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科举取士，三年一度中式的进士，构成明清人才的最主要部分。区区江南一地 ，由科考脱颖而出者，堪为全国之最。江南进士以其人数多、名次前、仕宦显而成为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团。“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 ，这种志在必得的自期，这种天下独盛的壮观，明清以来一直倍受人们瞩目。然而单论其某一层次者如状元者有之，某一方面如经学、如古文者有之，某一些人物如惠栋、钱大昕辈者有之，而将江南进士这一突出的地域人文现象作总体考察者，似乎尚付阙如。本文先就江南进士的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相关特色作些分析，希望能够有所补正。

一

明清两代，江南各地科第蝉联、捷报频传的盛况，地方文献多有描述。如苏州府，明王鏊说，“苏人才甲天下” ，“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儒亦多发迹于斯” 。万历时，常熟县令耿橘说：“今代科目之设，惟吴越为最盛，而越又谢吴，吴又推虞。” 昆山，人才之盛倍于他地。太仓，“擢高科登显仕者，后先相望”。 入清，当地人也说，“吴郡人文自有制科以来，名公巨儒先后飏起”。 如杭州府，地方文献称，“自（明）世宗御宇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 该府属下的海宁县，“入明，风气渐开，人文蔚起，衣冠日盛”。 如常州府，“科目蝉联，数代不绝”。 其附郭武进县，“科甲蝉联鹊起，文风甲于天下” ，当地人自豪地说：“政事科名，舄奕相望，驾前明吉水而上之者，惟武进为称首。” 如松江府，宋代科名已盛，入明“科诏始下，人材已彬彬然，百余年来，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 ，清“康熙以来，科第日盛” 。这些概括性描述大致可信，但无法据以了解江南科第的具体情形。

今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明清两代自明洪武四年首科到光绪三十年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宏词科，不计翻译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 681人，其中明代为24 866人，清代为26 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 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 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 013人，占全国14.95%。 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这么高的比例，毫无疑问在全国独占鳌头。

诚然，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前后变化起伏较大。为清晰起见，笔者绘成明清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图，图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百分比，虚线为平均数。

上图表明，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明初并不高，进入16世纪后半叶才稳步上升，入清后除了个别年份外一路攀升，到18世纪前后的半个世纪达到最高峰，并将显赫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下个世纪初年，在后来的一个世纪则持续下滑，并接近最低点。

具体说来，明清江南进士数量的前后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自洪武四年到天顺八年（1371—1464）的28科为第一阶段，全国进士5 064人，江南为572人，占11.3%。其中超过10%的有15科，低于10%的有13科，最低的是洪武四年科，江南仅中式2人，占全国的1.63%，这也是明代江南进士最少的一科；最高的是景泰二年（1451）科，江南取中41人，占全国的20.4%。

自成化二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466—1547）的28科为第二阶段，全国进士8 933人，江南为1 374人，占15.38%，大体上相当于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在全国所占比例的平均数。这个阶段各科都超过10%，其中超过15%者多达19科，但没有一科达到20%。

自嘉靖二十九年到嘉庆元年（1550—1796）的95科为第三阶段，全国进士24 957人，江南多达4 657人，占18.66%。这是江南进士在全国比例最高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到15%的只有13科，超过20%的多达33科，其中在明代者有3科，在清代者为30科，说明清代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虽稍低于明代，但自清初到嘉庆元年期间却远高于明代。在这33科中，有8科超过25%，2科接近30%，最高的2科超过30%，即康熙二十七年和五十一年，分别高达33.56%和31.64%，进士集中在江南的程度达到顶峰。

自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799—1847）的25科为第四阶段，全国进士5 734人，江南为689人，占12.02%。从整体上说，其时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但幅度较小。由嘉庆四年的13.64%降为道光二十七年的11.26%，其中只有道光十五年不足10%，为9.19%，与最高的道光二十一年的13.86%相差不过4个百分点。

自道光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850—1904）的25科为第五阶段，全国进士6 933人，江南为585人，占8.44%。这是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最低的阶段，超过10%的仅4科，最高的光绪二十七年科不过11.75%，最低的同治元年科也有5.18%，其余多在7—9%之间，高低悬殊很小。

上述江南进士人数的五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江南地域社会和经济兴衰的特色。明初，朱元璋大力打击江南地主，限制江南地主势力，江南地主的实力有限，科举应试的经济条件有所制约。江南地主则与新王朝离心离德，多不合作，科考热情不高，首科应考人数就不多，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登第人数。明中期，江南经济迅速由萧条走向恢复，江南社会整体实力大为增强，全社会文化水准提高，江南人士应举者倍增，在全国的竞争力也逐渐提高，故录取比例逐年上升。明嘉靖、万历时期和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繁盛，江南士子热衷科举成名，纷纷在科第上大显身手，中式人数在全国的比例臻于极盛。明末清初，虽然江南天翻地覆，但江南士子科试热情丝毫未减，群彦辈出。明社既屋，江南士子矢志殉明者有之，坚持不出者有之，但多数人只在稍稍观望犹豫后，即耐不了“不食周粟”的寂寞和艰辛，即纷纷出山应试。 清朝第二次开科的顺治四年，全国录取进士298人，江南即多达88人，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其中武进一县尤为突出，考中27人，“尤为盛事”占全国近十分之一。江南士子，包括那些明代遗民的子弟，在清廷的百般笼络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俯伏在新主子的銮驾下。进入嘉庆年间，江南迭经水旱灾害，居于全国统治地位的丝绸、棉布市场大为收缩，江南经济出现少有的持续萧条不景气状况，紧随其后的鸦片战争、咸同兵燹，江南大地历经浩劫，百孔千疮，科考的经济条件丧失殆尽，科举的弊端渐为江南士人所认识，江南人中第比例迅速下降，形成明清时期的最低点。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的这种盛衰变化，反映了江南士子的政治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江南经济兴衰紧密相联。

二

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在全国独为翘楚，而且其科试名次在全国最为显赫，号称“天子门生”之首的状元，明代89人，江南八府，苏州7人，常州4人，松江3人，杭州、嘉兴和湖州各2人，应天1人，共达21人，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其中弘治三年、六年、九年，万历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曾经3次连续3科的状元由江南人荣膺，堪称异数。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加会元），南直隶和浙江占了将近一半。正统三年（1438），江南不但首开状元记录，而且连同二甲、三甲之第一名，皆为苏州府人，同科一郡三传胪 ，亘古未闻。仅苏州一地，到万历时会元已多达7人，文史大家王世贞叹为“吴中盛事”。

清代江南更是魁星光芒四射。状元112人（不计2个满状元），江南各府，苏州29人（含太仓州5人），常州7人，湖州6人，杭州5人，镇江4人，江宁和嘉兴各3人，松江1人，总共多达58人，占半数以上。特别是苏州一地，占了四分之一以上。苏州状元之多，以致被当地文人汪琬自诩为“苏州土产”，令抑揄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 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也感叹道：“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兢丽增华，海内称最。” 顺治四年，武进吕宫首膺清代江南状元。其后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全是江南人。仅隔3科，自康熙四十五年到五十七年的6科状元，又被江南人包揽。顺治、康熙年间的29个状元，江南占了23个。自后虽然几乎由江南人垄断状元的局面稍稍被打破，但乾隆十六年到三十四年的9个状元，江南仍多达8个。乾隆五十五年到六十年，嘉庆四年到七年，又两次连续3科的状元为江南人夺得。自嘉庆十四年起，江南状元连绵不绝的盛况不再，44个状元，江南人只有12个，其中只有咸丰十年到同治二年3科状元全系江南人。需要指出的是，江南状元，若非朝廷有意裁抑，其数当更多。 状元以外的鼎甲榜眼和探花，清代江南也多达39人和52人，分别占35%和46%。清代三鼎甲，有15科由江南人包揽，而又集中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前。顺治四年到康熙二十七年的16科探花，只有2科不是江南人。112个会元，江南多达53人，将近半数，苏州一地就多达17人。 由解元、会元而状元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人钱棨是其一，“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

因为江南三鼎甲特多，所以一地同科或一门再及第者，所在多见。父子鼎甲，自古稀见，苏州一地，即有3对：明代太仓王锡爵与王衡，清代吴县缪彤状元与缪曰藻榜眼，镇洋汪廷玙与汪学金父子探花。兄弟鼎甲，堪称难得，顾炎武之外甥昆山徐氏兄弟三人，元文为顺治十六年状元，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秉义为康熙十二年探花，“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见也”； 武进庄存与、培因兄弟，一为乾隆十年榜眼，一为乾隆十九年状元。常熟翁同龢与其侄曾源先后为状元。长洲彭定求与其孙启丰，祖孙状元。德清蔡启僔和其侄升元分别为康熙九年和康熙二十一年状元。元和吴廷琛为嘉庆七年状元，其族侄钟骏为道光十二年状元。同县一榜及第：溧阳县，崇祯十六年科榜眼宋之绳、探花陈名夏；昆山县，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探花叶方霭；德清县，康熙九年状元蔡启僔、榜眼孙在丰；钱塘县，雍正八年状元周 、探花梁诗正；阳湖县，乾隆七年榜眼杨述曾、探花汤大绅；武进县，乾隆十年状元钱维城、榜眼庄存与。以天下之大，一榜三鼎甲，一县有其二，江南居然有此六县。

三

江南为人文渊薮，是就总体而言的，上述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的进士，观察其地域分布，却是极不均衡的。下表显示了各府之间进士的不同比例。

注：1.溧阳县雍正八年由江宁府改隶镇江府，表中仍计入江宁府。

2.太仓州明属苏州府，清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表中明清通计栏计入苏州府。

由上表可知，如果按府而论，各地进士数，明代依次为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松江、应天和镇江，清代依次为杭州、苏州、常州、嘉兴、江宁、松江、湖州和镇江。无论怎样排列，苏、杭、常、嘉四府总在前四名。如果将江南八府分为四个等级序列，则苏州第一，明代雄居首位，清代稍次于杭州；杭州、常州为第二，杭州在明代远远落后于常州，但清代跃居首位；松江、应天、湖州为第三，松江在明代高于应天、湖州，但乾隆中期起逐渐减少，终至下降为与江宁、湖州不相上下；镇江为最末，在各府中登第最少。

由于各府领县数多寡不一，版图与人口也差异较大，因而按府而计实际上并不能全面确切地反映江南各地科第状况。如果考虑到领县数的多少，再来观察各府县级平均录取人数的次序，则稍有变化。明代依次为松江、苏州、常州、嘉兴、镇江、杭州、应天和湖州，清代依次为杭州、常州、苏州、嘉兴、镇江、江宁、湖州、松江和太仓州。其中松江由明代的最多降为清代的最少，既因属县由明代的3个增加到清中期的7个，也因中式总数大为减少；常州位居第二的地位不变；杭州由明代的较少上升为清代的雄居榜首。这种地位变化从总体上反映出江南进士的地域分布特征；苏州、常州稳居前列，且前后变化不大；杭州明代仅为第三，清代却傲视各府，上升最为迅速；松江由明代的最多降为清代的无足轻重，起落最大。明清通观，可见江南进士主要分布在苏松常杭嘉地区，南京、镇江和湖州等地则相对少得多，而且由明至清有逐渐东移的趋势，这显然又与经济和文风有关。

上述按府或按县统计平均进士数，实际上仍嫌笼络，现在再以县为单位，列表显示明清两代各县进士的数量。

上列两表表明，江南进士分布不但极不均衡，而且极为集中。在明代，前十名的县，依次是华亭、武进、无锡、吴县、昆山、长洲、仁和、常熟、钱塘和上海。10县合计为1 940人，占江南进士总数的50.21%，占全国进士24 866人的7.8%。在清代，前十名依次是仁和、钱塘、吴、武进、归安、长洲、无锡、丹徒、海宁州、乌程、常熟。10州县合计为1 902人，占江南进士总数的47.40%，占全国进士26 815人的7.09%，比例比明代稍低。通观明清两朝，江南进士大体上近半数集中在数十个县（明为48州县，清为63州县）的10个县中，集中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居于前十名的县，大多又是附郭县，明代有6个，其中最多的是华亭和武进二县，都是附郭县；清代有8个，前十名中的前六名都是附郭县。可见江南进士主要产生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又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的趋势相一致。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第者最多。这一特点，明清两代皆然。此外，明清时期的无锡、常熟，明代的昆山、太仓、上海，清代的海宁等，科第也相当兴盛。这又与那些地区经济较为富庶、世家大族集中有关。

江南进士集中在少数县份，特别是集中在城郊各县的情形，同时也意味着各县之间的进士数极不平衡。如明代苏州府，吴县最多，达195人，崇明县却只有4人；松江府，华亭多达259人，而青浦只有21人；常州府，武进高达249人，长江对岸的靖江却只有1人；应天府，江宁县122人，而同府的溧水、高淳、江浦、六合4县合计才48人；杭州府，仁和高达181人，而同府的新城为6人，於潜、昌化仅各为1人；湖州府，归安89人，而同府的武康、安吉、孝丰均不到10人。清代常州府，武进高达208人，而同府的靖江仅为16人；江宁府，上元为99人，溧水、高淳、江浦3县总共才23人；杭州府，仁和高达379人，钱塘也达339人，而新城、昌化仅为寥寥数人，於潜则阒无一人；湖州府，归安高达153人，而武康、安吉均不到10人，孝丰更默默无闻。可见，明清两代不但各府进士多少悬殊，而且同府的各县之间悬殊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多少不均的特征极为突出。因此，所谓江南文才甲天下，只能指某些地区，而远不能视为整个江南尽然。

四

江南聚族而居，殷实大族在科考中最富竞争力，因而明清江南进士不但分布极不均衡，极为集中，而且还集中在有限几姓几族之间。

就明清两代而论，整个江南之顾、潘、浦、蒋、沈、金、陶、周、郁、严、陆、俞、钱氏等家族，考中进士特多。顾姓进士在全国共为279人，江南多达191人，占68%。沈姓进士全国共为582人，江南多达375人，占64%。陆姓进士全国330人，江南为209人，占了三分之二。浦姓进士全国仅为16人，只有一个不是江南人。郁姓进士全国24人，江南为18人，占四分之三。钱姓进士全国306人，江南为180人，占58.82%。蒋姓进士全国303人，江南110人，占三分之一强。金姓进士全国283人，江南为108人，占38.16%。陶姓进士全国135人，江南为32人。周姓进士全国1 083人，江南为197人。严姓进士全国150人，江南为58人。俞姓进士全国174人，江南为67人，都占相当高的比例。

此外，明清两代苏州府之归，无锡之秦、邹、毕，宜兴之路、任、储，海宁和钱塘之汪，溧阳之狄，丹阳之姜、荆、贺，金坛之于，武进之恽、薛、庄，海宁之查，丹徒之茅，长洲之韩、皇甫，吴江之叶，上海之乔，长兴之臧，嘉兴之项；明代武进之白，太仓之王，海宁之祝，乌程之闵，平湖之屠，常熟之瞿，清代常熟、仁和、钱塘之翁，无锡之嵇，昆山之徐，长洲和溧阳之彭等，都是世代科第不绝的簪缨望族，探杏折桂代有闻人。可以说，就家庭背景而言，江南进士主要出身于那些阀阅大家。

著名者如浙江海宁陈家，自明正德初年到清同治300多年间，13世科第，“登进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举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岁、优贡生七十四人，征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贡、监生几及千人；宰相三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 康熙时，陈元龙擢升广西巡抚，人争祝贺，其夫人居然愀然不悦者数日，说“一门群从咸列清华，我夫子乃出为粗官，令我惭颜于娣姒矣”。原来当时元龙弟兄叔侄中，任礼部尚书、侍郎、工部尚书和都御史者四人，姊妹夫任大学士、侍郎、詹事府官者四人，故以进士仕至封疆反为粗官。陈诜生五子，“皆登科第膴仕，世目公门为‘五子登科’云”。 吴江分湖之叶氏家族，自明代成化二十三年叶绅以进士起家，到乾隆五十四年，前后“七世进士，登乡榜者尤多”，为当地科第最盛之家。 长洲彭氏，彭珑于顺治十六年题名进士后，其子定求于康熙十五年登状元，其堂侄宁求康熙二十一年探花，定求孙启丰于雍正五年夺魁，祖孙状元，“世所罕见”。后启丰子绍观、绍升、绍咸，孙希郑、希洛、希曾，曾孙蕴辉皆成进士，后人希濂又登九列。有清一代，彭氏先后出了2个状元，1个探花，14个进士，31个举人，7个副榜，附贡生130余人。“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有“昭代科名第一家”之称。以致昭梿说“岂真获梓潼之佑耶，抑别有所致之也”。 同县徐氏，自明嘉靖到清康熙160余年间，“以进士为大官者凡四人，举于乡者又数人”。 明太仓王氏，锡爵以会元中进士，其弟鼎爵会试第五名，其子衡顺天乡试解元，殿试榜眼，一门高第。明仁和江氏，自江 至澜、晓、坼、铎，连续五世甲科。 吴县吴云、吴信父子同为进士。华亭王顼龄、九龄和鸿绪三兄弟，都获进士功名，荣任学士。嘉兴李氏，明清之际，“百年之间，科名蝉联，衣冠都雅”。 嘉兴项氏，四世登甲科。清吴县潘氏，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堂弟世璜为下一科探花，其孙祖荫为咸丰二年探花，其余翰林、进士、举人彬彬不可胜数，李鸿章题匾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时人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赞。仅明代常熟一地，钱氏一门，先后出过9个进士；沈、郁、周、冯、朱、赵、瞿、钱、顾九姓曾有过父子进士的记录；章、陈、王、钱、翁、陆、张七姓，为兄弟进士之门；汤、沈、杨、陈四姓系祖孙进士之家、章、王二姓更为兄弟同科进士之家。

这些衣冠望族，甲科连绵，登第人数特多，而且屡屡荣膺鼎甲殊荣，在明清江南进士群体中璀璨夺目，构成江南进士成份的一个显著特色。

至于钱塘、仁和多祖籍徽州的汪姓进士，则又是清代商人子弟以商籍获得了科举应试的资格的产物，反映了杭州多寄籍进士的特点。该地清代中叶中第特多，正与商而富则仕的徽商及其子弟的角逐科场并获成功大有关系。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qYRxvLooqB6NBu4PWV/V2TJoSCUiP/FNruZRio3jsv/QjYz0tyb/s9ZH6zvub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