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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后，我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也离开了那位教授，来到美国，在医学研究领域开创了新事业。有次周末，我去蒙大拿州滑雪。我坐在热水浴池里，沐浴着山上的阳光。当时我正和我的女性朋友们讨论50岁时一起去阿拉斯加的计划。突然，我大脑中滑过一个不祥的预感：要是两年后我不在了怎么办？这种想法根本不是我的风格。我很快就把它抛之脑后，专心欣赏周围的风景。那个时刻，我想到能在这广袤的雪山里度假，有着美满的家庭、交心的朋友，以及蒸蒸日上的事业，生活于我而言似乎是完美的。可是一回到旧金山，那种不安感又回来了。
那个周一，我走进自己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门诊。护理医师塔拉（Tara）向我打招呼，她还没来得及交给我当天的日程安排，我就匆忙打断她说：“请帮我预约一次筛查性乳腺X光检查（Screening Mammogram）。”
她明显感到很吃惊，问道：“为什么？你一向不会让像你这样岁数的人做乳腺X光检查的呀，尤其是没有家族遗传史的人。”她说得对。我们曾经针对不断变化的乳腺X光检查规范讨论了很长时间，最终达成一项共识：不对50岁以下的女性做乳腺X光检查。这也是我为什么连续7年都没做乳腺X光检查的原因。
“嗯，我就是觉得应该做一次乳腺X光检查，所以请在我改变主意之前帮我预约。”我耸耸肩说道。
塔拉瞪着我，点点头，脸上闪过一丝困惑。我能听到她轻声嘟囔了一声“随便”，还翻了个白眼。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违反自己制定的不给50岁以下的女性做X光检查的规定。是直觉吗？不管怎么说，的确是某种微妙的直觉让我做了这个决定。虽然我是个科学家，但我一直都尊重自己的直觉，而科学家的身份更让我意识到总有一些事情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塔拉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还是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才定下这个规矩，难道你现在想重新讨论一遍吗，还是说这只是对你的一次破例？”她是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不，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个乳腺X光检查。”我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的回答，没有做进一步解释。紧接着，我开始看下一个病人的病历表，精力都集中在我接下来要面诊的病人身上。
塔拉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然后说了句让我感到意外的话：“我会马上为你安排检查。你的直觉总是对的。”
当然，我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要求做乳腺X光检查。乳腺X光检查就是给乳房拍X光片。这是一项既快速又相对便宜的检查。只是近年来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医生才应该认为有需要或建议做乳腺X光检查，大家说法不一，有很大的争议。
肿瘤专家和主流的乳腺癌学会，包括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简称ACS）、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简称ACR）、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简称ASCO）和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会（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简称USPSTF）会定期就这一话题举行激烈的辩论，但是这些辩论总是以更大的分歧结束：大家只是就哪些人该做乳腺X光检查、检查频率，以及何时开始和结束这项检查等问题做了更深入、更对立的建议。媒体上也有越来越多声称乳腺X光检查对人体有害的言论，这让医生和病人都陷入一个困境，不知道什么才是进行乳腺癌筛查的最好的手段。
这些针对筛查性乳腺X光检查的讨论都是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常规的筛查真的能拯救生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复杂：能救命，但这仅仅是对于一部分女性来说的，并非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辩论也在此更加深入：常规乳腺X光检查在降低乳腺癌的死亡率和国民的总死亡率方面效果到底如何？X光检查本身会不会有可能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
乳腺X光检查应该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伤害，因为X光检查的辐射剂量很小，就是在拍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舒服。可是，如果经X光检查后被误诊为癌症，那会让病人产生恐慌，并会导致更多不必要的乳房成像和乳房活检（Breast Biopsies）。
乳腺X光检查是我们最常用的乳腺癌筛查工具。第一例乳腺影像出现于100多年前。对于没有疑似肿瘤、肿块，乳房或乳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女性来说，做乳腺X光检查的目的就是进行乳腺癌筛查，并检查是否有可疑的乳房组织病变。
做了乳腺X光检查后，所有人都会拿到一套X光片，这套片子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放射科医师能看懂。放射科医师看完X光片后会在检查报告上打分，评分参照标准是BI-RADS（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体系，最大值是6分，1～3分表示正常，4～5分表示有疑似肿瘤，6分代表很有可能是乳腺癌。
常规的乳腺X光检查基于一个前提：乳腺X光检查很可能不会显示任何异常，放射科医师也只是笼统地检查整个乳房区域，而不会仔细检查某个特定区域。如果放射科医师有一份被检查者之前的乳腺X光检查报告来进行比较，他会看到某些部位是否发生了变化，这样检查的准确度也有所提高。
大部分情况下，放射科医师不会发现什么异常，他们会在报告中打1～3分，然后接受检查的那位女性就会收到一封邮件，通知她的乳腺X光检查结果正常，一两年后再去复查。如果放射科医师发现有疑似癌变的地方，或把握不准的地方，病人就会接到电话，请她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这听起来像是个很直接的体系，对所有女性都简单适用。所以为什么不让每个女性都做乳腺X光检查呢？可惜的是，目前医疗界只明确推荐50～75岁之间的女性做常规乳腺X光检查（每年一次或两次）。对于非常年轻或年纪更大的女性，是否要做这项检查，医学界充满争议。有好几个理由不建议50岁以下的女性做乳腺X光检查。
理想情况下，最完美的癌症筛查工具能百分之百确定一旦发现某些异常，那就一定是癌症，也能百分之百确定如果没发现任何异常，那就是没有癌症。
可是，像大部分检查一样，乳腺X光检查不是完美的。检查出癌症的准确度取决于放射科医师识别乳房内部可疑病变的水平和经验，以及患癌区域是否明显区别于健康的组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很多大型研究都表明乳腺X光检查检测出癌症的准确率只有84%。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不是每个乳腺X光检查结果异常的女性都患有乳腺癌，很多情况下她们只是需要回到医院做更多检查。有一项专门的研究，目标对象是40多万名接受乳腺X光检查的女性，研究发现在40～49岁这一区间内，1000位女性中有112人的检查结果异常，但之后重新做一次乳腺X光检查或者经乳房活检后发现并不是乳腺癌。
相比之下，在70岁以上的区间内，1000人中有70人出现假阳性的检查结果。这种检测在年纪更大的女性身上更准确，是因为她们的脂肪组织更多，乳腺导管更少，而且一般来说，乳腺癌发生在年长女性身上的几率更大。
但是乳腺X光检查结果正常也不一定就代表没患乳腺癌。刚才提到的那项研究就表明，在所有年龄阶段，每1000份乳腺X光检查报告中就有一例真正的乳腺癌被遗漏。考虑到每年有那么多人做乳腺X光检查，肯定会有很多人因为假阳性结果而不得不做更多的检查，也会有很多人因为假阴性结果而没能及时发现乳腺癌。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比如磁共振成像（MRI）来对年轻女性进行乳腺癌筛查呢？不同于乳腺X光检查使用的X射线，磁共振成像使用的是一种强磁场。它比乳腺X光检查能显示出更多的细节。但是，它会检查更多的区域，也会发现更多的可疑变化，因而会导致更多的假阳性结果。假阳性结果又会导致更多的检查和乳房活检，而这一切无非是证明患者并未患癌症。
因此最新的指导方针一致建议50～74岁的女性每年或每两年做一次常规的乳腺X光检查。对于低于50岁的人群，一部分权威机构是反对她们做乳腺X光检查的，或者至少同时提醒医患双方有可能会出现假阳性结果。对于75岁及以上的女性，则建议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和患者的整体健康水平。
这些指导方针只适用于有一般风险的女性。对于有乳腺癌高风险的女性，磁共振成像和乳腺X光检查建议都做，而且很早就要开始做，通常是在30岁之前就要开始做这些检查。
当我要求给自己做乳腺X光检查时，因为我属于低风险人群，因此适用于更宽泛的指导方针——“50岁之前没必要做乳腺癌筛查”。按这些指导方针的话，我应该再等几年，等自己50岁以后再做筛查。我上一次做乳腺X光检查已经是7年前了，那是我女儿出生后不久，我在佛罗里达州的产科医生要求我做的。但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做乳腺X光检查。
几天后我去做了乳腺X光检查。到了下一个周五，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冲动性的决定。那个周末，我去外地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当时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正和同事讨论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那是个对一种有望治愈晚期乳腺癌的药物进行检测的项目。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兴奋状态。那天上午我和以往一样——忙碌、紧张、干劲十足。
就在我准备回到会议室听下一个有关新的调研数据的报告时，我的手机振动了。我本来不想接这个电话，但一看来电显示是学校的放射科。放射科工作人员直接给我打电话的唯一原因就是病人的检查结果“不容乐观”。如今，这种电话肯定是要告诉你坏消息的。好消息都是通过邮件传达的。我感到一阵悲哀，回顾了一下近期都看过哪些病人，猜测着我接下来不得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哪位病人。尽管我从事癌症治疗已有20年，但打这种电话时仍然感觉像是处于现实版的“饥饿游戏”。
电话那端的声音听上去轻松又乐观。她告诉我3月15日的那次乳腺X光检查发现了5处小异常，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我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跟进。
我有些心烦意乱，问她这是哪个病人的检查结果。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帕梅拉，你刚才没听到我说吗？这是你前几天做的乳腺X光检查。我们建议你再做一次诊断性的乳腺X光检查。”
我怔住了。回想一下，电话刚接通时，她没像往常那样开头：“嗨，蒙斯特医生，我打电话是告诉你……的CT或PET（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结果。”她直接叫了我的名字，就像我给我的病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检查结果时那样。
我的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她的电话原来是为我而打来的。我的乳腺X光检查结果不正常。
电话那头的声音说：“请打电话联系我们办公室预约下次的乳腺X光检查，别忘了带着你之前的检查结果好让我们进行对比。我们想了解我们检查发现的情况是否之前就存在，这对我们做出判断是有好处的。”
那天是周五，我要等到下个周一才能回到门诊。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断还有挺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先给位于坦帕市（Tampa）的莫菲特癌症研究中心（Moffitt Cancer Center）的放射科打了个电话，我在这个中心工作过，这儿也是我之前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我的一个前同事，也是我的朋友，接到电话后立刻去查我之前的乳腺X光检查结果。她告诉我，我7年前的检查结果显示正常，没有什么可疑病变部位。但考虑到我现在的年龄，那些以前的结果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曾经给病人打过很多这样的电话。通常我会用一种放松的、积极的语气，以降低这些消息对病人的打击，尽管我心里十分清楚这种电话从来都不会真正让人安心。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对病人经历的过山车式的情感变化感同身受，从得知消息到花好多天时间等诊断结果或进一步的检查，这中间要经历太多煎熬。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做到足够敏感并理解病人等待的煎熬，可是医生总是太忙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将结果第一时间告知病人。
此时，我努力尝试换位思考，好好消化刚才听到的话。这意味着我得了乳腺癌吗？我是治疗乳腺癌的呀，不应该是我得这个病啊。讽刺的是，和所有医科学生一样，我设想过自己可能会得的各种病，乳腺癌从来不在其中。
那个周五上午，我脑中的“医生”角色很确信自己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可能性非常小——所有的数据都对我非常有利。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点以及所有其他的积极暗示：我的乳房没有肿块，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全面体检。我很瘦，体格也健壮，我不喝酒，也从不吃含激素的保健品。我曾三次有孕。所有和乳腺癌相关的风险因素，我一个也没有。
可是这最后一点触发了我脑中的“病人”部分，我的情绪过山车开始了。好吧，我的确是30岁以后才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个风险因素。而且我平时对糖的摄入量也很大。糖，至少在大鼠身上，是很多疾病（包括癌症）的风险因素。我开始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额外的事实——我的乳腺组织密度大，所以乳腺X光检查很可能发现不了癌症——7年前的乳腺X光检查可能发现不了肿块。但另一方面，我自己并没有摸到肿块，所以最坏的情况是，即使有肿瘤也只会是很小的肿瘤。回忆我看过的病人，其中又有多少人是身上摸不到肿块却有大肿瘤的呢？我撇开这个想法，努力安慰自己说：在我这个年纪，出现假阳性结果的概率很高，所以这个结果很可能毫无意义。这就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位工作人员说让我做进一步检查的真正意思。最好还是谨慎点，这是常规流程。
我得乳腺癌的几率的确很小，但人的感情是不相信冷冰冰的概率的。我们只会想象最坏的情况。就像那天在山上，我突然变得焦虑起来。当然不可否认，的确有少数十分淡定的人，他们能够做到不去担忧，直到糟糕的事实被证实。可是我不属于那类人，那也不是我的本性。现实情况对我的情绪影响很大——我每周都会遇到乳腺癌扩散到其他器官的病人。很多年轻女性都死于这种癌症。
无论多么努力地安慰自己，我仍然战胜不了自己悲观的想法。我内心很挣扎，一方面我深深地认定自己的情况很糟糕，另一方面靠数据说话的“医生”角色告诉我不要担心，我得乳腺癌的几率很小。但是检查结果上出现的绝不是简单的“小异常”，要不然不可能有5处！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过得尤为漫长，我要做一个更复杂的乳腺X光检查来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情绪积极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在与我同龄的女性中，1000个乳腺X光检查结果为不正常的人中有112个最终被确认没有得癌症。
我周一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走到放射科预约一次更全面的诊断性乳腺X光检查。因为之前那次是塔拉帮我预约的，所以我打电话让她再预约一次加急的诊断性乳腺X光检查，这也是在医疗机构工作的好处。
幸运的是，那天早上放射科正好有号可以给我做检查，或者他们就是为我单加的号以便减轻我的顾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忧虑的表情一定和平时形成了强烈反差，以往我都是以医生的身份过来，与他们轻松地讨论别人的检查结果。
检查过程很快也很专业，只有几分钟。放射技师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可爱女士，她知道我曾给无数病人开过这样的检查单，所以她尽可能地谨慎。我们随意地聊着天，提到不管医生在检查时多么轻柔，病人总是惧怕乳腺X光检查，她们惧怕这过程中的疼痛、不舒服甚至是羞耻感。说着说着我们俩都紧张地笑了，对话中充满了黑色幽默。
检查结束后，她让我等结果。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向病人传达了好多坏消息。医生在告诉病人坏消息方面受过最好的专业训练，学过的每种方式我都尝试过了——随意型、积极乐观型、忧伤型，或者陈述事实型。向病人传达好消息有上千种简单的方式，但是传达坏消息时不论哪种方式都极其困难。我讨厌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告诉病人坏消息，因此经常请病人过来当面谈。我知道现在至少对我来说，地点并不重要，只要尽快让我知道结果就行。
一个通常周一并不在科里的放射科医师在一个小候诊室见了我。她做了自我介绍。她是奥莱尔登（O’Riordan）医生，我们之前没见过。我当时想了下，我应该多跟自己的同事熟悉熟悉，但那一天所有的事都像浮光掠影。她说的话里我能记住的就是有几处看起来“有点不正常”。然后她建议我和她一起过去看我的乳腺影像。有几个地方出现了微钙化，即微小的钙沉积，这些在乳腺X光片中看起来就是白色的斑点，可能就是癌症的标志。她又看了一遍我的乳腺X光片，开了个乳腺B超的检查单。她说单看乳腺X光片她不能肯定。
然而奥莱尔登没有建议我做更精细也更耗时的乳腺磁共振成像，因为我不属于“高风险人群”。B超就像一艘船的声呐，它利用声波来检测乳腺X光可能检测不出来的肿块和淋巴结。这是另外一项快速简单的检查。我一动不动地躺在检测台上，放射科医生拿着探测手柄，仔细检查我的乳房和腋窝处是否有肿块。我一会儿看看屏幕上的图像，一会儿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仔细研究了几分钟B超图后，她确定地说道：“B超上看不到明显的异常区域，腋下淋巴结也没有变大。”
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就算我得了癌症，至少还没扩散，也没有大的肿瘤。
“但是乳腺X光检查显示的不正常是怎么回事？”我问道，“那是出错了吗？”
“不是。”她说道。她神色严峻，直直地看着我。
乳腺X光检查结果确实不正常，她也没有“太担忧”，但“只是保险起见”，她想让我“再做个检查，做个更能定性的检查”。唉，这是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说的套话。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无声语言在沟通交流中的价值。我研究了下她的表情。不同于她说的话，她的眼神里夹杂着担忧、同情和支持。她试图掩饰这些感情，表现得轻松点，但这些没逃过我的眼睛。她只是在努力按照当初培训时教的那样做。行医这么多年，我早就明白，没有几个医生能真正掩饰自己的忧虑。至于我，我永远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不会摆扑克脸。
我非常清楚这个医生复杂眼神的含义，我也知道她想让我做什么检查——在病变部位取样，然后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即立体定向活检（Stereotactic Biopsy）。
“能现在就做吗？”我问道。
她点点头。还没表示同意，我就本能地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我开出过数百张肿瘤活检的检查单。只需敲几下键盘，输入我的电子签名就可以了。可是随着我了解得越来越多，我知道亲自接受这项检查跟给别人开检查单完全不同。根据肿瘤位置、大小、数量、医疗条件或医生偏好，有三种主要的活检类型：细针抽吸活检（Fine-needle Aspiration Biopsy，用一根细针吸出一些组织细胞）、空芯针穿刺活检（Core-needle Biopsy，取出条状标本）和手术切除活检（Surgical Biopsy），即大家熟知的乳房肿瘤切除（Lumpectomy）或开放性活检（直接切除肿瘤）。我要做的是空芯针穿刺活检，而且要做12次穿刺。
做穿刺活检时，我穿着胸前敞开的手术服躺在手术台上，感到万分无助。放射科医生给我注射利多卡因（Lidocaine）对我的皮肤进行麻醉时，我看到了器械托盘和取芯器，那是个大的金属针里面套着一个小的斜面针。外面的针有4英寸
长，直径差不多相当于星巴克的咖啡吸管。不过不同于吸管的绿色，这种取芯器的颜色是一种暗淡的金属灰。每次里面的小针射出来扎入人身体时，都会发出咔嗒或噼啪声，就像一个弹丸枪。一想到这个装置进入我胸部的场景，我就感到一阵阵恶心。
医生用手术刀在我胸部划开一个小口后，就轻轻地把取芯器放入我的胸内很深的、离心脏很近的地方。
我试着不去看。感觉就像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那样，她终于告诉我找到了目标区域（即可能的肿瘤组织），然后她按了一下按钮。咔嗒一声，活检穿刺针弹了出来，然后从我体内取出了一块大约半英寸长的组织。拖着这些组织，小针缩回到大针里面，医生把取芯器拔了出来。
那一刻我意识到，唯一一件比解读空芯针穿刺活检报告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做这种活检。
第一次穿刺结束后，还有11次——是的，那种像枪声的咔嗒声响了12次后我的检查才结束。一次次的穿刺取样让我感觉越来越差。我脑中闪过好多东西，都是我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夸张的场景。要是这个医生弄错了方向，这针插到我心脏上怎么办？可能这种事不会发生，但有没有可能这么大的一根针会碰到一根大血管或者伤到某条神经？
这些年我在把病人送去做活检前给她们做的思想准备工作是有多差劲，我只是告诉她们一些数据和解剖学术语，而不是如实地告诉她们：“乳房活检不是小事。真的挺疼的。”
从统计学角度来说，这种活检很少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但经常会引起出血和淤青。我再次试图用数据宽慰自己，这是一个职业习惯，或许更多的是给我一个精神支撑——5%的并发症发生率意味着100个病人中有95个是完全没事的。
但是随着医生把取芯器置入我胸内，我又紧张起来。我深吸一口气，把注意力集中在头顶的一块天花吊顶板上，随后又把注意力转到刺眼的灯上。我的目光不断地搜寻可以减轻我焦虑的东西。毕竟我在这个医院工作，不想被大家笑话。作为一名医生，即使面对很大压力，我也要保持镇静，头脑清醒。我为什么不带个人过来陪我呢，朋友或者丈夫？那可能会有所帮助。不，我来这儿时心中坚信自己所向无敌。
回顾当时的活检，在第9次取样之前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疼（对，我当时是在心里计着数的）。但第9次就感觉完全不同了。实际上那次有点疼。咔嗒声响后，我看那医生的表情就知道，她发现了，针可能碰到了某处血管，在那么深的地方取乳房组织发生这种事很常见。那处小切口开始流血，所以她用手指使劲按住我的右乳来止血，同时目光看向别处。我再次真切地体会到病人是怎样试图从医生的每个表情中寻求安慰的心情，即使他们并不能看到医生的脸。按压完以后，她又进行了3次穿刺取样，之后又使劲按压了一阵我的胸部。她碰到了一处血管，实际上并不是她的错，她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给我止住血。这一过程极大地延长了我的痛苦。我开始意识到我可能真的得了癌症。
我陷入无助的恐惧中，我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还那么小，我要是死了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足够独立吗？他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的丈夫能应对这一切吗？我有多少次对他们的需求心不在焉或视而不见？在那一瞬间，我那份无往不胜的勇气与信心被击得粉碎，我开始理解人生中最可怕的事和最幸福的事。我想了好多死前要完成的事情。从接到那通电话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泪水浸润了双眼。
我平躺在手术台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那个意志坚定的女医生一边用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同时按压我的胸部，一边用右手开检查单，好让病理医师检测我的乳腺组织样本。在此期间，我的那12份乳腺组织样本已被送去做X光检查，以确定那些可疑的钙化区域就在取出的这些样本里。塔拉来到手术室看了看我。看到医生还没做完穿刺取样，她又出去了，告诉我她会在走廊等我。
几分钟后，检测人员证实了医生想取的发生微钙化的组织的确存在于样本中。接下来要处理这些乳腺组织样本了：放在福尔马林中保存，然后切成薄片，放在载玻片上，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我要做的就是等病理医师仔细检查所有的组织细胞来确定到底是不是癌症，如果是的话，还要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癌症，癌变范围有多大，浸润性
有多强。通常这个过程要花费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收拾完所有工具和样本后，大家都离开了。出血终于止住了，我也可以离开了。
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打算离开医院，所以也没有准备取消下午的门诊，而且下午的门诊都约满了，我整个下午都要在放射科隔壁的诊室看病人。很快就要到第一个号了，预约的时间是12:30。我的传呼机准时响起，这说明我的第一个病人已经到了。我立刻回归另外一个身份：医生。
我的乳房这里一阵阵疼痛袭来，很快就产生了一块瘀斑。我在衬衫里面放了个冰袋，然后走向诊室去看病人。我走过去的时候，塔拉正站在走廊等着我。她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我的胸口开始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那么多的病人。
塔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你会没事的。乳腺内没发现大肿瘤，腋下也没有肿块。你想回家吗？”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挺直了肩膀，摇头说：“不想。我觉得我能搞定这一切！”
她同情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理解，说道：“那好，言归正传。走吧，第一位病人已经到了。”
我脸上挂着最愉悦、最积极的微笑走进检查室，去面对我那天问诊的第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