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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人统治的确立 公元750年，阿巴斯人高举还权于先知家族的旗帜，以恢复神权政体为号召，在波斯的和其他民族的马瓦里支持下，武装夺取政权，取代倭马亚人的统治，建立阿巴斯王朝（750—1258）。因其旗色尚黑，中国史称“黑衣大食”。阿巴斯人能够控制的疆域较之倭马亚人已大大缩小。
阿巴斯人自诩其统治为“道莱”（意为“新纪元”），以有别于“窃权”“渎神”的倭马亚人。一方面，新统治者为表明掌权的合法和信仰的虔诚，竭力使帝国笼罩在强烈的宗教气氛之下。哈里发在重大节日和每周五的聚礼时，都要穿上先知穆罕默德穿过的斗篷，以示掌权之正统与合法。新王朝在强迫教法学家宣誓效忠的同时，聘用教法学家作为新王朝的重大决策顾问，企图以此巩固阿巴斯人在民众中的威信，使民众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政权已合法地并应永远地归于先知的后裔阿巴斯人执掌，直至将政权交还给救世主尔撒为止。他们继续利用原有的宣传机构，宣传合法主义，宣传他们的哈里发伊玛目尊位得自阿布·阿希姆的“遗嘱”，或是利用种种“伪训”以排斥阿里家族对哈里发权力的要求。其中有一则“圣训”声称，政权将归阿巴斯和他的后裔所有，安慰阿里不必为此忧伤；还有一则“圣训”则借阿里之口，责令其子（阿里与哈乃菲亚所生）穆罕默德·本·哈乃菲亚放弃武装斗争。
另一方面阿巴斯人则在政治体制上作出相应的变革，适当满足参与起义者的社会经济的平等要求。他们将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从前王朝的叙利亚转移到受波斯化影响的伊拉克，削减阿拉伯贵族在政府中的权力。前王朝依靠叙利亚人，新统治者依靠波斯人，政府部门的官职由波斯萨珊朝官吏的后裔充任，波斯籍的和波斯化的叙利亚地主和商人在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上升；新王朝还实行阿拉伯的和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平等”的政策，除了将马瓦里中的上层（地主、商人和宗教学者）吸收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外，还使新的税收制度大致趋于合理。农民在按农业收成比例缴纳赋税的同时，对阿拉伯贵族的依附减少了。阿巴斯王朝在最初的100年间，帝国社会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
新王朝没有选择十叶派居民集中的库法为都城，而是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伊拉克北部的安巴尔暂时建都，称为“哈希姆城”。762年，曼苏尔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经过四年建成新城“达尔·撒拉姆”（意为“和平城”，而人们仍沿用旧名“巴格达”），它成为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帝国的宗教中心。
曼苏尔 阿巴斯人虽然极力标榜其政体的神权性质，但宗教与政治相比，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王朝的真正奠基者曼苏尔（754—775在位）巩固新王朝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政治上消除隐患。继阿布·阿巴斯杀害开国元勋阿布·萨拉马后，曼苏尔又相继杀害了他的王位的主要竞争者和潜在威胁者——他的叔父伊布拉欣和军事将领阿布·穆斯林。伊布拉欣是萨卜战役中的英雄。公元754年11月，曼苏尔先是派阿布·穆斯林于奈绥滨（今土耳其的纳西宾）打败伊布拉欣，将他监禁七年，之后再设计谋置他于死地。阿布·穆斯林在返回呼罗珊大本营的途中晋见曼苏尔时，遭到突然袭击，当场被杀害。这样，曼苏尔也就完成排斥异己、清除功臣之举。
镇压政治反对派的武装起义是曼苏尔巩固新王朝的又一重大措施。前任哈里发已镇压了752年由朱兰达于阿曼发动的哈瓦利吉派起义。754年，叙利亚东北部的哲齐赖（河洲）再次爆发了哈瓦利吉派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曼苏尔于755年将起义镇压下去。758年易巴德派的阿布·哈塔布领导北非柏柏尔人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者在的黎波里建立政权，761年被阿巴斯人镇压后，又在伊本·鲁斯塔领导下于塔里特建立哈瓦利吉派国家，一直延续到909年。哈瓦利吉派的一系列起义和北非的不稳定形势，使阿巴斯人无暇顾及更远的西班牙的政治形势，从而为倭马亚人在西班牙掌权提供了良好条件。
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不满的倭马亚人也不断地发动起义，反抗阿巴斯人。他们在伊拉克的都会瓦西特起义坚持了11个月之久。他们在多次起义失败之后，产生了类似十叶派的马赫迪再世的思想，寄希望于一个被期待的苏富扬人（倭马亚王朝奠基者的先祖），以使他们从阿巴斯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曼苏尔坚持正统信仰，还镇压了呼罗珊的一批持极端主张的宗教狂热分子。这批宗教狂热者视曼苏尔为活神。758年，他们来到帝国临时都城哈希姆的官邸前。曼苏尔好言相劝，让他们放弃这一渎神的信仰，但毫无成效，于是，他干脆用屠杀的办法对付这批狂热信徒。
阿巴斯人意识到真正的威胁来自阿里派。他们在夺权后随之与十叶派决裂，政治上同圣训派结盟并依靠后者与十叶派作斗争。这时十叶派人除了仍以麦地那为居点和政治中心外，主要聚居于伊拉克，尤其是库法。此外还分布于赖伊（今腊季）、加珊和呼罗珊等地。曼苏尔采取有计划地消灭阿里派的措施。在曼苏尔的密令下，阿巴斯人跟踪和追捕阿里家族成员。麦地那总督通过严密的搜查，将大批阿里家族成员囚禁起来。哈桑的重孙，称作“纯洁灵魂”的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762），首先于麦地那起义，反对阿巴斯人的统治，把囚禁的亲族搭救出来；他还让大教法学家马立克·本·艾奈斯替他们解除以前曾作过的效忠王朝的誓言。这次起义实际上是哈桑和栽德派一系列起义的开端。762年底，起义失败，他的尸体被悬挂在麦地那示众。分散于伊拉克的十叶派人，在哈桑的另一重孙，穆罕默德之兄伊布拉欣（？—763）的领导下，几乎于同时起义，他在夺取巴士拉后，又将波斯、苏士安争取过来。可是，他迟迟未向防范空虚的曼苏尔驻地库法进军，使阿巴斯人得以乘机从麦地那调集刚刚杀害其弟的军队来镇压起义。等伊布拉欣准备攻打库法时，已坐失良机。763年初，他于库法附近被斩首，首级被送交哈里发。
曼苏尔的高压政策，对王朝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使阿巴斯人有可能开始着手于希腊、波斯、印度的科学和文化等作品的翻译活动，这对活跃社会思想和建立伊斯兰教各宗教学科起了推动作用。
阿巴斯王朝立国思想的变化 阿里派虽遭镇压，但他们仍是哈里发职位的有力竞争者。第三任哈里发马赫迪（775—785在位）时，改变曼苏尔以武力镇压和有计划地消灭阿里派的做法，也不同于以前以阿布·哈希姆的“遗嘱”为根据作为阿巴斯人合法掌权的通常说法。马赫迪力图表明哈里发伊玛目尊位或阿巴斯派执掌国家的大权是从阿巴斯那里天然世袭的，是以他与穆罕默德父系血统为基础的。他提出了新的立国根据：阿巴斯是他（穆罕默德）的叔叔，是他的继承人和他所有亲族中最亲近的人……阿巴斯人的哈里发伊玛目尊位（权力）不是继自穆罕默德·本·哈乃菲亚和他的儿子阿布·哈希姆，而是在先知以后继自阿巴斯·本·阿布杜·穆塔里布。就家族而言，阿巴斯派同阿里派一样，都属于先知家族；按阿拉伯人的血统亲疏原则，一个人的叔伯父（指父系）与他的父亲是被视为同一的。穆罕默德的其他叔伯父（如阿布·塔里布）去世后，阿巴斯就是哈希姆家族的族长，可以代替先知的父亲。就继承权而言，按阿拉伯人的习惯，男性大于女性，近亲先于远亲，叔伯父比之女婿有更大的权利，就是说，阿巴斯的后裔较之阿里后裔于无形中居于有利的地位。由于马赫迪为阿巴斯人确立了新的立国思想，这就迫使十叶派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转而强调“先知遗嘱”的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过于强调阿里作为先知女婿而有优先的合法继承权。
波斯影响的加强 阿巴斯人改变前王朝依靠叙利亚人的做法，更多的是倚重波斯人。政治中心的东移，也给波斯思想的传入开了方便之门。除了已成为国教的伊斯兰教和成为官方语言的阿拉伯语外，波斯传统的影响渗入哈里发帝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哈里发的职位已完全不同于阿拉伯人的族长制，而成为波斯专制君主的再现。哈里发退居深宫，由大臣（维齐尔）处理朝政，任用波斯人为职员、秘书，接受了波斯人的统治经验，采用波斯的臣民叩拜礼，普通百姓要觐见哈里发比以前更为困难。大臣这一要职由伯尔麦克（原意为“大和尚”，指巴尔黑佛教寺院的大和尚）之子哈立德·本·伯尔麦克首次担任。他与王朝奠基者阿布·阿巴斯往来甚密，互将亲生女儿交换哺乳。公元752年，他就主管宫廷的财政并任泰伯里斯坦省的行政长官。
马赫迪继位后，将教育其子哈伦的责任委托给哈立德之子叶海亚。768年，哈伦·拉希德（786—809在位）继位后，仍尊称叶海亚为“父亲”，任命他为大臣，授予他无限权力。叶海亚的两个儿子法德尔和加法尔于786—803年间实际上统治着哈里发帝国，巴尔马克家族在治理帝国过程中，大权独揽，虽然也开凿沟渠，兴建清真寺和公共工程，但他们从不忘记搜刮钱财，大造公馆，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巴尔马克私邸中，经常举办不同教派背景的神学家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就神学问题展开辩论。这对后来的神学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哈伦开始对巴尔马克家族亲十叶派的态度表示不满。为摆脱巴尔马克家族对王朝的控制，他借一件小事而大动干戈。哈伦极其宠爱他的妹妹阿巴赛，不愿她嫁人，让加法尔做她的名义丈夫。加法尔并不甘心做挂名丈夫，他与阿巴赛背着哈伦生了孩子。803年，哈伦发觉这事后，在盛怒之下，将加法尔处死；805年，又将年迈的叶海亚、法德尔和他的另外两名兄弟下狱，查抄了巴尔马克家族的全部家产。为阿巴斯人忠心效劳并支配阿巴斯王朝大权达半个世纪的巴尔马克家族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波斯在阿巴斯王朝中的影响再也难以消失。
马门与阿巴斯王朝的全盛时期 更为严重的是王室内部因争权而发生战争。哈伦在确立长子阿明（809—813在位）为王储的同时，又指定波斯籍女奴所生的次子马门（马蒙，813—833在位）为第二王储。阿明继位后，马门在波斯呼罗珊受到拥戴并起兵与阿明争位，内战持续六年，马门依靠波斯将领塔希尔战胜其兄阿明夺取王位。马门为巩固统治，平息十叶派于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叛乱，采取了以下两方面政策：
一方面在宗教上采取开明态度，与十叶派联姻，先是于公元816年或817年宣布十叶派第八伊玛目阿里·里达（765—818）为王储，并以女儿嫁之；继而宣布以十叶派的绿旗取代阿巴斯王朝的黑旗。这引起阿巴斯人的不满与骚乱，他们于伊拉克拥戴马门的叔父伊布拉欣为哈里发。于是，内战复起。819年，马门打败伊布拉欣，进入巴格达，他放弃了十叶派的绿色标志，恢复了阿巴斯人原有的国色。在阿里·里达去世后，马门又接阿里·里达之子塔基（810—835）到巴格达，将另一女儿乌姆·法德尔嫁给他。为笼络十叶派，婚礼被安排在十叶派闹事（825—831）的中心地区库姆举行。
另一方面，在神学上偏袒持理性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的观点。在频频闹事和起义的十叶派中，主要是栽德派人，而栽德派的主要成员是穆尔太齐赖派的弟子。马门企图以支持穆尔太齐赖派来换取或约束栽德派人。他认为教典与理性之间不应存在分歧，并从希腊哲学著作中寻求论证这一主张的根据。为此，他以更大的规模组织对希腊著作的翻译活动。830年，他在巴格达正式创办智慧馆，使之成为藏书、研究和翻译为一体的学术机关。马门在位时期，希腊的影响已达极点。他以后的几位哈里发，继续这一工作。
马门在宗教上采取安抚政策的同时，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仍采取武力镇压的措施。马门的策略为阿巴斯王朝以后的几任哈里发所袭用。
经过曼苏尔的经营，王朝的物质财富已极其丰富。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瓦西格（842—847在位），尤其是哈伦·拉希德和马门在位的近半个世纪内，王朝达到全盛时期。这时，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诸如农业、织造业、玻璃业、珠宝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国际贸易的开展，活跃了帝国的经济生活，巴格达、巴士拉、开罗、亚历山大等通商口岸，很快发展为水陆贸易中心。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中心城市沟通了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交往。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哈里发帝国的繁荣昌盛已达到何种地步。在对外关系上，阿巴斯人的征服战争断断续续从未中止，拜占廷人乘阿拉伯人的政治中心由大马士革东移到巴格达之机，将帝国的边境沿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向东推进。马赫迪时期，阿巴斯与拜占廷的战争应摄政的拜占廷皇后艾琳的请和而告终。她答应每年分两期缴纳7万—9万第纳尔的贡税，但拜占廷新皇拒绝纳贡。公元806年，哈伦御驾亲征，大获全胜。除原先的贡税外，还对皇帝本人和皇室成员征收带有侮辱性的人丁税。这可作为王朝势力达到顶峰的标志。以后的边境战争一般只具有掠夺性，并无更大进展。
阿巴斯王朝的衰落 即便是在王朝的全盛时期，帝国境内也已危机四伏。络绎不绝的社会动乱和民众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哈里发的统治。除了王朝初期政治反对派发动起义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随之加剧，一些地区的民众为反抗上层的统治和剥削，也先后发动起义，这包括在宗教外衣下发生的新的狂热教徒的起义。阿布·穆斯林被暗害后，他在呼罗珊的追随者中，有一批奉他为神灵的人，从未停止过活动。公元778年，曾任阿布·穆斯林秘书的波斯人哈希姆自称在阿布·穆斯林这一神灵去世后，成为神的新化身，他在信徒中出现时以金丝绣制的面纱蒙面（史称“戴面纱的人”），宣称以此掩住凡人不配视见的至上神的光辉。他乘哈瓦利吉派于呼罗珊起义之机，亦于河中地区起义。最终受困于当地，780年，他与几个妻子和追随者一起自焚。此外，还先后发生了775年的民众起义、776—783年的粟特农民起义、816—837年的巴贝克起义，以及869—883年的黑奴大起义。其中，尤以黑奴大起义的影响为大。
长期以来，王朝从东非输入黑人奴隶，开采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硝石矿。沉重的劳动和悲惨的生活，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869年，一名自称阿里族后裔的阿里·本·穆罕默德发动黑奴起义。奴隶们利用当地沼泽和运河交错的有利地形和熟悉地势的有利条件，战胜派来镇压的一批批军队，处死战俘和非战斗人员。直到883年起义首领战死，延续14年之久的起义才告失败。持续不断的起义，虽然先后受到哈里发军队的残酷镇压，帝国却为此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动摇了帝国统治的基础。
王朝统治者的奢侈、挥霍和争权斗争，大大削弱帝国的实力。哈里发和后妃们的奢侈生活，皇亲国戚、大臣、官吏、侍从们出于奉迎或交往的需要而纷纷仿效，这使得财源本来已经枯竭的国库更趋空虚。到9世纪上半叶，穆尔台绥姆（833—842在位）不得不废除阿巴斯人的宗族——哈希姆家族的成员从国库中支取大量津贴的惯例。尽管如此，也无济于事。从哈里发瓦西格（842—847在位）开始，王朝已呈现出衰微之势。哈里发众多后妃及其众多的王子又带来王宫内部争宠与争权的斗争。阿巴斯人承袭前王朝的不明确的王位世袭原则。在位的哈里发从诸王子中或是从亲属中指定王储，有时，指定第一和第二王储，或是子承父业，或是弟继兄位，或是叔侄互补，难成定制。于是，争权导致的内战，又为王室成员培植亲信、网络同党提供可能，这样既削弱帝国的实力，又为帝国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哈里发受制于突厥奴隶军，是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马门依靠波斯军队上台执政，他的禁卫军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呼罗珊人。他的弟弟穆尔台绥姆时，又在阿拉伯的波斯军队之外，建立一支由拔汗那和中亚其他地区贩来的4 000名突厥奴隶为主体的新禁卫军，这标志着哈里发政治权力告终的开端。836年，这支禁卫军使巴格达陷入恐怖之中，哈里发不得不建筑新城萨马腊，将政府机关迁出巴格达。前后有八位哈里发以这座新城为首都达56年（836—892）之久。孟台绥尔（86l—862在位）去世后，突厥禁卫军的将领开始干预国家大事。
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约800）
10世纪初，穆格台迪尔（908—932在位）改变由空虚的国库发饷的惯例，开始实行地方长官或军事首长的包税制度，这促使了后来的封建军事制度的形成。在中央，行政大权由大臣控制；在地方，军政大权则归地方长官执掌，地方分权和割据也就在所难免。当总督（艾米尔）的军权和财政官（阿米勒）的财权完全分离时，财政官还能保证一定的款项上交中央政府，随着土地作为军饷支付给军队，这就形成了类似西方的封建采邑制；军事长官实际上掌握了财权。尤其是哈里发在全伊拉克的广大地域任命突厥将领为包税人，让他们自己去筹集军饷，当下级军官也这样效法自筹军饷时，国库所受的损害一发不可收拾。领主为了收益必须保持土地肥沃和水利灌溉；而军人为了榨取钱财并不顾及土地收益和农田建设，他们榨取一块土地之后可以要求换取一块新的肥沃土地。农村生活的不安定也影响到城市，加上奴隶起义和教派战争对商业贸易、城镇生产的交通运输的破坏，亲十叶派的诺伯赫特家族在穆格台迪尔宫廷中的势力和影响的上升，十叶派传教师在各地不断煽动不满的民众，这为十叶派的发展提供了良机。
这一时期边远地区先后独立或半独立，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实力。为镇压民众起义或巩固边防，不得不授予边远地区的军事将领以更大的权力，在帝国的衰落之际，这些将领逐渐摆脱中央的控制，形成独立或半独立的小王国，名义上受制于中央，承认哈里发的宗主权，实际上则割据称雄，各霸一方。除了8世纪末，阿里的后裔因起义失败逃至北非并于该地建立起伊德里斯王朝（788—974）外，哈伦·拉希德为对抗北非西部地区的地方政权，任命伊布拉欣·本·阿格拉布为北非的军事首领。由于远离中央，他终于建立阿格拉布朝（800—909）。随之，突厥奴隶将领阿赫默德·本·图伦因升官晋爵，授权治理行省，868年，他踞埃及、叙利亚而独立，建图伦朝（868—905）；继之伊赫什德取代图伦朝，建伊赫什德朝（935—969）；另一支突厥人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哈姆丹朝（929—991）。
在帝国东部，马门为酬谢塔希尔将军，赐以呼罗珊领地的世袭权，从而塔希尔朝（820—872）建立。发源于波斯锡吉斯坦的萨法尔（意为“铜匠”）势力扩张后建萨法尔朝（867—908），继承萨法尔朝大片领土的波斯人萨曼建萨曼朝（874—999），在帝国东部则有伽色尼朝（962—1186）。
这时，哈里发已成为突厥奴隶军手中的玩物，或受拥戴，或被废黜，有的干脆被弄瞎双眼或被杀害。而突厥将领为执掌军力，又需要哈里发的任命以使这种权力蒙上一层神圣的光圈。这样，哈里发制度到10世纪中叶已形同虚设。936年，哈里发阿赫默德·拉迪（934—940在位）为寻求新的支持者，任命瓦西特和巴士拉总督穆罕默德·拉伊克为总艾米尔，不仅授予全军最高统帅之权，还任命他为整个政府的首长，甚至在星期五聚礼时提到他的名字。哈里发从此丧失了一切军政大权，即便是在清真寺聚礼时讲道的权力也丧失殆尽，只是作为穆斯林的最高宗教领袖的名义尚存。
更为严重的是，这时出现了敌对的哈里发。伊斯玛仪派的欧贝杜拉在909年于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909—1171），自称哈里发后，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的艾米尔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亦于929年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伊斯兰世界实际上呈三足鼎立之势。
自9世纪中叶帝国衰落以来，哈里发们的政治权力越少，他们对宗教权力抓得越紧，越加重视宗教事业。与早年的哈里发采用“屠夫”（阿布·阿巴斯）、“胜利者”（曼苏尔）的尊号不同，这以后的哈里发则力图使尊号与安拉的名字相连，如“真主的代位者”、“真主在地面上的影子”等。哈里发们对伊斯兰教的关注，客观上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尤其是在帝国衰落之际，伊斯兰教诸宗教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多少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