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教会原本是基层人民的宗教团体,在罗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原不存在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但是,由于下列原因,教会受到当时政府与社会的误解。
第一,基督徒不向罗马神庙献祭,而罗马皇帝又是罗马神庙的至高大祭司,因此被认为是蔑视罗马政府及皇帝。
第二,基督教会最初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团体,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与防范。害怕他们在宗教活动掩护下进行反政府活动。
第三,“圣餐”被怀疑是吃人的真肉真血。
第四,“集体生活”被怀疑是搞不道德的活动。
教会受到政府与社会的误解,因而遭到了多次迫害,甚至成为非法的宗教。但教会上层人士始终利用一切机会尽力争取罗马政府的承认与保护,被教会称为“教父”的一批神学家、著述家、护教家们就是代表人物。
2世纪初,希腊教父夸得拉都(Quadratus)曾向罗马皇帝哈德良(117—138在位)呈送护教申诉书,被称为“第一个护教士”。
2世纪中叶,护教学者阿利斯梯迪斯和查士丁曾分别向皇帝安托宁(138—161在位)上书为教会申辩。查士丁的主要著作《护教首篇》(约145)和《护教次篇》(约146)都是专为皇帝写的。他竭力申辩基督徒奉公守法,致力国内和平,不求发财,周济穷人。他还说:“当你听说我们(基督徒)盼望一个国度,你也许以为我们所盼望的是人世间另一个国度,但我们所指望的是来世的、上帝的永恒国度。”“我们的义务是:把属该撒的归给该撒,属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称颂上帝,在其他一切事上,我们都甘心情愿地服从皇上,确认你是君主,是民众的领袖,我们祈求上帝使你执政掌权充满智慧。”
176年,小亚细亚撒狄城主教梅利托向皇帝奥里略(169—177在位)呈献《护教篇》,申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应运而生,为帝国带来福祉。
2世纪末,迦太基神学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Quintus SeptimiusFlorens Tertullianus,约160—225)向皇帝塞佛鲁·卡拉卡拉呈献《护教篇》,向皇帝传教,甚至说教会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因为我们知道,那可怕的天地末日,幸亏仰赖罗马帝国方始延期来临”。
教会上层人士的这些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使一些皇室贵族、行政长官以及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倾向或加入了基督教,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势集团。
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Nero,54—68在位)迫害基督徒,起初只是搜捕罗马城失火的纵火犯,后来发展为搜捕一切敌视帝国的人,包括不把皇帝敬拜为神的基督徒。这次镇压主要在罗马城,但其他各省也被波及。基督徒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世纪末,皇帝图密善(81—96在位)曾亲自审讯一个基督徒犹得,问他有多少财产,回答说有七亩地,自己耕种;又问他“将来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那不是指地上的国度,而是指来世的天国。图密善轻蔑地嘲笑了一番,就把他打发走了。(优西比乌《教会史》3卷20章)
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在位)时代,由于犹太民族起义,引起局部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一些地方也因基督徒未参与起义而加以区别对待。
111年,小普林尼任黑海南岸的佛赛尼亚与庞多行省总督时,有人控告基督徒谋反,他对基督徒进行了搜捕。在审讯中,他发现基督徒并没有触犯罗马刑律,于是就写了一篇著名的奏疏向皇帝图拉真请示如何处理:1.基督徒并未触犯刑律;2.对匿名控告基督徒是否受理;3.应如何判罪,应否区别对待;4.如基督徒当众否认信仰,是否不宜起诉。图拉真批复说:1.此事并无先例;2.不要再专事搜捕基督徒;3.匿名控告不予受理;4.基督徒犯罪,应按罪判刑。
123年,皇帝哈德良(117—138在位)批复小亚细亚行省总督:禁止匿名控告基督徒,诬告者应予严惩;基督徒犯罪,应公开审讯按罪量刑,不能以群众叫喊为依据。这个批复的精神实质是保护基督徒。132—135年犹太民族起义,基督徒袖手旁观,并未受到株连。
安托宁时代,教会通过其上层理论家,如阿利斯梯迪斯、查士丁等人直接上书皇帝与元老院贵族为基督徒辩解,并请求保护。于是,安托宁通令希腊各城市禁止煽动反基督徒的骚乱。
1世纪末到2世纪中,即从图拉真到安托宁时期,罗马政府对基督徒基本上采取了容忍、怀柔的政策,加快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教会内部支持罗马政府的思想逐渐确立并成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载入经典。
2世纪60年代后,罗马帝国内忧外患,统治者穷于应付。约173年,小亚细亚佛莱及亚一带兴起了以孟他努(Montanus)为首的弥赛亚运动,它以《启示录》为宣传旗帜,预言战争来临,新耶路撒冷即将在某时某地实现。运动发展很快,赢得了一批狂热的信徒,引起教会分裂。孟他努派被罗马统治者视为威胁。177年,里昂和高卢南部维昂的教会被镇压。178年,爱利尼阿斯从罗马到里昂来任主教,反对孟他努派,宣传所谓“纯正信仰”,得到罗马统治者的信任。教会在高卢又发展起来。在小亚细亚,教会极力攻击孟他努派,把他们革除教籍,罗马政府则对他们进行镇压。事实表明,罗马政府镇压的是以基督教教派形式出现的反政府运动,所谓正统教会则把这种运动斥为“异端”。罗马皇帝奥里略在镇压孟他努派的同时,在帝国各地发动了一次反基督教的宣传运动,178年,亚历山大里亚的柏拉图派学者赛尔苏(Celsus)写作的反基督教的《真道》就是一部代表作品。
从180年到3世纪中叶70年间,除去202—211,235—238共12年中曾对基督教一度镇压外,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基本采取怀柔加限制的政策。连被认为罗马帝国最坏的皇帝之一的康茂德也下令停止对基督徒迫害。塞佛鲁·卡拉卡拉(211—217在位)又承认基督徒(除奴隶外)享有与其他罗马公民同样的政治权利,教会趁机扩大传教与救济活动,争取人心,发展组织。到250年,仅罗马教会就有154名神职人员了。
3世纪中叶,教会的发展引起皇帝戴修斯(249—251在位)的警惕,开始对基督教进行镇压。250—260年间,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镇压时断时续。
260年,加里安努登位,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发还财产,准许教会及主教自由活动。此后40年被称为“长期和平时期”。教会利用这个机会大加发展。在小亚细亚一些行省中,基督徒竟占人口的半数,成为最大的宗教。有些省的基督徒人数虽然不多,但集中在城市里,能对统治集团产生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势力。
284年,戴克里先即皇帝位,继续对基督教执行怀柔政策,在宫廷和政府中任用了不少基督徒,甚至连皇后与公主都与教会有密切联系。后来罗马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意见,反对基督教的一派利用宫廷两次失火事件,声称是基督徒纵火,逮捕了所有神职人员。303年,戴克里先发动了对基督教的最后一次镇压,处死了一批信奉基督教的官员,在各省强迫教会神职人员向罗马神庙献祭,没收教产,销毁经籍,禁止教徒集会。这次对教会的镇压持续了两年,教会上层人士纷纷屈服,连罗马主教也到罗马神庙去献祭,北非主教有的献祭,有的焚烧经书,迦太基首席主教不但自己叛教,而且劝说教徒不要坚持信仰。305年,戴克里先被迫退位,才结束了这次迫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