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星期五下午，暴风雪将至，确实不是进急救室的好时机。我的血压极高，可能是由于焦虑，也可能是由于脑肿瘤出血。护士让我服用类固醇（Steroids），防止肿瘤出血造成的组织刺激引发的脑水肿。我在一张挂着薄帘子的窄床上躺了几个小时。急匆匆的声音、哭泣声、喊叫声、痛苦的声音和生命垂危的人发出的声音包围着我和米雷克。因皮肤癌而做手术后才过了3年，就又再次回到这里，这实在让人绝望。

医生们来来去去，问着相同的问题，我的回答也是一样：“我看不见右下方的东西。磁共振成像显示我有脑肿瘤，其中一个还在流血。我之前患有乳腺癌和黑色素瘤。”

结果阿特金斯医生今天不在，艾萨克斯医生过来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又离开了。更多的医生来到房间里。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进来，建议我不要进行脑部手术，而是采用放射治疗，这比切开大脑更安全。一位放射肿瘤学家来看了下，也给出相同的建议。但仍没有做出决定。我们等了几小时。

玛丽亚一遍遍从波士顿打来电话。她是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放射肿瘤科的医学物理师和首席治疗师。她坚持道：“来布莱根吧，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我和阿亚尔·艾泽尔医生（Dr. Ayal A. Aizer）谈过了，他是一名放射肿瘤学家。他说应该先做手术，然后再进行放疗。”

我怎么能离开呢？我现在躺在急救室里，脑子里有个正在出血的肿瘤。尽管已经研究大脑多年，但我不是神经科专门医师，也不是医生。我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肿瘤会破裂，让我的脑子里充满血吗？我会因此死去吗？我最好还是别动。但玛丽亚想让我去见她了解并信任的医生。我该怎么办？

晚上8点刚过，薄薄的帘子被掀开，维特克和夏安妮来了。他们取消了去蒙大拿的行程，从匹兹堡驱车过来。见到他们多快乐啊！尽管充满恐惧和绝望，他们的到来仍使我欣喜若狂。很快，格西亚也来了。她从纽黑文搭乘阿西乐（Acela）列车，在风暴到来之前赶到了这里。大家齐聚一堂，米雷克和我都很高兴，我们可以相互亲近、抚摸并亲吻他们的脸颊。格西亚非常疲惫；几小时前，她也在为病人看病。她在小床上和我一起躺着，我们紧紧依偎着，就像她还是小孩子时那样。维特克和夏安妮从医院餐厅买来寿司，我们在放着静脉注射线、皱巴巴的床旁边共享美食。周围萦绕着急救室里的可怕声音，但家人在和我一起迎接这场考验。

午夜时分，他们离开了。我仍然待在急救室里，听着不绝于耳的“哔哔”声和需要急救的濒危病人的悲惨呼喊。护士不时探头进来，我请求她们把我换到更安静的地方。早上3点，他们把我转移到急救室的另一个房间，与一位老年妇女同处一室。老人忍受着剧痛，一大家子人围着她。

早晨，米雷克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一起等着我的病历。这天是星期六，医院里人满为患。没有医生进来看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决定离开这里，明天就去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女医院。但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主治医师拒绝批准，护士也告诉我，如果我未遵医嘱离开医院，保险将不会支付我的急救室就诊费用。

“我恐怕要未经他们批准就离开，”我对格西亚说，“如果肿瘤出血更多了怎么办？如果保险不赔付的话，这次就诊会花掉我们很多钱！”

格西亚正在她的iPhone手机上查看患者权利法案和保险规则，护士的说法与规则不符。格西亚说：“护士的说法不对。妈妈，我们要离开。”

我们一路向北，第二天早上到达波士顿，时间是1月25日，星期日。离开前，我的朋友理发师雅尼亚（Jania）来家里为我理发。黎明时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的消息，早上7点，她匆忙赶了过来，身上还穿着睡衣。我让她给我理个平头，以防医生要打开我的头颅。

“这样伤口更容易愈合。”我解释说。

米雷克和我把我们的运动鞋和公路自行车装进丰田RAV4，我们可以在我妹妹的地下室将其当作固定脚踏车使用。我们约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停止运动训练。我还带了滑雪板，以防用到。

米雷克、格西亚和我开车行驶在寒冷的道路上，雪花轻轻飘落，维特克和夏安妮开车跟在后面。我们经过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那里正在建一个巨型超市。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很高兴附近终于要建一家体面的商店了，再也不用开车几英里去购物了。

我能活着看到它开门营业吗？我疑惑着。

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谈论、计划我们家庭的未来。我确定自己就要死了，不会立刻死，但会很快，可能就在几天或者几周内。当然，我已经在网上研究了自己的状况。脑中的转移性黑色素瘤的预后 极差，特别是年龄超过60岁而脑中有3个或更多肿瘤。我有3个肿瘤，而且已经63岁了。我的生命只剩下4～7个月。最早5月，最晚8月，我将会死去。我活不到64岁了。

米雷克正在开车，我坐在他旁边，不禁开始思考这个家庭的未来。我需要写下遗愿，为我的资产建立一份信托，使它们处理起来更简单些。我想让遗产的分配公平合理，没有争论，不需要律师，也没有纠纷。

“米雷克需要卖掉房子。”我对坐在后座的格西亚说，“他需要搬到离你们几个孩子或我妹妹更近的地方。”

“别说了，妈妈。”格西亚说“让我们说点高兴的事。我们计划进行越野滑雪。你会喜欢的。”我不再谈论我的计划，因为知道我冷酷的准备会伤害到他们。但我仍在静静思考着。

米雷克不能一个人生活 。 他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 唯独没有了我 ， 这对他来说得有多难 ！ 如果他去世了 ， 我会有什么感受 ？ 一个人回到漆黑的房子里 ， 我的衣服仍在 、 耳饰仍在 ， 生活似乎如常 ， 但我不在了 ， 他会多么孤独 ？

我为他感到难过，眼里满是泪水。我担心他们会看到我哭泣。我擦去眼泪，不再想这些事，但格西亚注意到了。“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温柔地说，“米雷克会过得好好的，我们也是，别担心。”我当然会担心，为他们，也为自己。

我们都在格西亚和杰克位于纽黑文的家里过夜。我们的外孙塞巴斯蒂安和卢西恩欢呼雀跃着，欢迎我和米雷克。他们并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知道Babcia（波兰语“外祖母”）病了而且所有人都非常担心。

这间房子充满了意义和回忆。1989年，当米雷克、格西亚、维特克和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们住在一间出租公寓，公寓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Alexandria）的一间联排住宅里，周围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公寓的规模让我们欣喜若狂。这是我们住过的最大的地方，每个孩子都有一间卧室，看起来像一座官邸。

我们没有家具，一位同事借给我一个超大充气床垫，我和米雷克共用。我们在一场宅前旧货售卖中买了一些泡沫垫，每个一美元，让孩子们躺在上面睡觉。在一场教堂售卖中，我们花了35美元买了镀铬的桌子和配有黄色的塑料靠垫的破旧椅子。几周来，我们经常坐在地板上，用纸板箱当桌子，现在有了这些桌椅感觉很奢侈。

格西亚最先提到，只有那些在住宅区从校车上下来的孩子才是新移民。其他孩子（她指更富有的孩子）住在好街区的独栋房屋。我们研究买房需要花多少钱，发现按揭的费用和房租大致相同，而这笔钱会花在我们自己的房产上！这是一种启示。拥有自己的房子，这种想法既让人兴奋，又完全陌生。

我们开始寻找负担得起的房子，在《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房地产板块，我们发现一处位于弗吉尼亚州安嫩代尔的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近，有着殖民地风格的独栋大房屋和精心养护的院子。我们购买的房产因年久失修而格外显眼，前院里不时可见裸露的土地和巨大的树根，房子也有很多地方需要修理；但它背靠树林和溪流。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土地，只属于我们自己。

格西亚和维特克现在都有了自己的漂亮的三层楼。维特克和夏安妮住在匹兹堡的波西米亚区，格西亚和杰克的家是一幢天蓝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在距耶鲁校园一英里的一条安静街道上。每次我们去看他们时，看着他们的成就，我心里就会溢满骄傲和爱意。看到格西亚和杰克的可爱孩子们，我的外孙卢西恩和塞巴斯蒂安时，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这些孩子的一切都让我欢欣若狂。他们头发和皮肤的气味令人沉醉、不可抵抗。我喜欢他们的笑脸，他们有趣的、不平整的大牙齿，他们被汗水打湿的乱糟糟的头发，他们小小的身体充满了活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来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做游戏，给他们读书，陪他们去学校更喜爱的事了。我努力珍惜他们童年的每时每刻，因为这些时刻转瞬即逝。

祖母辈对孙辈的这种不可遏制的爱究竟来自哪里？40年前，格西亚出生时，我的婆婆高兴得又哭又笑，对第一个孙辈满是宠爱。婴儿脸上每个表情的细微变化，小手、小脚的每个动作，都让她快乐兴奋地拍手。我当时为她感到尴尬。然后，2006年格西亚的孩子塞巴斯蒂安出生了，我也相似地成了一个溺爱孩子的外祖母。

3年后，卢西恩出生了，这种情况又重复了一次。成为外祖母，激发了我的情感洪流。就像我的外祖母喜欢我，对我表现出无条件的爱一样，我发现外祖母的爱是无边无沿、令人惊讶、情意绵绵，能让一个人的大脑充满情感的洪流。这种爱也非常令人欣慰和幸福。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不能更多地陪伴这两个可爱的小男孩而感到如此绝望。

第二天早上，星期一，我们一起送塞巴斯蒂安和卢西恩上学。想到可能从此以后就见不到他们了，一股悲伤袭上心头，这股悲伤在我的身体里涌动，让我的喉头发堵。我亲吻他们的头，闻着他们头发的味道，拥抱他们小小的身体，然后离开。

米雷克、格西亚、夏安妮、维特克和我继续向北，杰克留下来照看孩子们。他随后将与我们会合。又下雪了，我们驱车穿过呆板、单调的风景：白色的道路、交错着黑色河流的白色野地、黑色的树干和树枝像是白纸上的铅笔素描。一个冻结的世界。

我感觉自己也被冻住了，脆弱得像一层冰。在错误的地方稍一触碰，就会破碎。 q9wQmWj3iph83ci/PHUVBZZMrPsFCDRzpQr7sCCNX5yPdWwNdzSo4FVHh+hSXr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