种感受。最可怕的是，我还知道人们可能对这些缺陷浑然不觉。只有当我的神志恢复正常后，我才知道我的世界曾经是多么的扭曲。

在我脱离了那个黑暗的世界，神志恢复正常后，作为一名神经学家，我想探究自己的大脑究竟出了什么差错。我了解到，自己的额叶和顶叶出现了问题，那是负责人们大部分行为的区域。这有助于解释我的行为方式为何会类似于精神疾病患者：我为何会在熟悉的地方迷路、忘记刚刚发生的事情，变得易怒、不近人情、不再体贴家人；我为何变得对细节斤斤计较，比如早餐吃了什么，却对我即将死去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为何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些变化。甚至在我的神志恶化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入精神疾病的深渊。

除了对精神分裂症和痴呆症等精神疾病提供洞见外，我的经历还加深了我对其他脑部失能的理解，包括随年龄增长出现的精神衰退。许多人可能都有一天会面对自己、伴侣或父母身上出现这种我所经历过的、令人不知所措的变化，例如丧失记忆、不受抑制的不当行为、性情改变，以及自己无法发现这些问题。额叶皮层是受我的肿瘤和治疗引发的肿胀影响最严重的部分，也是我们进入老年后开始退化的区域（海马 是另一处退化区域）。我的故事中令人感到讽刺的一点是，如果我活得足够长，进入老年后，很可能会再次经历许多相同的精神变化。

在丧失理智又重获理智的过程中，我开始与那些亲身经历精神疾病的患者接触。这种与其他患者的联系激励我分享自己的故事。尽管人们对精神疾病给予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但社会对它仍存在偏见。虽然精神障碍本质上属于生理疾病，属于脑部疾病，就像冠心病是心脏部位的疾病一样，但人们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好像这些患者都是罪有应得，好像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的家人也常常遭到指责。我希望我的经历至少能帮助人们认识到，精神疾病和癌症一样，不是患者的过错，而对精神疾病最好的回应是同情以及努力找到治愈的方法。

在丧失理智又重获理智后，我自认为对别人的情绪和困难更能感同身受，作为一位母亲、妻子、朋友和科学家，我更加善解人意。尽管我一直对精神疾病患者充满同情，自从亲自经历疯狂后，这种同情变得更加深刻。我更加自觉地生活，懂得能够和家人重聚、能够继续工作是多么幸运。

本书描写了精神疾病内在的状况，也是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一个人的成长记录。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历程，一段我从未想过能够返回的远征。这是一段我从未想过可以亲自讲述的故事，讲述我如何从一名研究精神疾病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精神疾病患者，以及如何不可思议地恢复了正常。 xH9Jw3MmEm6KYbnhR73s5y+eHLQZ8/48uLDv5BUUYwIrAA2O0vCzkThF6y3Q0B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