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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只能被动等待消息通知自己是否得癌症时，那种感觉是很紧张的。作为医生，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确地告诉患者活检结果出来的大致时间，通常是1～2周。我刚工作那会儿，经常会告诉患者结果一出来我们会马上电话通知她们。我从没意识到她们会连续好几天守在电话机旁不敢出门，生怕错过那通电话。
截至做完乳房活检后的下个周一，我已经等了整整一周，其中包括一个煎熬的周末，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决定直接去找那个能拿到我的检查结果的病理医生。
我走进病理科，用一种轻快而专业的口吻，让其中一名助手找出帕梅拉·蒙斯特的检查报告。她输入我的名字后，报告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
“哦，这个是阳性的，好几处都是高级别的，”她说道，“你需要打印出来吗？”
“是的，麻烦了。”我回答道，我还没完全理解她刚说的话。
她回来把报告交给我时，目光落在了我的胸牌上，然后她一脸惊愕，我能看出她在努力处理自己一开始遗漏的细节。
“我的天，他们还没有给你打电话吗？”她看上去如此沮丧，我都不确定我是该为她感到难过，还是为我自己感到难过。
“哦，我还是知情的。我已经拿到了初步评估。”我对她撒了谎。我所说的初步评估（Preliminary Read）指的是在主治医生最终确诊之前实习医生做出的鉴定结果。听了我的话，她才放松下来。
“我很抱歉。”她强挤出一个鼓励的微笑对我说道。
“没事的，谢谢你。”我一边轻声说出这句话，一边跑向卫生间，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报告。
在只有我一个人的卫生间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报告摘要和全文，然后又读了一遍，并确认报告上显示的是我的名字。报告写得很清楚：
12份活检样本中至少有5份发现有高级别浸润性乳腺导管原位癌（High-grade Invasive Carcinoma in Situ [DCIS]），为恶性病变。建议立即进行进一步的手术探查（Surgical Exploration）。
这些话我曾经在患者的报告中读过多次，当它们出现在自己报告上的时候却像是看不懂的外语。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其中一条建议上——进行进一步的手术评估。这时我从混沌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我那目标导向型的思维习惯又回来了。
“手术探查”意味着我需要一个乳腺外科医生。所以我立刻走回自己的门诊去找塔拉，她周一早上会在办公室为我的门诊做准备。塔拉转过身，看到我泪眼婆娑。还没等读完整个报告，我这位一向文雅的护理医师就嘟囔出一连串的脏话。要是我没有那么难过，肯定会被她逗乐的。塔拉拿着报告，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头部外科（Head Surgery）护士黛比（Debbie）那里，给她看了我的报告。
我在这个机构的专家身份在很多方面为我提供了便利。我不像一般患者那样需要太多的流程解释，我们只是简短地讨论了一下我想看哪位医生。黛比一刻也没耽搁，她打了几通电话后很快就为我预约好了一切，好让我尽快做相关检查。
最重要的是，她让我在她怀里哭了会儿，让我放下自己医生的身份，允许自己做个病人。
我选了一个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迈克尔·阿尔瓦拉多（Michael Alvarado）医生。当时他是我们这里的实习医生，现在已经成为一名颇有声望的医生。我亲眼见证过他娴熟的手术技法和对病人极好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完全相信他能以当下最先进的医疗知识为依据为我治疗，并尊重我的个人意愿。
阿尔瓦拉多看完我的所有扫描报告，并跟放射科医生讨论了检查结果后，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想跟我见一面。我预约了他的号，在黛比的陪同下，以病人的身份而不是同事和前导师的身份，和他见了面。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感觉如何，是否有癌症家族史，之前是否做过活检，以及最重要的，我是否注意到乳房发生的任何变化。
“我猜你之前并没有发现过任何肿块、乳头溢液或红肿吧？”阿尔瓦拉多问道。他是根据我通过做乳腺X光才发现得癌症这一事实发问的。通常情况下，是患者自己先发现肿块然后再去医院检查，但我不是这种情况。他给我做了检查看我的胸部是否有肿块，腋下及锁骨上方是否有淋巴结。所幸他什么都没发现，这样我也不再为没发现自己身体异常而感到内疚。最后，他和我一起过了遍我的所有乳腺X光和B超的检查结果。
我穿着病号服坐在那儿，听同事给我列出一个治疗计划。曾经，我也给无数患者列过类似的治疗计划。在提及哪种手术对我最好的时候，阿尔瓦拉多医生说他不想给我做乳房肿瘤切除术（Lumpectomy），他认为乳房切除术（Mastectomy）是个更好的选择。作为医生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推荐，但是作为他面前的病人，我让他列出所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