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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7岁那年，奶奶格特鲁德（Gertrud）得了乳腺癌。那是1971年，她刚刚过了65岁生日。奶奶住在柏林，通常每年夏天都会来瑞士与我们同住一段时间。她在的那几周对于我们来说喜忧参半：她会带来很多糖果，但是她给我们吃昂贵巧克力的同时，也对我们管教甚严。她不喜欢我们的散养模式，也不待见我们随意的穿衣风格。
我长大的地方离海蒂之乡（Heidi）只隔了两个村子，和海蒂一样，我们喝很多的牛奶，而且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丘上玩耍，用奶奶的话说就是“整天疯跑”。
每次奶奶一来，我的父母好像突然记起了好多规矩：房间一定要一尘不染，指甲要修剪得干净整齐；就连我们的狗，一条巨型大丹犬，坐着时也会老老实实，连口水都不敢流。尽管奶奶身材矮小，她却是个威严的人。甚至就连现在，每当我想到自己饮食不规律或办公室变得很乱时，她那张永不衰老的脸都会浮现在我眼前，那双深绿色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就会提醒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
奶奶并非不慈爱，而是像母亲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们的那样，她“所处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她的丈夫死于二战，留下她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而且没有工作可以养家糊口。她没有过一句抱怨，在柏林熬过了希特勒时期。那些年，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一个个消失、离去，看着她的奶奶死于饥饿。
奶奶被诊断为乳腺癌是在一年夏天，那年夏天跟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她住在我家。有一天她在穿衣服的时候，在右胸上摸到一个小硬块。我们不曾知道她当时是否感到担心或者恐慌。她突然就决定离开，因为“自己有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不知怎的，尽管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我对这个理由印象很深刻。她回到德国做检查，检查结果是乳腺癌。之后我们家里不再提起这件事，就连我父母低声交谈时也没提起过。
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典型，大家基本上不会公开讨论癌症。我是多年以后和母亲聊天时才偶然得知奶奶患癌症的事，当时我们正讨论母亲的身体情况。奶奶只把患病细节告诉了母亲。那个年代的癌症病人在接受治疗期间，是没有家人在一旁支持的，也不会有邻居带着慰问品去看望，并不像我现在的病人这样。
一年后，奶奶再次来到我们家时，她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其中一个变化是她不再穿短袖衬衫。我尤其记得有次假期我们一起去西班牙旅行，她拒绝和我们一起游泳，我当时还特别不解。整个旅行期间，我们在海里嬉戏时，她总是穿着长袖衬衫或裙子坐在酒店的阳台上或是在海边散步。她一直都很喜欢游泳，而且天又那么热。我当时很疑惑，只是从来没有想清楚答案。我问母亲奶奶是否一切都好，母亲避而不答，只是说那个年纪的人就是这么穿的。但是我在海边发现很多与奶奶同龄的老年女性穿得很凉快。
如果当时我年纪再大点或洞察力再敏锐些，可能还会注意到奶奶的头发变得稀少，人也瘦了许多。她那慈祥的体态和圆润的脸庞都消失不见了，她的眼睛变成了更深的绿色。自那以后，尽管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她变得更加自律，尤其是涉及她的健康时：她坚持定时定量吃饭（不摄入额外卡路里），每天早上10点准时出门散步两个小时（这可把我们的狗乐坏了，它每天到点就用鼻子拱开奶奶的房门，然后和她一起去散步）。
我见过太多病人被诊断为乳腺癌的经历。回想起当时奶奶的情况，她要一个人默默承受所有的恐惧、未知和身体上的痛苦，这对她来说一定极为困难。她身边没有丈夫对她表示理解，没有父母支持她，也没有朋友带着慰问品来安慰她、拥抱她、倾听她的诉说。现在，我只能感叹奶奶在处理这种情况时表现得有多伟大。我的父母没有参与过对她的照顾，并不是不爱她，而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很忌讳“癌症”这个词。
更令人震惊的是，那时几乎没有人讨论癌症对病人造成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创伤，也没有人研究作为医生或亲人该如何跟癌症病人交谈，该如何避免说错话、伤到病人。20世纪80年代，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医生不会告诉病人他们患有癌症，这是一种常规做法。医学界认为让病人面对这一事实太过残酷。
因为奶奶的诊断在当时是一个秘密，即便现在我有最先进的医学工具，也不能完全追溯她当时的乳腺癌发展情况及治疗情况。有一次她的衬衫被风吹开了——这对于穿衣严谨的她来说是极少见的意外，我瞥见了她的右腋窝和上臂。那片区域看上去是深紫色的，而且上面有伤疤。现在我明白那伤疤是她当时做放疗时受到严重烧伤留下的。她的两胸也不对称了，锁骨下方还有块不同寻常的凹陷，这些变化就算隔着衣服别人也能看出来，更何况她变瘦了，这些更加明显。
这暗示着她做了乳房根治术（Radical Mastectomy），这个手术切除了乳房、乳房下面的胸肌，以及相邻腋窝里面的许多淋巴结；为了阻止癌症扩散，她又接受了大剂量的放疗。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过于猛烈的医疗手段其实是不必要的。我多希望当时能阻止奶奶做这种恐怖的手术。
随着我慢慢长大，和奶奶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偶尔会提及自己的乳腺癌，但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询问相关细节。在我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她死于胰腺癌。在我等待自己的乳房活检结果期间，这些记忆都涌入了我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