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地那的社会状况 在迁徙以前,麦地那和整个阿拉伯社会一样,处于氏族制度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激烈变化之中。在麦地那,源自同一祖先的奥斯和哈兹拉吉部落已分裂为8个独立的氏族,此外还存在3个犹太人部落和一些小氏族。麦地那是个以农业为生的绿洲。农业生产倾向于家族分散经营,争夺良田的斗争又促使了私有观念的发展。渴望掠夺土地致富的动机,使耕地毗邻、村舍相望的氏族之间日益频繁地发生冲突。仇杀和战争接连不断,卷入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逐步升级。开始的仇杀和游牧部落一样,主要目标针对个人和牲畜。后来目标越来越集中于侵占土地和村舍,驱逐和消灭弱小氏族。从赫帖卜战役起,仇杀和战争延续近50年,到公元617年,终于把所有氏族都卷进去,爆发了两大部落之间的布阿斯战役。在犹太部落的支持下,奥斯人打败一直占上风的哈兹拉吉人,但双方都遭受了惨重损失,暂时处于不战不和状态。生产活动陷于停顿,椰枣的产量也大大下降。用于调节社会冲突的血亲复仇原则,因复仇的目的不易满足而变得漫无限制。原先由于土地纠纷偶尔发生的氏族冲突,逐渐变成以掠夺为目的的长期战争。因为缺乏站在部落之上、具有足够力量来制止双方冲突的权威,也没有一位超脱于敌对双方的强有力人物进行仲裁、调解,双方无法摆脱眼前的灾难。
这时,穆罕默德关于安拉独一和无限威力的说教、关于现世浩劫和末日审判迫近的警告、对古代民族遭遇厄运惩罚的渲染,以及对追逐财富的谴责和对道德正义的申张,吸引着麦地那人,婉转地迎合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给麦地那人带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希望。因此,麦地那人邀请穆罕默德,主要不是作为一位尚未成型的新宗教的创始人,而是按照传统惯例,作为一个具有非凡能力、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争端的仲裁人。伊斯兰教对他们的效用,最初还不是作为新的宗教信仰,而是保障人身安全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政治权威。麦地那社会的现实需要,促使大批部落民皈依伊斯兰教,迫使氏族首领们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
麦地那的社团章程
根据阿拉伯的惯例,穆斯林迁徙麦地那以后也就放弃和终止因血缘关系而自动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在他们与麦地那人共同组成的社会中,伊斯兰教成为支配人们的意识形态力量。这样,穆罕默德就有可能突破氏族制的外壳,以信仰为基础建立一个完全新颖的社团——乌玛
,来满足麦地那的现实需要。
穆罕默德与各个氏族集团订立了一系列的协议,组成一份“麦地那社团章程”,作为乌玛的“宪章”。这份章程一开头就宣布:他们是区别于其他族人的一个统一的社团,由“古来氏和雅斯里布的信士和穆斯林,以及那些服从和依附他们并与他们共同作战的人”组成,包括麦地那的犹太人和异教徒。所以,起初它是一个由不同血缘和信仰的全体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组织。不久,它就成为单一信仰的穆斯林社团。社团的首要目标是制止内部仇杀。章程规定,“不论何时发生恐怕会引起灾祸的事端和争吵,都应提交安拉及其使者”仲裁(第42和23条)。由于每个成员都置于整个社团的保护之下,血亲复仇就变成全体的职责。而且,报复被限于对凶手本人的惩罚,不许任何人加以偏袒,但鼓励以血金代替流血(第13和21条)。由此,穆罕默德就有可能在麦地那行使检察和司法的权力,进而有效地保障社团内部的和平。社团的第二个目标是力图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来调整内部关系。在确立整个社团的和平安全后,章程规定,“信士们不得抛弃他们当中的债务人,要按合理的标准帮助他们偿付赎金或血金”(第11条),他们中地位最低的人也同样享有安拉的保护(第15条)。这样,在氏族制度无能为力的地方,乌玛取代了它的职责。这使伊斯兰教有可能向不断改变依附关系而失去血缘联系的弱小氏族和个人提供一种远比部落联盟更为稳固和广泛的联系。社团的第三个目标是共同抵御外部的敌人。章程条款和战争誓约(阿克巴誓约)使它带有明显的军事联盟性质。但是,宗教的目的和制止信徒相互复仇的义务(第19条),使战争失去血族仇杀的意义。章程宣布的共同敌人是信奉异教的麦加古来氏人(第20条和第43条)。在制止内部仇杀后,社团所面临的只有一种战争,即反对多神教徒和不信者的“圣战”。因此,伊斯兰教在麦地那,不仅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个军事组织。
乌玛的性质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乌玛,并未超出部落社会的范围,却包含了对社会结构的重大改革。由于团结乌玛成员的社会纽带不是体现在氏族制度的血缘关系上,而是隐蔽在共同信仰的地域关系中,它就成了阿拉伯社会第一个突破血缘关系的新型社团。在此之前,部落是唯一的社会组织,部落之上不存在任何公共权力。但在麦地那,这种部落意识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由此引起对超越部落之上的权威,即建立公共权力以制止内部冲突,依靠仲裁以维护和平与秩序的需要。只是这种公共权力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古兰经》中“服从真主及其使者”的命令,确立了具有立法权的政治权威,并且通过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而演变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国家权力。乌玛的建立为在麦地那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它成为后来的哈里发国家的雏形。
穆罕默德的地位 起初,穆罕默德在社团内部面临着许多困难,从麦加迁来的穆斯林被称为“迁士”(穆哈吉勒),是穆罕默德的忠实支持者,但人数不多。麦地那的穆斯林被称为“辅士”(安萨尔),他们有服从他的义务。但在麦地那人中,关于是否约请这位外来的仲裁人的问题,自始就存在不同的意见。穆罕默德到来后,一些人虽然表面上接受新宗教,而内心依然保持怀疑和不悦,有时在暗地里伙同犹太人反对他。这些人被称为“伪信士”(穆纳菲克),其首领是伊本·乌拜伊。这些伪信者一度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穆罕默德对他们不得不采取安抚政策。在伍侯德战役前,“服从真主和使者”的命令在《古兰经》中大约出现了40次,而且还许诺:“谁服从真主和使者,真主将使谁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4∶13)后来由于伊斯兰教给予他们带来明显的利益而使他们逐渐转变态度。据说,伊本·乌拜伊死后,穆罕默德参加了葬礼,并带领穆斯林为他祈祷,使很多伪信者真正入了教。自从壕堑战役以后,麦地那社团转变为一个受到四周游牧部落崇敬的政权,穆罕默德也成了无可争议的社团领袖。安拉是社团的最高统治者,通过他的使者发号施令。穆罕默德行使的职权是凭借着安拉授予的绝对的宗教特权。“谁服从使者,谁确已服从真主。”(4∶80)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地位最终确立。
白德尔之战 迁往麦地那后的第二年,穆斯林开始武装袭击麦加的商队。依照阿拉伯人的传统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应急手段。通过劫掠战利品,迁士们可以摆脱对辅士们的经济依赖,提高社团及他们的实力、财富和威望。公元624年年初,穆斯林在麦加和塔伊夫之间的奈赫莱袭击麦加的一支小商队,掳获许多战利品。由于这次行动发生在禁月(阴历7月),麦地那人对此有所非议。但这次成功的劫掠,引起另外几次更大的袭击。624年3月(阴历9月),穆罕默德亲自率队去伏击一支由叙利亚返回的大型商队。商队首领阿布·苏福扬事先得到风声,早已派人回麦加求援。他带领商队绕道沿海岸返回麦加。穆斯林在麦地那西南的白德尔与赶来增援的麦加人相遇。在穆罕默德的指挥下,300名穆斯林对付近千名麦加人,结果获得胜利。麦加的反对派领袖阿布·贾赫勒等50人被杀,50人被俘。穆斯林方面只损失14人,夺取了许多战利品。这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伊斯兰教走向胜利的起点。它作为安拉福佑的证明,赢得麦地那人的支持,为穆罕默德的权威奠定了基础,使他有可能采取强硬措施对付麦地那内部的反对派。
与犹太人的关系 麦地那的犹太人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穆罕默德曾经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承认他是《圣经·申命记》预言的先知。他曾采用过犹太教的一些习俗和仪式,例如以耶路撒冷作为礼拜的朝向,遵奉中午的礼拜和“阿术拉”斋戒,选择犹太人安息日前一天的准备日作为穆斯林的公众礼拜日等。但是,犹太人不愿丧失在麦地那的统治地位,他们的教义也不允许接受一位阿拉伯人来做弥赛亚。他们极力否认穆罕默德为先知,诋毁他的教义。他们利用犹太教的经典知识,讥笑穆罕默德的错误,不断挑起争论,并且企图煽动辅士与迁士的不和。这严重威胁到新宗教的基础,导致穆罕默德与他们决裂。随着社团实力的增强和先知地位的巩固,穆罕默德改变礼拜的朝向,确定易卜拉欣为克尔白的创建人和朝觐的发起人,规定“莱麦丹”为斋月和朝觐克尔白为正制,给伊斯兰教涂上鲜明的阿拉伯民族色彩。他在宗教上开始排除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把伊斯兰教确立为新的宗教信仰,同时在军事上也抓住每次有利时机,逐步解除麦地那犹太人的威胁。
盖努嘎尔部落 盖努嘎尔部落是三个犹太部落中最弱小的一个。它在政治上依赖与伊本·乌拜伊结盟,以制造首饰和武器为生,并控制着一个市场,但在麦地那不占据土地。白德尔之战后不久,一名阿拉伯妇女在市场受到戏弄,一名穆斯林愤而杀死一名犹太人,然后他也当场被犹太人杀害。穆罕默德召集穆斯林去攻打犹太人,围困15天后,迫使他们投降。由于伊本·乌拜伊的说情,犹太人免于一死,但必须留下武器和工具,在三天内离开麦地那。
伍侯德之战
公元625年,继阿布·贾赫勒后任古来氏新首领的阿布·苏福扬,带领3 000人前来报仇,而且要为商队扫清道路。他们在麦地那城北的伍侯德山安营扎寨,践踏庄稼,迫使麦地那人出城应战。穆斯林最初在战争中处于优势,由于埋伏在侧翼的弓箭手擅离阵地,出来抢夺战利品,遭到麦加骑兵的背后袭击。穆斯林因此被打败,穆罕默德在溃退中受伤。麦加人没有追击败退的穆斯林,也不敢进逼麦地那,立即收兵返回麦加。这场战役没有给穆斯林造成实际损害。穆罕默德不仅没有失去对穆斯林的控制,反而指责少数人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借机整顿内部的军事纪律,并对战利品分配作出明确规定。
他还抓住时机扩大与附近贝杜因部落的联盟,进一步增强麦地那社团的实力。
驱逐奈迪尔部落 公元625年8月底(或9月初),穆斯林对奈迪尔部落发起进攻,犹太人退守寨垒,抵抗了20天。他们的同胞古来扎部落坐视不救,伊本·乌拜伊也不敢前来援救他们。于是他们绝望了,乞求穆罕默德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让他们撤离麦地那。穆罕默德只允许他们按每三人可以带走一匹骆驼,用来运载财产和粮食,其余的牧畜、财产,包括土地和武器全部没收。奈迪尔部落被放逐后,他们的土地分给了迁士。从此,迁士们不再依赖辅士的帮助,他们在社团内的地位也得到加强。
壕堑之战 北上的商路是麦加经济的命脉,古来氏人必然要竭尽全力来消除这一致命的威胁。公元627年,在经过两年的充分准备后,麦加人和贝杜因人组成一支约有万人的联盟军,在阿布·苏福扬的率领下前来与穆斯林决一胜负。仓促应战的穆斯林面对强大的敌人,很难在野外决战中取胜。据传,穆罕默德采纳门弟子波斯人赛尔曼的建议,在麦地那城北易受骑兵冲击处挖掘一条宽阔的壕堑,然后坚壁清野,据险固守。麦地那城三面有火山熔岩和寨堡相连,只是城北一面没有屏障。这条壕堑大出联盟军意料之外,因为这种防御办法是阿拉伯人前所未闻的。经过40天的围攻,联盟军求战不得,一无所获。由于当时田野上荒芜不毛,气候恶劣,补给困难,加之穆罕默德采取的分化瓦解,联盟军终于人心涣散,兵无斗志,只好悄然退兵,无功而返。这次战役是伊斯兰教在战略上由防御变为进攻的转折点。麦加人从此失去了向麦地那穆斯林进攻的能力,主动权转到穆罕默德手中。
古来扎部落的覆灭 据说,在壕堑战役中,古来扎部落对交战双方持暧昧态度,有帮助联盟军进攻穆斯林的动向。于是,穆罕默德就去讨伐住在麦地那南部的古来扎部落。围攻25天后,该部落被迫无条件投降。相传,穆罕默德同意由古来扎部落的盟友、奥斯部落的首领来作出裁决。在壕堑战役中受伤的阿萨德·本·穆阿兹作出了犹太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判决:600名壮丁全部处决,妇女和儿童卖身为奴,土地和财产在穆斯林中平分。到了公元627年末,麦地那人全都皈依伊斯兰教,麦地那成为单一的穆斯林宗教社团。
侯达比亚协议 公元628年春,穆罕默德获悉麦加有人主张向穆斯林妥协,就号召利用朝觐的机会向麦加进发。他在途中发觉,结盟的贝杜因部落没有响应,麦加人也已准备兵戎相见,于是他带领1 400名穆斯林绕过麦加骑兵的前哨,来到麦加城边的侯达比亚村,安营驻扎,开始和麦加人谈判。双方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休战协定。穆罕默德同意放弃这次朝觐,返回麦地那;作为交换条件,麦加人每年撤出城外三天,让穆斯林不受干扰地前来朝觐。协定还规定,在休战期间未经监护人允许投奔麦地那的古来氏人均应送回;而背叛穆罕默德的人可以留居麦加,他人不得过问。穆罕默德不顾穆斯林的激烈反对,对麦加人作了妥协,但使对方承认他传播伊斯兰教的合法地位,为麦加的降服作了准备。其他阿拉伯部落则把这一协议看作是准许他们接受伊斯兰教的信号。据说,这一年入教的人数超过历年。次年春天,穆罕默德按照协议带领约2 000名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他们在麦加逗留三天,显示了新宗教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力量。未来的伊斯兰教著名将领哈立德·本·瓦立德和阿慕尔·本·阿斯就在这时皈依了新宗教。
征服海巴尔 侯达比亚协议后,麦地那消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向北部扩张势力。同时,为了平息穆斯林中不满侯达比亚协议的偏激情绪,穆罕默德回到麦地那一个月后,挥师北上,进攻犹太人的重要据点海巴尔绿洲。海巴尔是个富裕的犹太人聚居地,并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和贝杜因部落联盟以对抗穆斯林,始终是对麦地那的严重威胁。穆斯林对海巴尔的进攻,遭到犹太人的顽强抵抗。穆斯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摧毁海巴尔外围的小寨堡,最后因为有人背叛,穆斯林攻占了一座主要寨堡,其余的犹太人就请求投降。穆罕默德责令当地居民继续耕种土地,但须向麦地那政权交纳50%的贡赋。斐得克、瓦迪古拉和太玛的犹太人,不久也按同样的条件请降,有的是主动归顺,有的则经交战后投降。这一先例为以后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交纳赋税的依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克复麦加 公元630年1月,麦加的结盟部落袭击改奉伊斯兰教的一个部落,据说有几个麦加人曾经参与其事,这就破坏了侯达比亚协议。穆罕默德闻讯后,立即号召穆斯林不失时机地向麦加进军。在行军途中,包括他的叔父阿巴斯在内的一些麦加人赶来投奔他。穆斯林在麦加西北扎营以后,连反对派领袖阿布·苏福扬也出来归顺入教。麦加城里只有少数人坚持准备应战。穆罕默德将1万人马分作四路,同时向城内进发,只有在南路遭到稍许抵抗。麦加就这样未经认真一战就屈服了。
穆罕默德进入麦加后,下令捣毁克尔白的全部偶像,并限令交出留存在私人家中的偶像,克尔白的黑石则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保存下来。他仅处死几个罪行特别严重的人,赦免其余的麦加居民。这样,麦加贵族的经济利益并未受到损害。经过八年的斗争,麦加这个拜物教的中心变成伊斯兰教的圣地,穆罕默德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里。随着麦加及邻近部落的顺服,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特别在西北部的支配地位可以说已基本确立。
侯乃尼之战 正当穆罕默德在麦加欢庆胜利之时,塔伊夫的塞基夫部落和纳季德的哈瓦津部落组成一支3万人的联军,集结在奥塔斯,企图进犯麦加。于是,穆斯林与古来氏人第一次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他们共有1.2万人,在穆罕默德指挥下发起进攻。敌人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在侯乃尼突然出击。穆斯林前锋溃退,引起混乱,但麦地那辅士的部队却顽强应战,制止了队伍的溃逃。经过一场恶战,他们击败数量上占优势的敌方联军,缴获大量的牲畜和财物,俘获敌人的妇女和儿童。接着,穆斯林乘胜追击直至塔伊夫城下。塞基夫人据险固守,穆斯林围攻一个月竟不能取胜。穆罕默德适时决定撤退,回去处置战利品。他用战利品作为礼物以坚定新入教者的信仰。四散逃亡的哈瓦津人,这时也赶来表示顺服,以便领回家人和索还财物。到塔布克之战后,陷入困境的塔伊夫人不得不主动请降,归顺伊斯兰教。
远征塔布克 麦加的降服和侯乃尼大捷,使穆斯林社团以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的面貌出现在阿拉伯半岛。公元629年,穆罕默德曾派他的义子宰德率领3 000人袭击叙利亚。这支军队在摩耳台败于拜占廷人之手,宰德阵亡,此仇一直未报。公元630年夏,穆罕默德征集3万穆斯林组成的大军,陈兵于叙利亚边界的塔布克绿洲。艾伊莱的基督教领袖和麦格纳、艾兹鲁哈、哲尔巴三个绿洲的犹太教部落望风归降,以每年交纳一次人丁税为条件,换取穆斯林社团的保护和信教自由。这个先例对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团之年 穆罕默德的军事胜利使得伊斯兰教威名远扬,公元631年,几乎所有的阿拉伯部落都派代表团到麦地那来,表示对这位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归顺,尽管有的代表团并不代表整个部落,仍有许多集团否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但穆斯林的势力还是渗入到所有地区。遥远的阿曼、哈达拉毛和也门等地区,著名的泰伊、哈姆丹和肯德等部落,纷纷派来代表团。奈季兰的基督教部落虽然不愿改宗,也派代表团与穆罕默德签订协议。这一年史称“代表团之年”。当年的朝觐季节,穆罕默德派阿布·伯克尔带队前往麦加。在朝觐将要结束时,他又派阿里赶往米那宣布:四个月后将不许异教徒进入麦加。假若不信奉伊斯兰教,任何阿拉伯部落与穆罕默德签订的盟约均将废除。这种与拜物教彻底决裂的通告毫无阻碍地得到接受。
在麦地那的社会改革 在麦地那时期,穆罕默德除制定宗教制度外,还以《古兰经》“立法”的形式,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财产继承和婚姻制度的改革。他首先通过遗嘱制度确立个人支配私有财产的部分权利,否决氏族的财产所有权;同时,逐步改革父系宗亲分配遗产的惯例,肯定直系血亲(包括妇女)的继承权。由于私有观念的发展,当时部落内氏族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已向家族和个人的所有权转化。以前,氏族首领可以利用集体财产谋取私利,氏族的弱小成员的财产常常受到监护人的欺诈和侵吞,妇女和儿童则被剥夺继承权。穆罕默德为死者的男女近亲规定以个人身份继承遗产的固定份额,通过承认财产的个人私有,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为一些远亲所保留的部分权利,则反映了氏族观念的残余。这些规定说明,个人、家族和社团(国家)正在取代氏族和部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此有关的是对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改革。《古兰经》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规定(4∶3),并非通常认为的是对漫无限制的多妻制的限制,而是对旧的婚姻形态的改革。实际上,当时流行的是对偶婚,两性的结合比较松散,夫妻不是独占的同居。穆罕默德用“天启”禁止“蒙昧时代”的旧俗,严厉谴责“陷于奸淫”的“恶劣”男女,鼓励建立稳定的一夫制家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规定妇女或寡妇改嫁前的“待婚期”,以确定是否有孕。其目的是要辨明亲生子女确凿无疑的身份,以保证将来继承遗产的合法资格。穆罕默德以这样的方式,积极适应建立稳定的父系家庭的社会要求,并确实在短期内扫除了旧的婚姻形态,为阿拉伯社会在氏族制解体后的迅速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古兰经》的种种立法,后来构成伊斯兰教法的核心,这对于伊斯兰教的发展,特别是以教法为中心内容的发展,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辞朝 公元632年3月,穆罕默德亲临麦加指导只有穆斯林参加的第一次朝觐。他的一举一动都由穆斯林记述,作为正确执行宗教礼仪的典范传诸后世。《古兰经》说:“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3)最后,他在阿拉法特山上发表著名的演说。在这次演说里,他重申伊斯兰教的基本义务和社会原则。他说:“众人呀!静听我的话,而且谨记在心。须知每个穆斯林都是其他任何穆斯林的兄弟,现在你们都是同胞。因此,别的兄弟所有的任何东西,不得他的同意而据为己有,这对于你们中任何人都是非法的。”这次朝觐是穆罕默德的最后一次朝觐,故史称“辞朝”。
穆罕默德的去世 穆罕默德返回麦地那后,身染重病,三个月后,即于公元632年6月8日溘然辞世。
穆罕默德在短短的23年中,通过对部落宗教的改革,建立起信仰安拉独一的伊斯兰教,以及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从而突破氏族制的外壳,奠定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他的逝世并没有带来伊斯兰教的瓦解,而是紧接着出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事实表明,他所发动的伊斯兰教革命,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向阿拉伯人传授的经典和他的言行,至今仍在影响穆斯林的日常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