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能说故事，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有可能解读往事。当我们回首过去，所能讲述的并非是单一且不容置喙的故事，而是能呈现各式各样的叙事与议论，“解读往事”就会变成一个课题。“解读”的概念意味着“往事”具有文本的性质：一个文本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往往还会掺杂更早的文本。这些更早的文本有可能是口述，也有可能是书面流传的。无论如何，一个文本往往会包含过往的文本所附有的阐释往事的原则和模式。同时，解读的概念把我们带到了古人最初对历史产生自觉意识的那一瞬。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探寻历史，他们会进而思考重现阐释过程的方法，会更加重视阐释历史的基础。那么，阐释的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瓦解？对历史的理解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局限？换句话说，我们能在什么范围内质疑历史？质疑历史本身又具有什么意义？

这本书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左传》（《春秋左氏传》）来探讨这些问题。 《左传》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要典籍。为什么要把这一部记录了255年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各种故事与言论的巨著视为“信史”？尽管以往也曾经出现少数著名的质疑者，其中包括朱熹（1130—1200）、顾炎武（1613—1682）、崔述（1740—1816） ，但传统论述一般认为《左传》的信史地位高于其他中国早期文献。许多现代学者也继承了这种看法，肯定《左传》是春秋时代的可信史料，把其中记录的历史事件当作事实，并从《左传》的文本中探勘春秋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在现代通行的杨伯峻的注本里，假如其他早期文献与《左传》有所出入，其他文献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编年的体例、对时间与地点细致的描写，使《左传》的叙事和言辞看起来比其他早期文献更具历史的真实感。人们通常会认为《左传》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取向不一，甚或互不相容。比如，坚称《左传》写实的人经常质疑屡见于文本中的鬼、神、预言和密谈 ，而文学史家却乐于把它们视为中国小说虚构手法的开端。《左传》对年月日的关注和大量的细节描述远远超过其他先秦文本。这些细节有时似乎无关宏旨，没有呈现明显的“教训”。仅就此而言，似乎也足以证明《左传》“实录”的美名。

然而，有人相信，读者应该把这些反映史实的特征与构成它的丰富的语汇区分开来。这种想法不免会误导我们。《左传》能否准确地描写史实，似乎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我们能确定的是，《左传》的文本反映了它形成的时间（约公元前4世纪）里主导的修辞模式与思想潮流。无论如何，形成历史意识的关键在于古人自觉地塑造出理解过去的模式和原则。我们现在认定为超自然或超理性的现象以及《左传》的修辞结构或叙事技法，都是这种模式和原则的体现。换句话说，文学式的结构与形式化的思想，不过是阐释历史的方法。唐代学者刘知几（661—721）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史通》里概括撰述历史的原则时，便花了不少篇幅来讨论叙事的艺术和修辞的技法，还经常援引《左传》作为史传最佳的范例。

《左传》理解过去的模式和原则，经常会被看作是儒家的思想主张。过去一直有一个与这个观点相关的问题：《左传》是否《春秋》的传？虽然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其来有自，但许多现代学者都怀疑孔子是否曾编修《春秋》，质疑《左传》最初是否与《春秋》有关。然而，《左传》所标举的理念，与发展到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大体一致，这个说法还是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左传》的理念界定和捍卫了周初的道德与政治秩序，强调了周朝经典文献的重要性。晚近一些西方学者以“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t）一词概括这种尊周从周的精神。选用“传统主义”这个术语，或可避免“儒家学派”这个后设词汇所指涉的一种统一的思想。扩充“儒家”或“传统主义”的语义范畴，或可容纳更多《左传》的观点，但这还不足以完全包容《左传》庞杂的思想世界。我们不难在《左传》里发现它精妙地融合了看穿现实利害的严苛计算和理想化的道德说教；既把往事和先前的文本视为当前行为的指导，又充满着呼唤变革、赞赏权变的声音；既有赞成君主与贵族掌管更大权力的议论，又展现了反对者的立场；对于战争既有军事战略上利益的考虑，又存在着道德化、仪式化的视角。其实，《左传》的儒家经典地位历来虽被广泛认可，但亦不乏抨击与质疑其“正统性”的声音。这包括恪守《公羊》、《谷梁》经义的汉代学者（他们以为《左传》挑战他们解经的权威）。还有一些后来的儒家学者，他们批评《左传》的功利主义，并质疑其中离经叛道的思想。 0yn9u5CIO40IiFZkx7XMgMNm0Awwy7vyfVe41h6fIorfuydFWepXXoPKU8EJQ3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