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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特别是被确立为国教以后，迫切需要在《圣经》的基础上使基督教信仰系统化、教义化，于是出现了哲罗姆、奥古斯丁、格列高利一世等著名学者。他们利用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对基督教信仰加以解释、阐发，以便人们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批判各种“异端”。由于他们对基督教思想史的特殊贡献，习惯上尊称他们为“教父”。
哲罗姆（Jerome，约340—420）是古代西方教会的著名学者，壮年时曾立志博览群书，遍游天下。约373年，他到了安提阿，生了一场病，据说，基督曾向他显现，责备他不该只研究古书。从此，他退隐到离安提阿不远的一座修道院里，学习希伯来文，专心研究《圣经》。379年，他在安提阿受任长老之职；382年到罗马，大获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DamasusⅠ，366—384在职）赏识；385年退居安提阿，不久又游历巴勒斯坦和埃及；386年隐居于伯利恒的一座修道院中任院长。420年去世。
哲罗姆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圣经》的“拉丁通行本”。当时通用的几种《圣经》古拉丁文译本，大都文体古旧，而且各种抄本互相矛盾，谬误甚多，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委托哲罗姆用通行拉丁文修订《圣经》古拉丁文译本，以编订一部统一的《圣经》拉丁文译本。383年，哲罗姆开始校译《福音书》，386年在伯利恒隐修院中继续工作，388年译完《新约》，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又根据希伯来文，参考《七十子译本》翻译《旧约》，同时也翻译了7卷“次经”，全部工作于405年完成。这就是《圣经》的“拉丁通行本”，亦称“通俗拉丁文译本”或“圣哲罗姆译本”。这个译本文词优雅，着重意译，《新约》的译文质量最好。但是，这个译本问世后却没有立即受到广泛的欢迎，古拉丁文译本仍然是通用的《圣经》，直到8世纪末、9世纪初，它才逐渐取代了古拉丁文译本。1564年11月3日，教皇庇护四世（PiusⅣ，1559—1565在位）在特兰托公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拉丁通行本”为天主教会的法定《圣经》译本，“次经”与“首正经”同样是在上帝的启示下写成的，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
哲罗姆除译成《圣经》“拉丁通行本”外，还续编了优西比乌的《教会史》（Chronicle，《历代志》），以及一部记述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的《名人传》（De Viris Inlustribus）。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是古代教会宗教思想上的一代宗师，西方基督教无处不有他的学术思想色彩。
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在今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异教徒的家庭里。母亲却是个虔诚的基督教。青年时期的奥古斯丁生活上不拘小节，并且崇奉摩尼教达9年之久。据说，386年夏天，奥古斯丁听朋友讲述埃及修道士们的生活，大受感动，觉得那些无知的修道士尚能战胜个人的情欲，他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反而为情欲所奴役。在这种自责的情绪下，他一个人走进花园，仿佛听见邻家的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顺手拿起一本书打开来，正是《新约·罗马书》第13章第13、14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从此，奥古斯丁心里有了平安，开始一心奉行修道主义。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受洗；391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希坡受牧师（祭司）职；395年任希坡副主教，不久升任主教，并创建了一所修道院作为训练教会领袖人才的基地；430年8月28日去世。
奥古斯丁任主教之后，开始对教会、教会的品质、教会的权威、“罪”与“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主要影响在于他神秘的虔敬生活。
约400年，奥古斯丁写出了著名的《忏悔录》，这是他前半生宗教经验的自传。他写道：“我先想追求得着充足的力量，与你有亲切的来往，但我不能得着，直到我得着了那位‘神人之间的中保，为人的基督耶稣’，‘他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上帝’，直到他来召唤我。”“我的全部盼望尽在乎你那极大的慈悲。将你所要的吩咐我。”“主啊，我要爱你，要感谢你，承认你的名，因为你使我的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远离了我。这件事应全归功于你的恩典，又因为你的怜悯，你使我的罪都如冰块一样消化了。”奥古斯丁一想到上帝，便觉得有一位人可与之发生心灵交通的神，在神里面人能够得到福乐和满足。
奥古斯丁用哲学的眼光来理解上帝，认为上帝是惟一的绝对的灵，是一切存在物的来源。对于上帝的惟一性，他在他著名的《论三一》（De Trinitate）中作了明确的论述。他主张“父、子、圣灵同一实体，创造万有的上帝，全能的三位一体，在无形中工作”，“不是三位上帝，也不是三种善良，乃是一位上帝，全善、全能，即三位一体自身”，“三位一体是绝对同等的，我们不但不能说父比子大，甚至也不能说父与子之和比圣灵大”，“假如有人要问这三位是什么，则人间文字苦于无以为对。然而我们还是要说‘三位’，并不是要借此讲明其中奥妙，乃因舍此无话可说。”奥古斯丁的这种论点奠定了西方神学的基础。
对于“道成肉身”问题，奥古斯丁对耶稣的神、人两性同样重视。他说：“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是上帝，也是人；在万世之先为神，降生在我们的世界而为人……这样，就其为上帝而言，他与父为一；就其为人而言，父比他大。”基督的死是赦罪的基础，“亚当的罪无法赦免，无法消除，只有借着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人的基督耶稣。”
对于“罪”和“恩”的问题，他认为，人被造时原是善良的，可以与上帝直接交通，来往无阻。亚当犯罪使人失掉了这个特权。罪的原因是骄傲，犯罪的结果是本性堕落（不可能从善），上帝的恩典丧失了，人与上帝疏远了，灵魂死了，人的身体不再受灵魂的约束，反为情欲所操纵；亚当堕落在全然绝望的毁灭中，永死便是当然的结果；从这种绝望的原罪中“从来没有人被救拔出来过，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将来也必没有，惟有靠着救主的恩典才能自救”。得救是人白白得到的上帝的恩典，这种恩典只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才能得到，“受永刑，得永生”的这两种人，上帝早预定了，没有人在今生能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
奥古斯丁还认为，恩典只有借着教会的圣礼才能得到，“在大公教会以外，人就不能接受圣灵。”“若不受洗，不参加晚餐，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上帝的国，或是得救，得永生，所有基督教会均以此为当然之理。”
奥古斯丁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作于412—426年。410年罗马陷于西哥特人之手。当时流行一种见解：基督教的上帝不能保护罗马，而异教的神曾保护罗马，故应回到异教去。于是奥古斯丁著《上帝之城》来反驳这种论调。这部书可以代表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是答复异教徒攻击基督教的护教书。他在书中讨论了世界的创造，罪恶的来源及后果，指出：“由两种爱造成了两座城：由爱己之爱，连上帝也轻视的爱，造成了世上的城；由爱神之爱，连自己也厌弃的爱，造成了天上的城。”世上的城指政治社会——罗马。教会是上帝之城在历史中的准备。教会中有圣人也有罪人，但教会是上帝立的，是上帝恩典的有形动作场所。世上的城可以维持秩序，实行部分正义，但人的终极目的是上帝的城。
奥古斯丁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贡献，是第一次赋予人类历史以统一的、终极性的意义，这是他以前的希腊罗马史家所没有过的新史学思想。
格列高利一世（Gregorius Ⅰ，590—604在位）约540年生于罗马的一位基督徒参议员之家，成年后做过罗马的行政长官；573年受修道主义影响，弃官退隐；574年进圣安得烈修道院当修道士，并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献给修道院办慈善事业；579年作为罗马主教佩拉吉二世（579—590在职）的使节出使君士坦丁堡；586年回罗马任圣安得烈修道院院长；590年被选为罗马主教，是第一个以修道士资格担任罗马主教的人；604年3月12日去世。
格列高利一世任罗马主教时期，领导罗马人用武力与金钱抵抗了伦巴人的围攻，使罗马城免遭蹂躏，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当时意大利最有威望的人。他又是一位极善管理财产的人，教会财产（即所谓圣彼得的教产）经他管理，收入大有增加，他利用这些收入，不但维持教牧界的生活，而且供给罗马城人民，加强罗马城防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
格列高利一世相信“是主亲声吩咐圣使徒，诸使徒之首彼得，叫他照管全教会”，他要以继承彼得权位的资格，管理全教会，所以，他自称“上帝众仆之仆”。569年，格列高利一世差人往英伦三岛布道，为教会发展建立了殊勋。
格列高利一世的神学思想属奥古斯丁派，但更注重圣礼、神迹、天使、魔鬼、炼狱等观念。原罪只有藉洗礼接受基督的救赎，才能解脱，而本罪则须用善功来补赎，“我们行善，一面由于上帝，一面由于我们自己；由于上帝首先赐下恩典，由于我们自己随后用善意接受这恩典”。对于追求善功、实行补赎的人，教会有许多方法帮助他，其中最大的帮助就是圣餐。信徒领圣餐就是重献基督为祭品。圣徒可为人代祷，“凡使自己毫无功德可靠的人，可以跑到殉道诸圣徒面前去求护庇”。那些没有尽量利用上帝赐予的机会去行善功的人，就是没有实行补赎，将在炼狱中受火的磨炼。
格列高利一世在教理上、崇拜上、教会生活和组织上，对后世拉丁教会都有极深远的影响，奠定了西方中世纪神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