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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缠足，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曾以他一贯的口吻，淡淡地说了两个字：“It was”（英文兼有“过去了”和“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重含义）。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引发长篇大论、强烈情绪和无穷迷恋的课题，我希望在本书中效法奚教授的平常心——尽管那简洁扼要的用词遣字，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刚开始，我的念头很单纯，就是打算撰写一部缠足史，这件事向来乏人问津，即使有人尝试，也是语多讥讽，百般嘲弄。以前，在标题中带有缠足史含义的渊博论著，在我看来，尽是反缠足的史论。它们先是开宗明义地指控缠足惯习的可耻可鄙，文章最后，通常又以同样的评语总结全文。
这类著作大多集中在颂扬反缠足运动的功绩，不然就是依照反缠足论述的描述，论断传统妇女身受的折磨，细述她们堪怜的处境。谴责，俨然成了书写历史的目的。
不过，都“过去了”。我的基本前提如下：缠足是一种靠身体成全的经验，从12—20世纪的数百年之间，对于一群妇女来说，这是一项她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我无意责难这个现实，而是想要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大力量，使得缠脚成为她们的习俗实践。这个实践的真实，不仅在于女孩初缠之日的哭喊与泪水（“这是不争的事实”），更在于此后悠悠岁月里，对于双脚一天也不得松懈的辛勤保养和照护。
我不只想从遭受疼痛摧残的世界里，还想从后续的意义创造与开展过程之中，探求女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每具身体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当中，而且对于每个女人来说，缠足必然是一种无止尽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书写一部缠足身体史的可能。
缠足不只一种，而是有许多种，这是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在19—20世纪里，各地区，甚至各村落，往往都有其独特的缠法、仪式和鞋式。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记述缠足从一地传一地的具体空间发展历程。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从12—19世纪连续不断的历史时期里，即使当人们因袭、沿用了丰富的典故词藻和约定俗成的套语时，他们有关缠足的书写，仍呈现极大的差异性。文本的零散与增生——更不用说在各省各地，称缠足、绑脚、扎脚、小脚等等，不一而足，并没有统一的叫法——意味着缠足在每个时期里，包含了多重而且互相竞争的意义。此外，这项实践固然延续了将近千年之久，它的发展更跨越了阶级和地理的界限，然而有关其原理以及人们对它的领会，很明显地也随着时空而产生出相当的变化。
不少重量级的思想家都曾试图对缠足提出解释。其中可能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取径最具影响力。弗洛伊德在一篇发表于1927年的文章里说道，恋物癖所涉及的，是一个男人将他的阉割焦虑投射到女人的身体。男孩子由于怎么样也找不到“母亲的阴茎”，逐渐转而将心思投注到作为替代品的身体部分——脚、鞋、发——并赋予情欲化的意义。缠足因而象征着对女性的阉割。
同样著名的，还有社会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为了考察美国有闲阶级的演变，而提出的所谓“炫耀性消费”理论。他指出，在炫耀性有闲的阶段里，精致感成为“理想女性”的标准，有闲阶级的女子从而被要求拥有“娇小的手足与纤细的腰身”。于是，“她是无用而耗费的，因此成为金钱力量极宝贵的证明。”西方文化中的“束紧腰身”，以及“中国人的毁损双足”，即为显著的例证。女性人力资源的闲置浪费，象征着家庭的财富充裕；此一夸富诉求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化残废为美感，彻底倒转了男人对女人的审美观念。
近几年来，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 Gates）和宝森（Laurel Bossen），从马克思主义取径的女性主义观点，提出了第三种有关缠足的解释，可以称之为“女性劳动的神秘化”。葛希芝根据她在四川和福建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发展出一项论点：在中国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里，女人对家户经济的贡献尽管重要，却不被承认。由于缠脚使妇女看起来没有生产力，使家族父长顺理成章地否定妇女劳动的价值。农家缠足妇女平日从事的纺纱、织布、剥牡蛎、采茶等劳务工作，需要的体力和技巧，在于她们的双手，而非双脚。一旦纺织工厂的机器化生产取代了家庭手工纺织作业，缠足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沿着这条思路，宝森试图重寻女性家户劳动的价值与身影。她考察一个云南农村时发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该村每个妇女几乎都仍保有缠足。根据宝森的精彩分析，缠足的终结，经济变迁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假如土布在经济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话，那么，缠足存在的根本原由也就消失了。”于是，约莫在1925—1935年之间，缠足在该村悄然消逝；在当时，家庭纺织生产的形式，只剩下缝纫和刺绣作业，但即使是这种生产都已毫无利润可言，妇女们不得不走出户外，从事搬运、采矿、筑路和种地等粗活。在葛希芝和宝森看来，开始和停止缠足的决定，纯然是经济计算的结果；葛希芝甚至更激进地认为，四川的缠足乃是一种“无文化仪礼或根源的习俗”
。
还有一种民族志观点，它的理论性虽然较低，但却可能最具影响力。这种观点源自对近现代缠足妇女的访谈，我们不妨称之为“上嫁”论。就此而言，较早被听到的民族志声音，以蒲爱德（Ida Pruitt）对宁老太太进行的访谈录最具代表性。宁老太太出生于1867年，父亲是山东一个挑卖年糕的小贩。在访谈录里，她说道：“媒人不问‘她生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多小？’平凡的脸是老天给的，但绑得差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迹象。”
“只有仆妇才有一双大脚”的说法，也反映了类似的逻辑。这个解释观点的基础，在于承认婚姻乃是女性自我提升的最佳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一双“小脚”既然为女孩和她的家庭赢得通往更光明未来的门票，它们乃被解读成“好命”或社会声望的象征。
尽管这些经济的、社会的、符号的和心理学的解释，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终究有所不足，因为它们都将缠足预设为某种同质的、不变的，而且基于单一动机而产生的实践。然而，缠足的发展，既是如此渊远流长，它所影响的区域，又是如此广袤，任何一个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框架，都无法将之完全含摄。恋物癖也许可以解释若干中国文人——以及许多现代西方男女——如何将他们的性幻想寄托在其收藏的春宫画或小脚鞋。
可是，这个解释却扭曲了由地理、物事和华丽词藻共构的金莲世界；在缠足的全盛时期里，精英男性的欲望，就是铺陈在这既虚渺又具体的世界中。
再说到范伯伦的炫耀消费论，它根据的进化史观，无意中把宋、元、明时期的经济架构，跟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或美国，等同并论。这虽然是悖论，但缠足跟女孩家庭的社会身份，肯定有某些关连，所以少有读者会深究炫耀消费论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对于缠足的早期历史，它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在这个阶段，小脚仍是一种特权，只属于那些服侍男性权贵阶级的歌伎和妻妾。“劳动神秘化”论和“上嫁”论却与之刚好相反，它们主要适用于较接近现代的时期——亦即，缠足人口的社会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此时，绝大多数的缠足者已是广大的农家妇女。
将缠足打造成一个同质性的课题，同时又摒弃其他竞争性的观点，一律蔑视为“封建”，此乃现代反缠足运动最不朽的“功绩”。撰写一部真实的缠足史所遭遇的难题，部分就是源自这种现代的偏见：我们习于只从反缠足观点来观看缠足。为了探求那些被淹没的声音，为之撰写一部另类的历史，我就不得不抗拒一概而论的冲动、过度简化的倾向，以及道德主义的口吻——正是这些冲动、倾向和口吻，绑架了我们当前所理解的缠足史。
Joan Scott提醒我们，历史学者需要跟他们的研究课题保持一段“分析距离”，因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历史论著，若把进步的必然性，〔以及〕个体能动者的自主性，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话……它将不经审查地再制女性主义运作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论述词汇。”
我故意站在反缠足启蒙论述之外的位置，因此本书既未提出巨型理论或综论通览，也没有直线式的进步史观。相反地，我努力尝试从各种局部观点、前后矛盾的文字、与时代脱节或被时代遗忘的人们，以及常常难以自圆其说的零碎故事中，拼凑出一部历史。
本书原来暂定的标题——Footbinding Is History（缠足乃历史）——具有双重含义，分别唤起不同组合的情绪反应。“缠足乃历史”带着松了一口气的感觉。1957年之后，不再出现女孩裹脚的记录。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缠足妇女在当时已凋零殆尽，而是说，作为一种风俗习惯的缠足，总算随风而逝，不可能死灰复燃了。在相当程度上，本书的撰写，反证了缠足已成历史陈迹，因为若非如此，分析距离将无从产生，也难以铺陈出学术研究——包括本书在内——可以尽情挥洒的空间。
换言之，这过去式让我得以无需考虑应如何致力扑灭缠足，也使我能够将之定位为一项历史课题，而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当代是非题。
相反的，“缠足乃历史”述说的，是我在苦思另类历史如何可能，以及该用什么方法书写这部历史时，萦绕心头的戒慎恐惧。像这样一个在中国社会机制与性别关系里扮演着核心角色的实践，需要一部历史，而且，忍受痛楚与不便的妇女们，也值得我们为她们书写历史。如今，不论怎么片面支离，它总算出炉了。
本书的结构，一开始先锁定在缠足这项社会实践“行将消逝”的现代，然后才回溯到传统时代，最后止于它在文化声望和情欲诉求方面，都达到极盛的明清时期。我之所以采取这种历史倒叙手法，乃是因为当前我们有关缠足的知识，就像书中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几乎全然来自反缠足运动的观点和文献。从终结开始，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出一块基地，由此开展另类的认知与感知途径。
第一章把讨论焦点放在“天足”范畴的诞生。它不仅带来一种机械论的身体观，而且也促进了19世纪末新兴的全球视野的视觉化呈现。作为启蒙论述的一环，“天足”有助于人们想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国族。在第二章，我们转而考察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的“放足”运动期间，在地方学堂和村居民宅推行“天足”理念的情形；我们将看到，在这些地方，抽象说理如何遭遇顽强身体的抗拒。第三章的分析焦点，是畅销于20世纪30年代通商口岸城市的《采菲录》，我们将讨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汇编所产生的新知识和新欲望。《采菲录》的编者和读者对于缠足不合时宜的沉迷，其实也标志了缠足光环在现代中国的熄灭。
若说第一部分的撰述，使我们不得不注视19世纪和20世纪有关缠足的文字和视觉文献的密集轰炸，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检视12世纪至19世纪初，构成与延续缠足光环与奥秘的各种遮蔽策略。
第四章的讨论主轴，在于17—19世纪考据学家展开的缠足起源争论，从他们欲语还休的顾忌，我们可以看出，在文章学问的大雅之堂里，能用那些词汇语境谈缠足、能说到什么地步，是有一定界限的。尽管这些考证论文，以客观的口吻出现，但它们往往还是披着一层鄙夷的薄纱，对于日渐普及化的缠足实践嗤之以鼻。然而，考据学家引述和流传的轶闻传说和诗歌词藻，却又不经意地助长缠足的文化光环。我在第五章描绘了一群清代文人的小脚欲望构图，这并不是一幅恋脚癖的景观，而是与“西北”的想像地理密切相关的世界。我认为，将昙花一现的愉悦感，寄附到一个“地方”之后，男性旅人（和读者）就可以具象化他们的感受，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不厌其详撰述其幻想和经历所产生的原动力之一。
相形之下，女性欲望的呈现，本来就是具体的，它们寄托在一个由她们制作的——以及令她们成为“女人”的——日常物品堆砌而成的世界。第六章尤其将重心放在女性物质文化里的一项关键物品，亦即，鞋子。我们发掘了鞋子所蕴涵的种种意义：工艺作品、身体自我的延伸、时尚体制的关注焦点，以及产生视线幻觉的迷彩外装。这一章不仅关注于足服时尚与制鞋业的历史，而且，透过这个途径，我们也考察了“金莲崇拜”的兴起与衰落，以此为本书的主要篇章画下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