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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古代教父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特别是被确立为国教以后,迫切需要在《圣经》的基础上使基督教信仰系统化、教义化,于是出现了哲罗姆、奥古斯丁、格列高利一世等著名学者。他们利用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对基督教信仰加以解释、阐发,以便人们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批判各种“异端”。由于他们对基督教思想史的特殊贡献,习惯上尊称他们为“教父”。

一 哲罗姆

哲罗姆(Jerome,约340—420)是古代西方教会的著名学者,壮年时曾立志博览群书,遍游天下。约373年,他到了安提阿,生了一场病,据说,基督曾向他显现,责备他不该只研究古书。从此,他退隐到离安提阿不远的一座修道院里,学习希伯来文,专心研究《圣经》。379年,他在安提阿受任长老之职;382年到罗马,大获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DamasusⅠ,366—384在职)赏识;385年退居安提阿,不久又游历巴勒斯坦和埃及;386年隐居于伯利恒的一座修道院中任院长。420年去世。

哲罗姆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圣经》的“拉丁通行本”。当时通用的几种《圣经》古拉丁文译本,大都文体古旧,而且各种抄本互相矛盾,谬误甚多,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委托哲罗姆用通行拉丁文修订《圣经》古拉丁文译本,以编订一部统一的《圣经》拉丁文译本。383年,哲罗姆开始校译《福音书》,386年在伯利恒隐修院中继续工作,388年译完《新约》,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又根据希伯来文,参考《七十子译本》翻译《旧约》,同时也翻译了7卷“次经”,全部工作于405年完成。这就是《圣经》的“拉丁通行本”,亦称“通俗拉丁文译本”或“圣哲罗姆译本”。这个译本文词优雅,着重意译,《新约》的译文质量最好。但是,这个译本问世后却没有立即受到广泛的欢迎,古拉丁文译本仍然是通用的《圣经》,直到8世纪末、9世纪初,它才逐渐取代了古拉丁文译本。1564年11月3日,教皇庇护四世(PiusⅣ,1559—1565在位)在特兰托公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拉丁通行本”为天主教会的法定《圣经》译本,“次经”与“首正经”同样是在上帝的启示下写成的,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

哲罗姆除译成《圣经》“拉丁通行本”外,还续编了优西比乌的《教会史》(Chronicle,《历代志》),以及一部记述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的《名人传》(De Viris Inlustribus)。

二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是古代教会宗教思想上的一代宗师,西方基督教无处不有他的学术思想色彩。

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在今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异教徒的家庭里。母亲却是个虔诚的基督教。青年时期的奥古斯丁生活上不拘小节,并且崇奉摩尼教达9年之久。据说,386年夏天,奥古斯丁听朋友讲述埃及修道士们的生活,大受感动,觉得那些无知的修道士尚能战胜个人的情欲,他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反而为情欲所奴役。在这种自责的情绪下,他一个人走进花园,仿佛听见邻家的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顺手拿起一本书打开来,正是《新约·罗马书》第13章第13、14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从此,奥古斯丁心里有了平安,开始一心奉行修道主义。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受洗;391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希坡受牧师(祭司)职;395年任希坡副主教,不久升任主教,并创建了一所修道院作为训练教会领袖人才的基地;430年8月28日去世。

奥古斯丁任主教之后,开始对教会、教会的品质、教会的权威、“罪”与“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主要影响在于他神秘的虔敬生活。

约400年,奥古斯丁写出了著名的《忏悔录》,这是他前半生宗教经验的自传。他写道:“我先想追求得着充足的力量,与你有亲切的来往,但我不能得着,直到我得着了那位‘神人之间的中保,为人的基督耶稣’,‘他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上帝’,直到他来召唤我。”“我的全部盼望尽在乎你那极大的慈悲。将你所要的吩咐我。”“主啊,我要爱你,要感谢你,承认你的名,因为你使我的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远离了我。这件事应全归功于你的恩典,又因为你的怜悯,你使我的罪都如冰块一样消化了。”奥古斯丁一想到上帝,便觉得有一位人可与之发生心灵交通的神,在神里面人能够得到福乐和满足。

奥古斯丁用哲学的眼光来理解上帝,认为上帝是惟一的绝对的灵,是一切存在物的来源。对于上帝的惟一性,他在他著名的《论三一》(De Trinitate)中作了明确的论述。他主张“父、子、圣灵同一实体,创造万有的上帝,全能的三位一体,在无形中工作”,“不是三位上帝,也不是三种善良,乃是一位上帝,全善、全能,即三位一体自身”,“三位一体是绝对同等的,我们不但不能说父比子大,甚至也不能说父与子之和比圣灵大”,“假如有人要问这三位是什么,则人间文字苦于无以为对。然而我们还是要说‘三位’,并不是要借此讲明其中奥妙,乃因舍此无话可说。”奥古斯丁的这种论点奠定了西方神学的基础。

对于“道成肉身”问题,奥古斯丁对耶稣的神、人两性同样重视。他说:“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是上帝,也是人;在万世之先为神,降生在我们的世界而为人……这样,就其为上帝而言,他与父为一;就其为人而言,父比他大。”基督的死是赦罪的基础,“亚当的罪无法赦免,无法消除,只有借着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人的基督耶稣。”

对于“罪”和“恩”的问题,他认为,人被造时原是善良的,可以与上帝直接交通,来往无阻。亚当犯罪使人失掉了这个特权。罪的原因是骄傲,犯罪的结果是本性堕落(不可能从善),上帝的恩典丧失了,人与上帝疏远了,灵魂死了,人的身体不再受灵魂的约束,反为情欲所操纵;亚当堕落在全然绝望的毁灭中,永死便是当然的结果;从这种绝望的原罪中“从来没有人被救拔出来过,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将来也必没有,惟有靠着救主的恩典才能自救”。得救是人白白得到的上帝的恩典,这种恩典只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才能得到,“受永刑,得永生”的这两种人,上帝早预定了,没有人在今生能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

奥古斯丁还认为,恩典只有借着教会的圣礼才能得到,“在大公教会以外,人就不能接受圣灵。”“若不受洗,不参加晚餐,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上帝的国,或是得救,得永生,所有基督教会均以此为当然之理。”

奥古斯丁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作于412—426年。410年罗马陷于西哥特人之手。当时流行一种见解:基督教的上帝不能保护罗马,而异教的神曾保护罗马,故应回到异教去。于是奥古斯丁著《上帝之城》来反驳这种论调。这部书可以代表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是答复异教徒攻击基督教的护教书。他在书中讨论了世界的创造,罪恶的来源及后果,指出:“由两种爱造成了两座城:由爱己之爱,连上帝也轻视的爱,造成了世上的城;由爱神之爱,连自己也厌弃的爱,造成了天上的城。”世上的城指政治社会——罗马。教会是上帝之城在历史中的准备。教会中有圣人也有罪人,但教会是上帝立的,是上帝恩典的有形动作场所。世上的城可以维持秩序,实行部分正义,但人的终极目的是上帝的城。

奥古斯丁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贡献,是第一次赋予人类历史以统一的、终极性的意义,这是他以前的希腊罗马史家所没有过的新史学思想。

三 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

格列高利一世(Gregorius Ⅰ,590—604在位)约540年生于罗马的一位基督徒参议员之家,成年后做过罗马的行政长官;573年受修道主义影响,弃官退隐;574年进圣安得烈修道院当修道士,并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献给修道院办慈善事业;579年作为罗马主教佩拉吉二世(579—590在职)的使节出使君士坦丁堡;586年回罗马任圣安得烈修道院院长;590年被选为罗马主教,是第一个以修道士资格担任罗马主教的人;604年3月12日去世。

格列高利一世任罗马主教时期,领导罗马人用武力与金钱抵抗了伦巴人的围攻,使罗马城免遭蹂躏,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当时意大利最有威望的人。他又是一位极善管理财产的人,教会财产(即所谓圣彼得的教产)经他管理,收入大有增加,他利用这些收入,不但维持教牧界的生活,而且供给罗马城人民,加强罗马城防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

格列高利一世相信“是主亲声吩咐圣使徒,诸使徒之首彼得,叫他照管全教会”,他要以继承彼得权位的资格,管理全教会,所以,他自称“上帝众仆之仆”。569年,格列高利一世差人往英伦三岛布道,为教会发展建立了殊勋。

格列高利一世的神学思想属奥古斯丁派,但更注重圣礼、神迹、天使、魔鬼、炼狱等观念。原罪只有藉洗礼接受基督的救赎,才能解脱,而本罪则须用善功来补赎,“我们行善,一面由于上帝,一面由于我们自己;由于上帝首先赐下恩典,由于我们自己随后用善意接受这恩典”。对于追求善功、实行补赎的人,教会有许多方法帮助他,其中最大的帮助就是圣餐。信徒领圣餐就是重献基督为祭品。圣徒可为人代祷,“凡使自己毫无功德可靠的人,可以跑到殉道诸圣徒面前去求护庇”。那些没有尽量利用上帝赐予的机会去行善功的人,就是没有实行补赎,将在炼狱中受火的磨炼。

格列高利一世在教理上、崇拜上、教会生活和组织上,对后世拉丁教会都有极深远的影响,奠定了西方中世纪神学的基础。 MzSePFh0P1T4hdZmIXNiafRa0Yzfd5jKh5GsPwDrGhxKSpBTxItzYQicKcSb8u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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