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用途

我们可以从《左传》的后半部分，看到往事发展出新的用途。或许，这是为了回应日益恶化的混乱局面，以及不断加剧的崩溃危机。首先，我们可看到人们更频繁地强调起源。这里所谓的起源既包括信史架构下国家的建立，也包括我们称为“神话时代”事物的根源，尽管在《左传》里这两个框架的界线其实非常模糊，甚至没有多大意义。其次，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们有空间去争辩和操纵他们对过去的诠释。保守派因为衰亡的预想而援引周初的理想秩序，以此作为诠释的模式；而改革派则假设过去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藉此解释和改变当前的状况。

《左传》在不同地方提到的起源故事会有明显的变化。从公元前712年（隐公十一年）到公元前609年（文公十八年），《左传》有八次引述周以前的传说，其中有五次只是简略地提到祖先和对祖先的祭祀——这些语境包括：称许国家历史悠久（《左传》隐公11. 3，页75），进谏以说明祭祀的先后顺序及其合理性质（《左传》僖公21. 4，页391—392；文公2. 5，页524—525），哀叹祭祀仪式的中断（《左传》文公5. 4，页540），斥责别人没有举行祭礼（《左传》僖公26. 5，页440—441）。另外有两处与晋文公的谋略和政策有关（《左传》僖公25. 2，页431；僖公33. 6，页502）。只有一处有较详细的议论：鲁宣公刚刚即位时，季文子借用史克之言，解释宣公为何会驱逐弱小的邻国莒国的太子仆（可参阅本书的引言）。

相对而言，从公元前569年（襄公四年）到公元前489年（哀公六年），《左传》有十二次提及周以前的传说。其中六次比较简洁——两处提到文献知识（《左传》昭公12. 11，页1341；哀公6. 4，页1636），一处触及音乐——道德——政治的判断有何历史依据（即季札观乐的故事；见《左传》襄公29. 13，页1161—1165），其余三处则是在建议、游说、进谏的情况下引述历史作为先例（《左传》昭公1. 2，页1204—1207；昭公4. 3，页1250—1251；昭公28. 2，页1493）。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次长篇论说。这些论说其实也有建言、进谏、作出判断等正常的作用，但正如史克的言论（见于文公十八年）一般，这些论说特别享受铺叙或排比的乐趣，也特别沉迷于古代传说中复杂的细节。有时候，这些铺张的论说甚至会偏离整个讨论的重心，给人离题之感。

举例说，魏绛向晋悼公进谏，提出晋国与戎人和平相处将对晋国有利。他在进言期间，讲述了一个有关夏朝的长篇故事：后羿篡夺了夏朝的政权，却误信奸臣寒浞，最终被寒浞暗算，走向灭亡。魏绛认为，后羿沉迷于打猎，其实也就是他覆灭的原因。到了这里，《左传》的叙事者忽然补充了一段话：魏绛之所以会转到这个话题，原因是悼公也迷恋打猎。这段话看起来很像是事后补入的按语。魏绛接着总结了晋国与戎人讲和的五大利益，其中他再次提醒悼公应该以后羿为鉴戒（《左传》襄公4. 7，页939）。 我们可以从这段记录的结尾，知道悼公最后派魏绛去与戎人订立盟约，致力于治理人民，只在恰当的时令才会外出狩猎。竹添光鸿认为攻打戎人与沉迷打猎两者暗含一种平行的关系；魏绛最初把戎比喻为“禽兽也”，已经强调了戎人与猎物之间有形象上的联系（《左传》襄公4. 7，页939）。可是，魏绛补入夏朝的传说与他倡导与戎议和的主要论调，两者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 有人据此推测这段话是后来增补的。我们并不能排除，楚国史官或关注楚国传统的《左传》编纂者有可能补充了这一段关于后羿的故事。

即使有时上古传说的引用比较贴合文章的论点，但《左传》对于这些历史先例中的某些细节还是有不相称的关注。例如，公元前496年（定公十四年）吴国打败越国，伍子胥建议吴王夫差彻底铲除敌人。他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夏王少康复国，以及后来少康报复篡位者寒浇的故事（寒浇曾获封于过，所以又称“过浇”，他是寒浞的儿子）。他认为“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左传》哀公1. 2，页1606）。这里的比较有点刺耳。伍子胥后来又把越国称为蛮夷之国，这让人质疑为什么他会把越王比作少康。他把吴王与篡位者过浇等量齐观，似乎也是种不必要的冒犯。少康的事迹与后羿的故事有很密切的关系，两者似乎都是从楚地的上古传说中抽取出来的。在这两个例子里，记录上古传说的冲动似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言说目的。

《左传》还有一些例子会把理想的过去视为诠释的模式。“原初的秩序”与当前的乱局相提并论，隐然带出衰落的预感。叔向把这种秩序建立在古代圣王的道德典范之上，而其他人则试图设想自然的对应法则，以此切入事物的起源。最有意思的例子莫过于史墨阐释龙的传说。有人看到龙出现在绛都郊外。晋国正卿魏舒向蔡史墨询问：龙的智慧是否比人类更高，因为人类从来没有捕获过它们。史墨回答说：“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左传》昭公29. 4，页1500）史墨接着讲述了人类豢养和驯化龙的历史；正因如此，古代才会有“豢龙氏”和“御龙氏”这样的姓氏。龙与人紧密的关系，象征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神与人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董父为圣君帝舜驯龙，后来上天又把龙赐给有夏的君主孔甲。在上古的时代，万事万物都有相应的人来掌管。这些人称为“官”，例如“水官”即负责管理龙。自从水官被废弃以后，人再也没有办法活捉龙了。史墨还引用《周易》中乾卦的爻辞，证明以往人可以仔细观察龙，甚至可以为龙绘图：“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左传》昭公29. 4，页1503） 这些爻辞描写了龙的状态、动作、背景（诸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古人往往把这些句子理解成有关“乾”的抽象道德教训。《左传》只有这一次提到《周易》在字面上和历史上的应用，而这则例证表明当时的人可以自信地挪用文献建构以往的秩序。魏舒随即向史墨请教有关五祀的事，还问及社神和稷神的身份。史墨追踪了各个神明的传承和历史变化。如此一来，他再次证明了原初的秩序有其一贯的条理，也证明了这个秩序有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左传》还有另一篇有趣的文字可与史墨的言论相提并论。那就是郯国国君阐释传说中的古代圣王如何为职官命名。郯子自称是少皞之后：“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17. 3，页1387）自然界每个特定元素（云、火、水、龙、鸟）都与治国的氏族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每个元素都会变成一定的治国原则。这些概念都假定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郯国国君从偏远地区来到鲁国，但他却能向鲁国大夫解说古史，难怪孔子也要向郯子求教。孔子提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17. 3，页1389）这个评价表明了上古是所有人共通的起源；在这个起源之中，所有的区别都被消泯净尽。

保守派倡导原初的秩序，这秩序建基于延续、对应和模仿之上。至于改革派则喜欢以更晚近的往事作为模范，有时他们还会利用不同的历史来解释和改变现状。子产的言论经常指涉古代和近年来发生的史事，藉此为自己的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本书的引言也曾经提到，子产经常用晋文公的霸业为例，说明晋国的行事标准正在下降，并抗衡晋国国君的无理要求。子产能娴熟地操纵人如何看待历史，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修辞艺术。有一次，子产与晋大夫士弱对谈，他即从回顾陈国的历史着手，为郑国攻打陈国辩护。

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 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左传》襄公25. 10，页1104—1105）

子产指出陈国的先祖尽管出身尊贵，但也只是周天子的陶正。为了要向以往的君主致敬，周室特别尊重他们的后裔，并把虞阏父扶上国君之位。子产借用“我先王”和“我周”等词汇，强调了郑国与周室的关系，也巧妙地说明了郑国的地位比陈国更高。接着，他列举了在陈国动荡和混乱时期郑国对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周室与郑国向陈国施予了不少恩惠；由此看来，陈国选择与楚国结盟，可说是忘恩负义，理应受到斥责。

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 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 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左传》襄公25. 10，页1105—1106）

直到这一刻，子产的论点纯粹只考虑道德的问题。但当他继续阐释自己的观点时，整个论述的重心却改变了：

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 ——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左传》襄公25. 10，页 1106）

子产先在开展自己的论述时，强调陈国在历史上受惠于周室和郑国。这让他先占据了道德高地。但是入侵小国终究在道德上还是有问题的，因此子产又改变了他的立场：他没有再讨论过去的道德价值观，反而突出了改变是不可避免且无法挽回的。他以残酷而写实的方式比对今昔。一些国家的权势和领土大小，印证了侵略行为其实非常普通，甚至时人也已经接受了这种行为模式。接着，子产转而讨论另一种历史的连续性：他把郑国攻打陈国模拟为晋国讨伐楚国，而晋国大夫招待子产则好比周襄王接见晋文公。“孔子”的评论肯定了这些联系，他认为晋国称霸和郑国攻克陈国都能昭示恰当的文辞的功绩。诚如第四章所述，称霸的论述隐藏了历史的断裂，重新界定了历史的连续性。子产运用称霸的论述，掩饰了郑国的侵略之举。同时，他又宣称郑国可从晋文公所定义的政治秩序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孔子”表扬子产的文辞，可能是因为他能以不同的历史为郑国的政策辩护。这里他就引述了周初标准的秩序，引述了近期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引述了称霸的论述。

子产也擅长利用起源来解释事物。他两次诊断晋平公的疾病，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季世”里，君王的疾病是国家衰败和政局失序的象征。 子产在第一次诊断时，曾以很长的篇幅解释晋室发迹的征兆。接着，子产宣称这些征兆与当下的状况无关。卜者以为实沈、台骀之神引起了疾病，叔向于是向子产请教这两个神灵的事。子产在回答叔向的问题时，先追溯了这两个神明的世系。他解释说，实沈主宰参星，而参星是晋国的星宿；至于台骀则是汾水之神，而汾水流经晋国的领地。这两个神灵都因为暴戾的战争，才与晋国扯上关系。实沈是高辛氏的幼子，他与兄长阏伯不断争斗。最终他们二人被分派到了不同的地区。有些纷争最终使晋国与参星连成一线，而实沈正是负责监视这些纠纷的人。 晋国消灭了沈、姒、蓐、黄四个国家，这些国家本来负责向汾水之神台骀献祭。掌管晋国的神灵背后有着这些冲突的历史，或许可以显示礼义的混乱。但接下来子产要强调的却是平公的疾病与这些神灵无关：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左传》昭公1. 12，页1219—1220）

子产认为，一日之间不同时候各有其恰当的活动，而平公得病的原因正是因为他违反了这个原则。同时晋平公太沉溺于闺阁之乐，他的内宫之中还包括四位与晋室同姓的妻妾。 假如晋平公的疾病和实沈、台骀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子产还要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起源？难道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博物君子”的美誉吗？ 子产于六年后作出了另一处诊断，这次诊断正好回答了上述的问题。我们曾在第三章讨论过这次诊断。子产再次出使晋国，晋大夫韩宣子向他请教平公的疾病与他梦见棕熊进入寝宫的门有无关系。子产认为棕熊是鲧的灵魂，而传说之中鲧治水失败。子产建议晋国好好祭祀他，藉此恢复恰当的礼制。晋平公果然康复了。

尽管子产在这两篇文字里支持的观点看似互相对立，但两者还是有深层关联的。在这两个故事里，子产都尝试追溯神明的世系。这种做法把人类的逻辑和思考模式延伸到鬼神的领域里。换句话说，鬼神的世界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整理和分析。这种理解重新界定了礼制的秩序；在这种礼制之下，统治者必须以正确的行为或祭祀来实践自己的功能。

子产讨论起源，藉此响应平公的疾病和晋国的衰弱。这个论述代表了《左传》里一种常见的现象：当人们为各种选择争论不休时，他们往往会借用原初的秩序或关键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例如，经常有人提及武王克商的事。传说中商朝的军队数量众多，但最终商还是被打败了。卓越的策略、士气、德行、魅力等优势可以盖过士兵数量较少的缺憾，这个论点经常出现在两军对阵和政治斗争中（《左传》桓公11. 2，页131；宣公15. 3，页765；昭公24. 1，页1450）。 更重要的是，武王克商的过程结合了暴力与政治的合法性。这一点特别切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时人经常要把侵略伪装成合乎礼义的举动，或使军事活动消失于文明的使命下。卫大夫宁庄子即利用武王克商的例子解释自己为何攻打邢国。

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左传》僖公19. 4，页383）

卫讨伐邢的真正原因几乎被宏大的宣言完全掩饰了。其实，卫国考虑的可能只是侵略的时机。齐桓公刚好在这个时候逝世，这意味着诸侯将会有较少的监督，各国的关系将有更大的变动。

《左传》另有一些例子会把武王克商视为战后重建秩序的楷模。当许国国君面见楚成王时，他早已做好了战败求死的准备。楚大夫逢伯建议成王宽恕他：“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 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左传》僖公6. 4，页314） 楚王听取逢伯的建议，后来他的行为也被奉为典范。一百多年后，赖国国君向楚灵王投降，椒举即向灵王进言，劝他向先祖成王学习：“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左传》昭公4. 4，页1254）楚灵王被椒举说动，以宽大方式处事，可能因为那时他正想效法齐桓公（《左传》昭公4. 3，页1250—1251）。

纵观整部《左传》，当周天子把土地赐给族人和有功之臣时，周天子及其大夫最有资格引述周初的政治秩序。分封土地本来是为了巩固臣子对周室的忠诚。周天子往往会在国家面对危机或分裂的情况下把土地分封给诸侯。有些诸侯势孤力弱，且受到领地的限制不得不捍卫周室。他们总会从历史里寻找依据。诚如上文所述，王孙满就曾以鼎的历史为根据，回绝楚王问鼎的要求（见第四章）。另一个例子是晋大夫郄至与周室争夺土地，双方都提到自己的先祖和故实。

晋郄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郄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 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 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 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郄至勿敢争。（《左传》成公11. 7，页854）

周室的贵族提到武王克商，认为周室理论上可以管治天下所有土地。这里的逻辑看似非常简单：武王把温地赐给苏忿生，大概因为苏忿生出奔到狄和卫去，因此他的后人不再享有温地，所以襄王后来又把温地赐给晋文公。“赐”的概念不断重复，掩盖了时间上的断裂。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武王把领地分封给诸侯，是一种建基于平衡和互惠原则的政治秩序。在《左传》早期的记录里，周桓王把温和其他土地“与”予郑国，藉此交换郑国的土地，君子即斥责道：“己弗能有，而以与人。”（《左传》隐公11. 5，页77）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更早的时候，温地也不在周室的控制之下。襄王再次把温地和其他地方“与”予文公，以答谢他在王子带篡夺天子之位时对自己的支持。领土的赏赐点明了周室的衰微，也说明了周室对晋国的依赖。当晋文公把包括温地在内的土地划分给支持者时，他遵循以往周室的传统，从周室处理中央与诸侯领地之间的关系中取法。当郄至和周室争夺土地时，晋国的强宗大族（特别是郄氏）同时也在挑战晋厉公的权威，甚至连诸侯同时也在违抗周天子的命令。郄至在这段时间不断受到指摘。他的傲慢、他违背礼制的举动全都被人批评（《左传》成公11. 3，页852—853；成公13. 1，页860；成公16. 12，页894—895）。最后，晋国的权力斗争达到顶峰。晋厉公消灭了郄氏；但一年后，厉公也被其他氏族杀死（《左传》成公17. 10，页900—902；成公18. 1，页906—907）。总的来说，当厉公命令郄至停止争地时，晋国公室与强大的氏族之间权力正濒临失衡的边缘。或许，厉公只是想要抑制郄氏的势力，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尊重周室所订定的先例和传统。

周室和晋国之间有另一场领土争端。当时，周朝甘邑的大夫与晋人争夺阎田。晋军在戎人的帮助下攻打周的领土颍地；周大夫詹桓伯回顾了周朝的历史，藉此“辞”于晋：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 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 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 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左传》昭公9. 3，页1307—1310）

周室从西方发源，由于他们战胜商朝，所以才拥有其他三方的领地。因此，晋国与周朝发生领土上的纠纷，理论上并不成立。我们再次看到詹桓伯利用周初原有的秩序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尽管这里的语气更加沉痛。詹桓伯更强调原来的血缘关系，断言中原国家与夷狄之间的区别：尽管华夷之辨理应重新唤起晋国的忠诚，但是这却同时把周室放到夷狄的位置上去了，他们都在争取晋国的支持。按照詹桓伯的逻辑，诸侯的封地是保卫周室中央领土的屏障，这些封地确保蛮族会被排除在边疆以外。戎人是梼杌的后裔，而梼杌则是被放逐的恶人。由于晋国的关系，他们现在进入了中原的国度。因此，晋国的侵略彻底破坏了周初体制对空间的安排：晋国与戎人勾结，颠覆了内外的区别，也摧毁了文明国度与野蛮世界的界线。 最终，晋国执政韩宣子被说服了。他归还了阎田和颖地的俘虏。这种做法与重新确立周初的空间秩序无关，他只是因应晋国衰弱的现实而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叔向认为晋国无须反驳詹桓伯严正的言辞。这个时候晋国正受到楚灵王的威胁，他们不可能再进一步破坏自己的合法地位。

鲁国浸润在周的传统之中，他们经常利用周的礼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吴国要求鲁国进献百牢时，鲁大夫子服景伯反对说：“先王未之有也。”吴国试图根据当前的权力关系，证明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宋国缴纳了同样数量的贡品，鲁国不能比宋国少。子服景伯重申周初的理想秩序，谴责吴国“今弃周礼”。这种抵抗最终也没有任何效用，鲁国最多只能在言辞上取胜：子贡担任使臣出使吴国，他预言吴国即将灭亡。吴的先祖吴太伯身穿正式的衣冠实施周礼，他的弟弟继承了他的君位，但却“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哀公7. 3，页1641）。吴国成功地宣示权力，更印证了他们已经丧失周礼，被野蛮的环境所同化。但假如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与其说鲁国在礼制方面的优越地位能让他的判断更具说服力，不如说这种优越地位本身就值得批判。尽管在《左传》的前半部分，管仲曾经提到齐国绝对不会攻打鲁国，因为鲁国依然保存了周礼，但到了后来却出现了齐人嘲讽的歌声。他们唱道：只因鲁国坚守礼制传统，这愚昧无知的行径将引来诸侯的误解：“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左传》哀公21. 2，页1718）。

引述周初的秩序这种做法是否合理，逐渐成为众人争论的议题，有人甚至会利用这种手法。周景王与籍谈之间的对话就非常有趣，因为其中展示了不同的礼制秩序如何互相争斗。晋国的荀跞出使周朝，籍谈担任副使，二人参加穆后的葬礼。周室安葬了穆后以后，景王减换丧服， 设宴招待荀跞和籍谈。席间景王用鲁国进献的壶做酒尊。接着他问道，为什么诸侯都有进献器具以“镇抚”王室，唯独晋国没有。籍谈声称这是因为晋国距离周室遥远，这句话的意思是晋国与周室历来缺少联系：

“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 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周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 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 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 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15. 7，页1371—1373）

景王向晋国索取礼器或其他形式的贡品。他强调长期以来周室对晋国的赏赐，尤其是唐叔建晋之时，还有文公称霸之时。景王驳斥了晋国路途遥远的借口，转而强调晋国的位置和领土疆域都是因周室的赏赐才得以维持的。这些赏赐同时也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晋国拥有了这些军力的象征，即便不能战胜戎狄，也足以与生活在晋国境内的戎人和狄人和平共处了。如此一来，戎狄绝非累赘，也绝非漠视周室的借口；相反，他们确认了周室的慷慨。景王把周室对晋文公的赏赐放到封赏的传统之中，但当时的权力平衡已经逆转——晋文公拥护襄王，打败了篡位的王子带。此时此刻周室的赏赐象征着他们承认文公的盟主地位，承认文公是周室的保护者。可以说，景王强调历史的一脉相承之处，藉此省去了其中的变化。周室封赏晋国的传统理应有交换的性质，因此晋国理应向周室进贡。这种看似一脉相承的情况也掩盖了权力及其符号之间的区别：封赏象征着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威的颁授，尽管晋国得势绝对扭转了依赖的方向。为了得到贡品，景王还指出周室与晋国拥有共同的过去，即使是晋国董姓的史官也是周大夫辛有的后代。他又转向个人的历史：籍谈的姓氏“籍”意谓记录；因为他的先祖是掌管晋国“典籍”之官，所以他才得到这个姓氏。由于籍谈忽略（或压抑）了晋和周的关系，景王预言他的后代将不会长久，因为忘本也就意味着断裂，预示自己将会被后世遗忘。

景王尝试以起源和历史的延续立论，相反批评景王的意见则指向终结。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左传》昭公15. 7，页1374）

叔向没有直接回应景王的论点。相反，他指出了景王提出要求的时机不祥，而且景王的举动也有违天子的礼节。景王雄辩滔滔地为传统辩护，结果只不过是预言了他自己的灭亡——也就是说，在不恰当的场合寻找欢乐。六年后，景王铸造了无射大钟。大钟所产生的声响过分宏亮，乐工泠州鸠即预言天子将会驾崩，因为他的心无法承受这样的声音，他将感到躁动不安，最后因病而终（《左传》昭公21. 1，页1423—1424；《国语·周语》3. 6—7，页122—142）。 叔向也坚持彝器必须透过“嘉功”来获取，尤其是王室更应遵守这个原则。景王预言籍谈的血脉很难延续下去，因为他“数典忘祖”；叔向则预言景王将会死去，因为他“举典忘经”。这两个预言最后都应验了——泠州鸠提醒景王无射大钟有害以后，景王过了一年便去世了；籍谈的家族最终因晋国氏族的斗争而覆灭（《左传》定公14. 9，页1598）。这里争辩的双方都注意到“典籍”如何界定记忆，如何成为权威的象征；与此同时，他们都尝试寻找更高的权威来超越它——景王谴责籍谈忘记了祖业，叔向则批评景王忽略了基本的礼仪规范。

古人对典籍的态度并不一致。一方面，典籍能解释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起源。韩宣子到鲁国太史氏那儿参观藏书，他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2. 1，页1227）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文献典籍逐渐被遗忘有着很大的焦虑，尤其是因为其中的文化记忆也会因而消逝。鲁国的闵子马认为周大夫原伯鲁不好学是周室灭亡的先兆（《左传》昭公18. 5，页1397—1398）。战国后期与秦汉时期的文献也提到，有些史官预见昏君的统治将带来灾难，因此他们带着典籍逃往君王更加开明的国家去。《吕氏春秋》即提到，夏朝的昏君桀没有采纳太史令终古的谏言，于是终古带着“图法”出奔到商。同样，商内史向挚也因为预见殷商将亡，于是带着“图法”投奔周武王。 这些故事证明了文献的传承是政权合法的象征。

另一方面，古人也担心典籍和学问会被利用。周景王死后不久，一场漫长的冲突爆发了。各个王子在不同军事阵营的支持下，纷纷宣称自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其中，王子朝被晋国与周室氏族的联军打败，最后他带着“周之典籍”逃到楚国。他利用了那些文献材料，义正辞严地追述周的历史，藉此捍卫自己的合法地位（《左传》昭公26. 9，页1475—1479）。他从武王克商和周初所缔造的诸国的秩序说起，先引述（或想象）康王分封兄弟“以蕃屏周”的言辞：“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接着，王子朝列举了奸邪、昏庸或不具合法地位的周王（厉王、幽王、携王）。他们或施行暴政，或被放逐，或被诛灭，而这些后果表明周室可永享天命，全靠诸侯为王室出谋出力。这实际上也就暗中承认诸侯有权判断周天子的地位是否合法，承认诸侯的行为可以改变事情的结局。当残暴的厉王被放逐到彘地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周幽王的劣政标志着西周的衰亡。犬戎、申国、缯国的联军先把幽王废黜了，后来甚至把他杀死。但是，王子朝并没有提及诸侯在这次暴乱中担当了什么角色。相反，他把注意力放到这场乱局的余波上：周室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王位继承人。他强调太子如何在诸侯的帮助下继承王位，即位为东周的周平王。至于平王的竞争对手携王（古人多认为他并无资格继位），虽然获得了虢公的支持，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并为晋文侯所杀。王子朝的言论显然是要把自己模拟为平王，把他的竞争对手模拟为携王。因此王子朝总结道：“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

王子朝还尝试与王子带和王子颓等篡位者划清界限。由于晋国和郑国的干预，王子带和王子颓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了。王子朝这样评论晋、郑两国的国君：“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他利用隐含危机的凶兆预言当下的状况：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頿。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王子朝把过去与当前的乱局相提并论，这个模拟既吹捧了诸侯的权势，也提醒他们要注意手握大权的危险和责任。王子朝公开指责支持对手匄（即后来的周敬王）的人，批评他们无视先王所订立的常规：“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王子朝对于晋国支持自己的敌人非常愤恨，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正是执行“天法”，与之相对的则是招致“天罚”的不法之徒：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左传》昭公26. 9，页1478—1479）

王子朝在这段宣言里展示出博大的学问，表现得令人震惊。鲁大夫闵马夫觉得自己有必要抑制王子朝言论里诱惑的力量：“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左传》昭公26. 9，页1479）闵马夫在其他地方提出的建议和预言都很有前瞻性（《左传》襄公23. 5，页1079；昭公18. 5，页1397—1398），由此可见他的判断极有分量。这与《左传》后半部分其他以否定目光看待“文”的例子取向相符。铺张扬丽的文辞也可能是谎言，也可能会掩饰道德的沦落和颠覆的意图。例如，晋国衰落的叙述中，晋大夫的“文辞”（尤其是赵武的言论）表明了他们如何利用他人对晋国国力式微的认识，敦促各国和平共处（《左传》襄公25. 7，页1103；襄公27. 4，页1129—1134；襄公31. 1，页1183—1184）。然而，假如我们进一步分析闵马夫的评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景之命”并非不辩自明。如果真的有景王的命令，那么他也似乎会支持王子朝：《左传》在更早的时候提到，景王曾经想把反对王子朝的周大夫单旗和刘狄杀死，好让王子朝即位。可是他还来不及行动，便突然死去，他的死不无可疑之处（《左传》昭公22. 3，页1434—1435）。《左传》（或《国语》和《史记》）未曾提及景王曾在驾崩前把王子猛立为太子。假如说，王子朝仇视晋国会削弱其合法地位，这个论述本身考虑的绝非谁有合法继承权这类的道德问题，这里关心的只是霸权政治的现实。王子猛和王子匄是否真的比王子朝更有资格继承王位？注家为此争论不休， 但《左传》在记叙这场权力斗争时并没有明确的立场。闵马夫和周大夫苌弘对王子朝的负面评论（《左传》昭公22. 5，页1437；昭公23. 6，页1446—1447；昭公24. 1，页1450；昭公26. 9，页1479），与他争取支持的演说互相抗衡。

王子朝的对手匄最终在晋国的支持下继位，是为敬王。王子朝的演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敬王的言论相形见绌。敬王曾经请求诸侯修筑成周的城墙，他发表的演说非常刻板，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敬王为自己的兄弟叛乱所造成的忧患而叹息，他引述“二文”的恩惠（“二文”指支持周平王的晋文侯和支持周襄王的晋文公。两人先后都曾出兵讨伐窃取王位的敌人）、 文王和武王的福荫、成王修筑东都成周以“崇文德”等事迹。当然，这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制订军事策略，预防王子朝的进攻。晋国想通过修建城墙，来证明自己将恪守支持敬王的承诺。但修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还是被无情地揭穿了。

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从王命以纾诸侯， 晋国无忧，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对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诸侯，迟速衰序，于是焉在。”（《左传》昭公32. 3，页1518）

晋国答应加固成周，目的是要免去以后再次为周室处理其他事务。在修筑的过程中，魏献子“南面”（《左传》昭公32. 3，页1518）、“莅政”（《左传》定公1. 1，页1522—1523）。在保护周室的名义下，列国卿族的僭越之心更是昭然若揭。

敬王和王子朝被分别称为“东王”和“西王”，其中道德的平衡非常微妙。王子朝或许是篡位者，但敬王的成命也非不言自明。晋国的女叔宽预言周室的苌弘和齐国的高张将会遇难，他考虑的正是二人在修筑成周的城墙时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苌弘促成了修筑一事，而高张则持反对态度。女叔宽说：“苌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左传》定公1. 1，页1524—1525）周室的衰微无可挽回。苌弘试图维护周室，扭转败局。这种努力注定会失败，因为这样做“违天”。另一方面，诸侯答应支持周室。高张反对这种主张，也就显得格外放肆。总而言之，即便周天子理论上拥有合法的地位，但周室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女叔宽的评论也使人质疑苌弘早先反对王子朝的言辞有何道德依据（《左传》昭公23. 6，页1446—1447；昭公24. 1，页1450）。

王子朝和敬王以同一段历史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地位。但是，究竟一个人应该引述怎样的历史来说明自己的地位合法，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当宋国试图把修筑成周城墙的使命分派到更小的国家时，他引述了一段备受争议的往事：

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几曰：“践土固然。”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几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几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乃执仲几以归。（《左传》定公1. 1，页1523—1524）

践土之盟标志着晋国取得霸主之位。《左传》反复提到这次会盟。当时，周室的王子虎和诸侯于践土订盟，誓言诸侯要和睦共处，一起辅佐周室（《左传》僖公28. 3，页466—467）。根据《春秋》的记载，晋国还与诸侯缔结了另一个盟约（《春秋》僖公28. 8，页449），但经文并没有交代盟约的内容。《左传》之内“各复旧职”的约定可用来达成不同的目的。例如子产即引用这个说法来为郑国的侵略行为辩护（《左传》襄公25. 10，页1106）。这里薛宰援引践土之盟，既强调薛国与周室有直接的联系，藉此拒绝宋国的要求，同时又提醒晋国身为盟主有义务保护薛国不受宋国的欺凌。宋国的仲几同意践土之盟仍然具有约束力，但是他却把“旧职”理解为历史上薛国臣服于宋国。于是，薛宰以更古旧的史事诠释“旧职”一词。他把周以前的时代奉为权威，并引述薛国的先祖在夏朝和商朝的地位。相对来说，他认为宋国对薛国的要求，不过是权力结构重构以后偶然的结果而已。仲几否定夏、商两代的先例至今仍有效用，尽管宋国大夫也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自己乃商王的后裔，试图藉此免去向周输粟的责任（《左传》昭公25. 3，页1459）。 士弥牟希望检视故府所藏的纪录，以此平息争端；但仲几却认为此举相对于见证盟约的鬼神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总而言之，虽然三方都引用了践土之盟“各复旧职”的原则，但他们却利用了不同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最终，我们看到了鬼神与文献的对立。晋国认为典籍是记忆的宝库，又认为典籍比鬼神更加可靠。《左传》的编纂者似乎也认同这种看法。然而，如果宋国利用鬼神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是种任性的行为，那么晋国为了解决纠纷而把仲几捉走，其实也不遑多让。这里的争议说明，当时的人把历史先例视为解释的框架，这种做法成为众人争论的议题，也会变成捍卫自己利益的手段。

《左传》里也有其他关于地位、义务、使命的争议，人们也会利用历史的事例立论。相比之下，上述这段文字的结尾显然有含糊之处。当滕侯和薛侯在鲁隐公的朝廷上争论班列的先后时，薛侯宣称自己受封的时间比滕侯早，而滕侯则提出自己的先祖是周的卜正，其地位至关重要。这里周室的秩序还没有受到挑战，最后滕侯也排在班列的前面（《左传》隐公11. 1，页71—72）。到了《左传》的尾声，当人们再次争论地位的高下时，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人如何以修辞扭曲周初的政治秩序，藉此达到不同的目的。周大夫在召陵会合诸侯，因为当时王子朝出奔楚国，所以他们商议如何出兵伐楚。会盟之前，卫国使者祝佗私下问周大夫苌弘，蔡国在盟誓的仪式上是否排在卫国前面。苌弘认为蔡国的先祖蔡叔乃卫国先祖康叔的兄长，因此蔡国排在卫国之前是理所当然的事。 祝佗反对此说，他重申了周初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 品德与年龄并不一样，品德的高低是一个可以斟酌的问题。接着，祝佗列举了周朝颁授给文王之弟和成王之弟的贡品、典策、彝器、诰命，又提到周朝把夏和商的族人分配给这三位弟弟，好让他们即位为鲁侯、卫侯、晋侯。“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他暗中称颂晋侯，同时又突出了晋国与卫国的命运相同。而且，相对于鲁侯、卫侯、晋侯，蔡叔因为颠覆周初的秩序而恶名昭彰。祝佗也引述践土之盟，因为卫国在那次会盟就排在蔡国之前。践土之盟的载书“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

（《左传》定公4. 1，页1542）苌弘认为祝佗说得很好，于是他与其他周大夫和晋国正卿范献子商议，在结盟时让卫国排在蔡国之前。

召陵是中原国家第一次与楚国交锋的地点，也是齐桓公与诸侯会盟的地方。然而，在这次召陵的会盟中，权力关系的结构却完全不一样了。蔡侯曾在楚国的朝中受辱，他尝试报仇，尝试说服晋国一同攻打楚国，但最终事败。晋大夫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却没有得到任何贿赂，于是他主张晋国不要干涉这次战争（《左传》定公4. 1，页1542）。大体上说，晋国至此已失去了诸侯的拥戴，会盟之举变得有名无实（《左传》定公4. 1，页1542）。纵使祝佗自己不愿意，卫侯最终还是让祝佗跟随自己出境，大概是因为祝佗的“佞”。 当祝佗在私人场合里展示他说话的能力时，我们总会觉得他的话不太诚恳。虽然他能旁征博引，但他并不太像传播真理的人，反而更像战国时期的说客。祝佗的说辞以周府所藏践土之盟的载书作结，这个立场与士弥牟很相似。然而，在这次毫无功用的会盟里，称霸的约誓和“文、武之略”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晋国的卿相让卫国走在前面，绝非因为他们被祝佗的言辞打动。只是因为晋人没有得到贿赂，又拒绝了蔡国攻打楚国的请求，所以才不太想支持蔡国。最终，晋国和周室领导的中原国家的联军并没有打败楚国，楚国被吴国这个偏远的新兴国家打败了。在著名的柏举之战中，吴国得到蔡国的协助，最终大获全胜（《左传》定公4. 3，页1542—1549）。祝佗雄辩滔滔，捍卫卫国的地位。他以“尚德不尚年”的原则立论，引述周初的理想秩序，呼吁别人延续这一传统。但他发言的语境恰好告诉我们，这一秩序已与当下的局势无关。古人可以利用修辞来形塑往事，藉此达成不同的目的。同样地，解读的规则也并非毋庸置疑，人们也可以争辩和利用解读的规则。 gYDrDU6OLeZPAjmwbFuJ0yQKtYhEOxwPjV4W3mRNu31HsndkVMWdoCAOutjqIc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