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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麟并不存在，那么它就是古人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这种奇特、无法分类的动物是个非常重要的预兆。《尔雅》说麟“麋身牛尾一角”；《说文》则指出麟与麒有雌雄之别，乃“仁兽也，牛尾一角”。根据公羊学学者何休（129—182年）的看法，麟“一角而带肉”，是仁慈的象征，因为它“设武备而不为害”（《十三经注疏》7，28. 8b）。古人认为麟是瑞兽。这种想法始见于《诗·周南·麟之趾》，诗中把周的公族和公子比拟为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
《公羊传》和《谷梁传》同样绝笔于获麟一事。当时是公元前481年，亦即鲁哀公十四年。比对两者，《公羊传》的记录尤其值得注意：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十三经注疏》7，28. 7a—15b）
麟在异象和祥瑞之间勉强维持着平衡。它的出现虽非灾异，但是它的异象已然挑战了事物与意义之间原有的对应关系。它不是中国之兽。获麟的人也自有奇特之处，他的身份特别卑微，《公羊传》只称呼他为“薪采者”。他的地位太低，本来不配使用“狩”（冬天的狩猎仪式）这个字，因为只有君王和卿相打猎才能用“狩”字。《公羊传》认为，孔子刻意用上这个不恰当的字眼，目的是要强调薪采者的重要性，把他的行为提升到了礼仪的层面。
《公羊传》把表述和常规两个层次区分开来。如果圣王没有出现，麟也就不应降临，因此孔子才会有所质疑。麟在不恰当的时间出现，最终被人捕获。孔子把整件事与颜渊和子路之死归入同一类别，认为这意味着他所倡导的正当原则敌不过腐败和混乱。圣人慨叹自己的道路将要穷尽，这或许预示了自己将于两年后（公元前479年）死去。[子路死于公元前480年（《左传》哀公15. 5）。因此这里论列颜渊之死、子路之死、西狩获麟三件事，次序并非按照时间的先后，只是按照性质归类。]这里的绝望无以名状，也没有提出任何训诫。
但是，《公羊传》把注意力转移到《春秋》已经完成这个事实上。获麟作为《春秋公羊传》所记录的最后一件事，理应有完成的意味。注者重新回到全书的开头，让人回想整个平衡而紧密的体系有何总体意义。为何《春秋》会始于这个开端，又终于这个结尾？《春秋》的时间跨度取决于孔子的祖先能够了解多久远的过去，也就是说，这取决于家族内部的知识传承。所谓“备”意味着整本书已包含了所有重要的学识，而这些学识可助人“拨乱世，反诸正”。可是，孔子创作的意图也可能只是“乐道尧舜之道”而已。“乐”字在这里重复了三次，这个字与孔子先前的慨叹和流涕形成对比。“乐”表明了孔子坚信道德，认同最崇高的道德价值可以感染他人。但是，即使这种看来正直的快乐，也可能是为了政治算计才被编进这里来的。因此这里似乎表明了孔子乐于尧舜之道，而且也预示了汉代的帝王将会继承圣王的传统（有一种说法认为汉代的君主乃帝尧的后代）。
这些句子很有可能到了西汉早期才被增入《公羊传》之中。
这一篇章把孔子的悲和乐放在一起，显得有点不太协调。这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公羊学学者尝试寻找方法调解两种对立的情绪。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春秋繁露》的不同地方提出了两个理解的方向。首先，他引用了孔子的哀叹之语，把获麟、颜渊和子路之死联系起来：“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另一段文字认为孔子以《春秋》制订义法，立“新王”之道。上天把麟授予他作为他的“符瑞”：“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
根据这种解释，麟承担了表彰的责任：瑞兽承认孔子为新王；为了使他所建立的新的道德——哲学体系更有权威，瑞兽才会降临（然而，麟被捕获了，甚至可能还被杀害，这个情况似乎不符合上面的论述）。当麟自信地宣告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始，麟这个吉兆也就把自古以来所有的烦恼和焦虑都消解了。
公羊学学者何休进一步把这两个看法组织成一个体系。他认为孔子垂涕的原因是他预见在汉兴之前，还要经历战国时期漫长的屠杀和苦难（《十三经注疏》7，28. 10a）。孔子悲叹他的道路将穷，原因是“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十三经注疏》7，28. 11b）。他从文献与政治两方面解释“乐”的原因。他认为麟是孔子完成《春秋》的“瑞应”：“崇德致麟，乃得称太平。道同者相称，德合者相友，故曰乐道尧舜之道。”（《十三经注疏》7，28. 14b）何休还明确地指出，“后圣”指“圣汉之王”，而《春秋》乃为汉之制法：“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十三经注疏》7，28. 14a）
虽然《谷梁传》有些地方刻意与《公羊传》有所区别（如《谷梁传》强调麟出自中国），但两者的逻辑还是非常相似。《谷梁传》也集中讨论特定的字词（如“获”、“狩”），藉此突出获麟一事的重要性，强调此事对于孔子有深远的意义。反之，对于最后获麟的鲁国大夫，《谷梁传》认为此事对他们意义不大。另外《谷梁传》还有一点与《公羊传》不同，那就是《谷梁传》并没有阐发这一预兆的意义。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获麟，故大其适也。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十三经注疏》7，20. 15a—16b）
相对而言，《左传》对应的段落要简短得多。但是，这段文字与《左传》的其他部分一样，更详细地记载了事件的背景和细节。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左传》哀公14. 1，页1682）
参与狩猎的人的阶级差别非常重要。叔孙氏是鲁国的权威，作为三桓之一，地位显赫。他们参与狩猎的仪式，也非常恰当。因此，采用“狩”这个词并非用语不当，亦非有意为之。这里既没有刻意提升事件的重要性，也没有刻意点出事件的异常之处。子鉏商既可能是车夫，也可能是管理战车的官员。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其中的一位随从。他的地位不至于太低微，因此也就不会为整件事带来更多“异”的感觉。
麟本身也不是异象。获麟一事的重心是无人能够识别这种动物。
子鉏商本来认为这是不祥之物，但一旦他的判断被人矫正，他也就接受了这个动物在万物之中自有其正当的位置：这里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它到底预示了什么。《左传》与《公羊传》的描写不同，这里并没有提及孔子强烈的反应和情感。他只是识别了无人知晓的动物，迅速地指出了事物的名称，藉此纠正子鉏商的错误。在战国时期的文献里，孔子有能力为不知名的事物命名，也能掌握玄奥的知识（可见《国语·鲁语》2. 9，页201；2. 18，页213；2. 19，页214—215）。这一形象也可从《左传》另一段文字中找到根据。当时，冬天发生蝗灾，孔子认为这与历法出错有关（《左传》哀公12. 5，页1673）。
《左传》并没有假设获麟与《春秋》的著作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只有到了杜预手上，他才把两者联系起来。杜预这样做可能受到公羊学和司马迁的影响。他的《左传》注提到：
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十三经注疏》6，59. 11a）
撰写历史是一种矫正衰败、补偿失落的方式。或用司马迁的话说，在混乱的时代，撰写历史象征了（包括麟和圣人）无法寻得自己的命运。这些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左传》对此只字不提？从最基本和最浅显的层面看，我们可以说当这种历史书写观念出现时，《左传》的那段引文早已完成了。到了战国后期以及秦汉之际，人们刻意把文献权威与政治权威相提并论，“福瑞”的论述也变得盛行。《左传》的那段引文在时间上似乎也要比这些观念来得更早。《左传》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不同，它并没有考虑孔子与《春秋》之间的联系。孔子在作出判断之前，仔细观看了麟。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看到孔子也参与了这段历史，看到一个人可从事件的内部和外部作出判断。孔子的角色，以及事件内外所形成的张力，都只有在《左传》之中才得到阐发。我们并不能从《公羊传》和《谷梁传》里找到相关的考虑。
《左传》里的《春秋经》并没有在获麟一事之后绝笔，经文一直延伸到两年后孔子去世之时。这意味着《左传》之中某一层的叙事有意确立孔子和《春秋》的关联。另外有两段文字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其中一段文字称颂《春秋》的微言大义和复杂幽深，又总结道：“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14. 4，页870）另一处则假定孔子可能是编者或注者，因为孔子解释了为什么《春秋》要把晋文公召周天子的举动表述成天子狩猎（《左传》僖公28. 9，页473）。但是，《左传》并没有贯彻始终地把孔子塑造成一个以文辞或道德秩序对抗腐败与混乱现实的人。事实上，孔子在《左传》中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立场（有些学者试图证明文中利用不同的名字——仲尼、孔子、孔丘——来代表他不同的立场，但这个说法至今仍没有定论）。
一如我们所料，孔子精辟地解释礼乐制度。《左传》经常把臧文仲称许为大夫的楷模，但孔子批评他允许自己的君主文公颠倒了祭祀僖公和闵公的先后次序（尽管闵公登位在僖公之先，但文公却想把自己的父亲僖公提到叔叔闵公之前）（《左传》文公2. 5，页523—526）。当卫国把诸侯用的饰物和配件赏给有功的大夫时，孔子留下了这句名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2. 3，页788）鲁国的贵族向孔子请教，把他视为礼制的专家（《左传》襄公10. 2，页978；昭公7. 12，页1296）。齐国掌管山泽的官员没有响应国君的传召，因为齐侯本应用皮冠去传达命令，但他最终却用了弓来召唤这名官员。孔子称许这名官员道：“守道不如守官。”（《左传》昭公20. 7，页1418）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里，政局动荡，人有时很难界定正确的礼制和官员的责任。孔子如何看待昭公和季氏之间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鲁昭公被季氏放逐，后来死在国外。孔子担任司空，他在昭公的墓地外挖掘墓沟，把昭公的墓与历代鲁国国君的墓连接起来。这暗中表明了孔子反对季氏。当昭公夫人去世时，孔子参加吊唁，然后再到季氏的家拜访他们。“季氏不絻，放绖而拜”（《左传》哀公12. 2，页1670）。许多注家认为孔子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但我们似乎也可以把这一举动看成是他的让步。
诚如第五章所述，孔子曾批评季氏铸造刑鼎（《左传》昭公29. 5，页1504）。这与晋国大夫叔向斥责子产可以相提并论，因为两者考虑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左传》昭公6. 3）。论者有时会认为叔向和孔子的立场属于“保守”的一方（相对于公开颁布刑书的革新派而言）。但是，孔子也曾多次表扬、捍卫子产这个革新者，甚至子产认为自己有必要施行强硬的刑法，孔子也肯定了他的观点（《左传》襄公25. 10，页1106；襄公31. 11，页1192；昭公13. 3，页1360；昭公20. 9，页1422）。孔子似乎已预见到有人会批评子产“不仁”，所以才发表这些言论。同时，孔子也肯定了叔向毫不偏私的作风。叔向之弟收受贿赂，叔向秉公处理，最后他的弟弟被处死（《左传》昭公14. 7，页1367）。这与《论语·子路》（13. 18）“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一句对“直”的理解相映成趣。
齐国大夫陈恒杀死了他的国君。孔子请求鲁国攻打国力更强的齐国，原因似乎是道义上的愤怒（《左传》哀公14. 5，页1689）。另一方面，孔子有时特别看重权宜之计。陈国大夫泄冶鲁莽地批评腐败的朝廷，最后牺牲性命。孔子对他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左传》宣公9. 6，页702）。有时孔子是个实际的道德论者，他把道德的效用视为评判事物的标准。齐国大夫试图揭发齐侯之母与其他大夫私通，最终被砍去了双足。孔子刻薄地说：“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左传》成公17. 6，页899；上文也提到这个例子，详参第五章）孔子谨慎地估量当下的局势，因此他试图避免牵涉到卫国的政治风波之中，又拒绝向鲁国的季氏发表自己的评论（《左传》哀公11. 6，页1667；11. 7，页1668）。
从语言方面说，孔子也一如所料地斥责别人多言多败。他认为外交谈判中的“多文辞”只是掩饰毫无效用的策略（《左传》襄公27. 4，页1130）。我们也曾在第三章提到这个例子：子贡根据两位国君行礼的仪表预言二人将死，结果预言应验了，孔子却害怕子贡将会因此而变得“多言”（《左传》定公15. 3，页1601）。《左传》之中能够赢得孔子肯定的言辞，大概是子产为郑国入侵陈国而作出的精妙辩解。但这段话试图为侵略行为和霸权政治争取合法地位（《左传》襄公25. 10，页1106）。子产的自我辩解，可与孔子的状况互相参照。孔子后来卷入宗族内部及宗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最终他把得胜者描述成品德高尚的人。实际上，孔子也试图为新的政权寻求合法的地位（《左传》昭公5. 1，页1263；昭公28. 3，页1496）。
《左传》里的孔子和麟，使我们留意到整本书中各种不一致的地方。孔子在《左传》之中既参与了历史，同时也在解释历史。《史记》重新组织了孔子的各个形象，把他改造成一个单一性格的人，并藉此强调一种新的表述力量——我们几乎可以把这种力量称为“抒情主义”。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卷47，页1942—1943）
《史记》还在另外两处提到孔子作《春秋》一事：一次是孔子困于陈、蔡（《史记·太史公自序》卷130，页3300）；另一次是孔子意识到没有人奉行自己所倡导的思想，于是西行到周室去观看典籍旧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14，页509—510）。这三段记录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孔子把自己不被理解的命运，转化为确认和理解历史的使命。司马迁跟从《左传》的记叙，把孔子认出麟这个过程描述成一件史事。他也借用《公羊传》的材料，描述了孔子的悲叹，但却没有把《春秋》称许为一个崭新的开始，也没有把《春秋》视为绝对的、永恒的道德体系。司马迁除了采用这些材料，他还强调孔子与生不逢时的瑞兽有密切的关联：两者都被人误解，被人中伤，被人误用。命名的行为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孔子认出了麟的真实身份，以及两者隐没于乱世的命运，表明了命名的行为正是人类勉力从历史中寻求意义的一种方法。孔子慨叹麟的出现时机不当，慨叹圣王就像河图洛书般没有及时出现。孔子藉此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不断衰败，自己已完全无法适应这个时代。
接着，司马迁引用了《论语》里的一些语句，其中有些话略有改动。这些引文全都与如何理解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有关。《史记》把孔子确认了麟的身份，联系到他的得意弟子颜回之死，又联系到孔子对于自己无法被世人认同、理解、记住的失望之情。接着，《史记》的重心转到孔子对历史的理解之上。其中，孔子举了不少历史先例，从而思考入世和出世的意义。孔子在回答“自己从何处获得知己”的问题时，他有两个不同的答案，而这两个答案塑造了两个不同的圣人形象。一方面，孔子声称自己没有怨恨，因为他只想得到上天的认可，因此他超越了出世与入世的疑问，“无可无不可”。但是，《史记》把这种从容不迫、顺应天命的态度，与他努力不懈、渴望垂名于后世的形象同时并置在一起。
“病没世而名不称焉”一句还出现在《史记·伯夷列传》里，至于“何以自见于后世”的想法也能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找到回响（《汉书·司马迁传》卷62，页2731—2732）。这里的写作动机必然是要抒发情感。写作的本质围绕着绝望、表达自我、渴求后人同情和理解自己而展开。司马迁把这种感情，描述成一种传承既往传统的诱因，描述成一种修撰史书的动力。司马迁认为孔子因为获麟一事而撰写《春秋》，如此一来，高尚的道德目标也就与人类在历史中发挥的力量合而为一。司马迁引用《论语》中的句子阐发著述的动机，藉此他也为历史书写增加了更多的考虑：我们会关注历史书写的意图，考虑历史如何表现著者的形象，叩问历史写作本身是否有自觉的意识。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这些考虑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