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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宗教，从多神观念演变为一神观念的过程，表现为《旧约》中耶和华上帝与众巴力的斗争史，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直到公元前6世纪以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一神观念。公元前621年犹大国王约西亚使用行政手段强制进行宗教改革，树立一神观念，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前6世纪初，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两河流域古老而发达的文化传统，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的统一与强大，东方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特别是亡国奴的屈辱处境等对他们的刺激很大，使他们的政治、宗教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论是过去的祭司贵族等统治阶级还是中、下层人民，都渴望一位“救世主”降临，救他们脱离异族的压迫。他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大卫的王国，它将是一个统一、富强、独立的国家，它的统治机构应当是贵族的政治权力与祭司的宗教权力的统一；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保护神，而且是统治世上万国、万族、天上、人间的惟一主宰；耶路撒冷圣殿是他的惟一圣所。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所遭受的民族灾难乃是耶和华对他们犯罪的惩罚，欺压他们的异国异族都是耶和华手中的惩罚工具。
这种思想起初表现在《旧约·以西结书》中，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中间传播。公元前6世纪末叶，以色列人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后，这种思想逐渐成熟，经过尼希米、以斯拉、哈该、撒迦利亚等人的努力，修复了耶路撒冷圣殿和城垣，建立了神权政体，以西结的理想基本上变成了现实。到这时，犹太人逐步形成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崇奉一神、排斥其他宗教并维护祭司贵族统治的犹太教才最后形成。
古代以色列人的各种文献都是以宗教经籍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一些口头传说也陆续被记录了下来。起初，这些经籍一部分保存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一部分散存在民间。在历次民族灾难中，耶路撒冷圣殿被多次洗劫，所存经籍丧失殆尽。公元前6世纪末，被掳往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后，陆续将残存的经籍收集起来，进行编辑整理。这些经籍内容广泛，有教义、律法、戒条、历史书、编年记、先知书等，也有民间传统史诗、小说、传奇、民歌、战歌、爱情诗歌等。这时，以色列人的一神观念已经形成，编辑者根据这一主导思想对这些断简残篇进行整理加工，编成了适合教义要求的经籍，装订成册，公布于众，作为人们宗教崇拜和立身处世的准则，它们后来被称为《希伯来圣经》（Canon，直译为《标准书》）。公元前270年，传说埃及法老组织人力在亚历山大里亚将《希伯来圣经》由希伯来文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称为“七十子译本”。此后100多年，又经过不断地修订与增补，才最后奠定了现在《旧约全书》的基础。
《希伯来圣经》中最早编辑成册的是“律法书”。它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共5卷，又称“摩西五经”，内容记述了从世界的起源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最后来到迦南地边境的神话与传说。这些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增减的，它反映了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从多神观念向一神观念的发展过程。其中的上帝“十诫”在公元前8—前7世纪先知们为确立一神观念而努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他们进行宗教改革的纲领。“律法书”虽然不能作为完全确定的史料，但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希伯来圣经》中第二批编辑定型的是“历史书”和“先知书”。
“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共6卷。内容是记述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以后，经过士师时期（部落时期）、国家时期直到沦为“巴比伦之囚”的历史，特别是后4卷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历史书”又被称为“前先知书”。
“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有些学者认为“十二小先知书”是最早编辑成册的《希伯来圣经》；也有些学者把后来出现的《但以理书》列入“先知书”中并和前三“先知书”合称“四大先知书”）。“先知书”是以色列人先知文学的代表作品，具有相当重要的宗教价值和史料价值。
《希伯来圣经》中最后编成的是《路得记》、《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有些学者将《但以理书》归入“先知书”）、《多比传》、《犹滴传》、《马加伯传》（上、下）、《智慧篇》、《德训篇》、《巴录书》等。这些“圣著”内容复杂，又被称为“杂集”，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宗教价值（后7卷又被称为“次正经”，因为后来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们找不到它们的希伯来原文，不承认它们的权威性）。
“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是犹太教的主要经典。在犹太会堂中，每三年要通读一遍“律法书”。它是教义方面的最高权威。其他各卷也常在犹太会堂中宣读。犹太教的“圣经”后来被基督教继承下来，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个组成部分——《旧约全书》。
如前所述，以色列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士师时期到公元1纪世中叶，1000多年的历史记录中，只有大卫、所罗门王朝统治下的大约80年（前1010—前930）是他们的独立自由的时代，其余1000多年都是在民族灾难中苦苦挣扎。但他们又骄傲地认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耶和华上帝——是惟一的真神，统治世上万族万国，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他特别宠爱的。每到民族灾难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向他们伸出拯救之手并严惩他们的民族敌人。这种宗教信念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复兴运动的旗帜，到“巴比伦之囚”时期，就成为对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的期待了。
“弥赛亚”（Messiah）亦译“默西亚”，源于希伯来文māshīah，原意为“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这个称谓源于古代以色列传统，古以色列人的国王即位时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大祭司代表上帝将橄榄油敷在国王的前额上，表示上帝的祝福，“敷油”（或“涂油”）这个动作在汉语《圣经》中译为“膏”，所以国王就被称为“受膏者”——“弥赛亚”。以色列人在民族灾难严重时所日夜祈求的就是上帝给他们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他们的民族与国家，重建大卫的王国。后来，先知们进一步发展了“弥赛亚”的观念，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具体明确。他们一面反复强调上帝派遣“弥赛亚”降临的应许，一面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各种细节。
公元前2世纪，《但以理书》中提出“人子”（即“弥赛亚”）的国度即将来临。马加伯革命的胜利使许多犹太人欢欣鼓舞，觉得“人子的王国”已经实现了。但是，这次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犹太人民又陷入了民族灾难之中。公元前1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伪经”——《以诺书》。在《以诺书》中，“人子”已经成了一个超自然的人物，是上帝派来对世界执行末日审判并创造新天地的弥赛亚。
公元前48年，罗马皇帝恺撒击败庞培后，在巴勒斯坦执行的开明政策颇得犹太人的民心，这时产生了《所罗门赞美诗》，作者预言，在将来一定的时候，上帝将派遣弥赛亚——大卫的一个子孙——来除去耶路撒冷的异教统治者，让流亡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到那时，世上万族都将皈依犹太教，并到耶路撒冷来瞻仰弥赛亚的光荣。
马加伯革命时期，曾有一个政治派别，称为“艾赛尼派”。革命失败后，这一派人消极起来，退隐到旷野里去逃避现实的民族斗争，建立自己的乌托邦。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山洞里发现了有关他们的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先知哈巴谷书注释》。书中叙述一个暴虐的大祭司残酷地迫害艾赛尼派，杀害了他们的领袖“公义之主”。后来，上帝惩罚了这个大祭司，使西方的异族占领耶路撒冷，另立统治者。艾赛尼派相信，那位“公义之主”不久将再次降临，统治以色列和地上万国，审判一切民族，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显然，这位“公义之主”也与“弥赛亚”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通观这段历史，可知公元1世纪时，在希望民族复兴的犹太人中，至少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的“弥赛亚”：《以诺书》继承了《但以理书》书中的“人子”的观念，认为“弥赛亚”是一位从天而降的超自然的人物；《所罗门赞美诗》发挥了以赛亚等先知的预言，认为“弥赛亚”是一位普通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犹太民族的领袖；艾赛尼派则认为“弥赛亚”是一位特殊的受难的领袖，虽然已经被处死，但一定会再临人间，施行审判。总之，“弥赛亚”观念是犹太民族复兴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到1世纪中叶就孕育成了基督教的弥赛亚观，成为基督教产生的基本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