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记录最后四位鲁国国君在位期间的史事时，解释的焦虑变得越来越明显。《左传》尝试包揽所有叙述的分歧，尝试把形式和意义强加到越来越混乱的叙事上，可说是原因之一。这部分的叙事特别详细。例如，襄公和昭公在位六十三年，时间占全书四分之一，但这个时段的记录差不多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各个国家之内，君臣之间互相猜度，宗族之间互相竞争。这些片段触目皆是，有时却没有清晰的道德标准。《左传》在讨论霸业和重要的战争时，每个段落的分野往往比较清晰。相对而言，当故事与国家衰微有关，当故事记叙某人以表里不一的态度终止纠纷，这时候《左传》的叙事往往显得比较凌乱。《左传》在最后一百年的记录里，捍卫霸权的政治取向更加清晰、更加激烈。 或许，人比较容易把更遥远的过去理想化；又或者，大量的资料使人更勇于记录当前的历史。

不少学者都认同《左传》一直思考道德的问题。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左传》之中也有些故事充斥着通奸、诡计、谋杀等片段，这些故事的结尾有时会使读者难以把握个中的“教诲”。齐国大夫崔杼和庆封的故事便是如此。齐庄公与崔杼的妻子通奸，结果被崔杼杀死。崔杼在庆封的支持下，拥立齐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为君（谥号为景公）。庆封把崔杼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他介入了崔氏内部两个支系的斗争，最终消灭了崔氏全族。后来，有些支持庄公的党羽又诛灭了庆封一族。庆封自己成功逃脱，他得到吴王的赏赐，结果他在吴国的生活更加富足。最后，楚灵王攻入吴国把他处死。虽然上面的综述似乎勾勒出“罪有应得”这样一个框架，但由于这段叙事插入了过多的细节，加上编年的形式使得整个叙述显得格外曲折，我们读后似乎只会感到道德上的困惑。

在这段纠结的叙事中，后人经常会称引以下一段文字。这就是齐国太史以正直无畏的姿态记录下庄公被弒一事：

大史书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25. 2，页1099）

这段叙述刻画了中国古代史官秉直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难怪这么有名。齐国太史坚持守护真相，保存历史记忆，他的热情使我们重新思考“史”的意义——“史”似乎不只是传抄者，这里似乎真的指历史学家。在这段文字里，弒君是一种僭越的举动，而忠实记录这件事就能保存真相，体现真理。然而，被杀的齐庄公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杀害了不少人，又利用一连串阴谋诡计，才能登上国君之位（《左传》襄公19. 5，页1048—1049），而且他又犯下了通奸之罪。齐国大夫晏婴面对庄公之死，反应复杂而合理。这一点恰恰强调了故事背后的道德判断其实非常含糊：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 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左传》襄公25. 2，页1098—1099）

晏婴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斟酌才表现出悲伤之情。齐庄公被父亲派到即墨，崔杼迎立他，让他这个太子继位。晏婴强调崔杼在庄公继位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藉此质疑庄公作为君主是否合法。 庄公绝对不是殉国，他的死纯粹是沉溺于一己私欲的结果。所以，晏婴表现出自己对杀人凶手的藐视，以及自己对弒君这个概念的愤怒，但他并没有不由自主地表露自己对庄公之死的哀恸。这表明齐庄公与晏婴并没有构成理想的君臣关系。他提出“将庸何归”这个反问句，表明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根本找不到简单而纯粹的善来制衡恶。

道德沦丧的感觉使自我保全成了新的重点。在这次血腥的阴谋发生之前[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之前发生的史事]，庆克（庆封之父）与灵公（庄公之父）的母亲声孟子通奸，鲍牵和其他齐国的显贵试图揭发此事，但声孟子先发制人，以谋逆之罪把他们一网打尽。鲍牵受到惩罚，他的双足被灵公砍去。这段叙事以孔子的评论“鲍庄子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作结（《左传》成公17. 6，页899）（杨伯峻的解释是古人常以葵为食物，他们不会破坏葵的根部，好让葵再次长出嫰叶[《左传》，页899]）。尽管鲍牵揭发僭越的恶行有道德上的依据，但他依然因为轻率和缺乏判断力，而受到尖酸的讥评。

晏婴的生涯本身就标示了妥协与自我保全的重要性。崔杼和庆封把庄公杀掉，拥立他的弟弟即位。接着，他们自立为宰辅。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而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左传》襄公25. 2，页1099）

在后来的文献里，如《晏子春秋》和《淮南子》等，晏婴似乎更为强势，更不会屈服。 这里我们看到比较含糊的情况——《左传》尝试模仿真实的场景，呈现话语被打断一幕。 崔杼和庆封还没有发出他们的恐吓，晏婴已直接申明自己的原则。同时，他并没有冲撞崔杼和庆封。崔杼和庆封甚至可以宣称自己符合晏婴所提到的“忠于君”（即忠于景公）和“利社稷”。后来，庆封试图争取晏婴的支持，藉此攻击齐国的两个贵族子弟。晏婴支吾其辞，以暧昧的取态避免牵涉其中：

使析归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 （《左传》襄公28. 9，页1146）

栾氏、高氏、陈氏、鲍氏在齐国掀起了一场血腥的氏族之争。晏婴非常谨慎；他刻意保持中立，声称自己没有理由支持任何一方，也无处可归：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 （《左传》昭公10. 2，页1316）

高氏在这个时候袭击齐景公宫殿的虎门，希望可以挟持景公，发号施令。假如晏婴进宫保护景公，实际上也就等同于他与陈氏、鲍氏结盟，而与栾氏、高氏为敌——因此他只在君主召见他的时候才进入景公的宫殿。这种回避和妥协的取态，这种个人的无力感，全都被后来的思想典籍压抑下去了。诸如《晏子春秋》和《淮南子》的相关记录，便隐瞒了晏婴的这个面貌。这些作品有意放大晏婴的高尚品格，把他塑造成著名的道德典范。

从这个角度来看，《左传》记叙齐国史官以生命捍卫的一句真相，并不能涵盖事件错综复杂的性质。这代表了一种渴求，希望以简单扼要的一句话把握事件的核心意义。庄公被杀只不过是一连串破坏消亡的其中一环。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不能理解的情势，充斥着暧昧不明的征兆，充斥着无法把握的命运。正如不幸的受害者会误读与自己有关的征兆，以为这些预言针对的是别人的命运，最终漫不经心地坐实了这些预言。崔氏和庆氏从犯罪以至于覆灭，整个故事中最令人深刻的是，《左传》把自大的蔑视与刻意的漠视并置在一起。崔杼违背同姓不婚的禁忌 和蓍占不祥的结果，娶了棠公的遗孀棠姜为妻。正如第三章所提到的例子一般，阿谀奉承的史官声称占卜的结果吉利，这件事本身非常含糊。当齐国大夫陈文子把卦象中清晰的预警指示出来时， 崔杼认为不祥的预示并不会应验到自己身上。

砌词狡辩、反讽错置、故意误读、具有争议的命运抉择，这些概念随着故事不断发展。庄公与棠姜私通，又把她丈夫崔杼的帽子赐给他人。庄公的侍者提醒他不能这样大意。庄公说：“不为崔子，其无冠乎？” 庄公刻意误读侍者的谏言。他把自己公然侮辱崔杼的行为转化成一个反问句——难道其他人就没有资格拥有帽子吗？后来，庄公前往崔杼的宅邸与其妻幽会，遭到崔家的随从伏击。崔杼的家仆假装他们不知道庄公的身份，把他当作擅自闯入者来追打：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左传》襄公25. 2，页1097）

崔杼的家仆声称自己受命于齐国国君，最终以保卫公宫的安全为由，杀死了齐庄公。

庆封在诛灭崔杼家族的时候，我们同样会看到这种故作糊涂的伎俩。崔杼和庆封把齐景公扶上君主之位，他们因此成为齐国最有权势的卿相。后来，崔氏家族内部发生纠纷，庆封怂恿崔成和崔强（崔杼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杀死棠姜的兄长，以及棠姜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他说：“苟利夫子，必去之。难，吾助予。”（《左传》襄公27. 7，页1137）崔成和崔强的阴谋得逞。崔杼在混乱中向庆封求助，请求庆封协助他惩罚自己的两个儿子。这带来了整个宗族的覆灭。崔杼似乎也可预见这场灾祸的后果：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犹可。” 遂见庆封。庆封曰：“崔、庆一也。是何敢然？请为子讨之。”（《左传》襄公27. 7，页1137）

这次讨伐过于成功，乃至崔杼最终“至，则无归矣，乃缢”（《左传》襄公27. 7，页1138）。卦象所呈现的不祥预兆一一应验。庆封惩处崔杼的儿子，表面上是因为自己认同崔杼的想法，实际上却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崔杼的愿望实现了，结果却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无意地默许自己的毁灭，甚至串通外人消灭自己，这种情况在庆封家族的命运上再次重演。恰如崔杼一样，不合礼制的婚姻预示着毁灭和破败。庆封的儿子庆舍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宠爱的家臣卢蒲癸。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 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28. 9，页1145—1146）

卢蒲癸与王何曾经是被杀的庄公的党羽。他们本来流亡在外，庆封让他们回国，大概是因为他声称自己毁灭崔杼家族是要为庄公报仇，这样做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显得更为合理。婚姻关系使卢蒲癸宠仆的地位更加牢固。另一方面，庆舍的女儿也与丈夫合谋对付自己的娘家。卢蒲癸和王何向庆封展示了龟卜的结果，这显然有反讽意味，因为他们占卜的原因恰恰是为了攻击庆氏一族：“或卜攻雠，敢献其兆。”庆舍认为占卜的结果吉祥：“克，见血。”（《左传》襄公28. 9，页1147）庆舍与崔杼一样无视占卜的结果，重蹈覆辙，误以为自己遭逢灾难的预言针对的对象是其他人。庆舍不仅漫不经心地道出自己未来的劫难，即使别人不怀好意地把庆舍的命运告诉他，庆舍依然无法洞悉真相。卢蒲癸的妻子卢蒲姜，亦即庆舍的女儿，刻意劝阻自己的父亲，要求他不要前往祖庙主持祭祀。她知道自己的父亲一定会刻意违背自己的意见，于是设计要他前往自己被行刺的地方。

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左传》襄公28. 9，页1147—1148）

庆封实践个人的意愿，最终带来自己的灭亡。

崔杼的家臣以尊重国君的命令和维护公侯的宫室为名，杀死庄公；崔杼的意愿毁灭了自己的家族；庆舍实践了自己被诛杀的预言。从上述所有例子，我们都注意到有人以自己的名义做出针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更进一步说，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指令，而释放出毁灭自己的力量。不过，假如我们要令这个故事中暧昧的预兆和错置的抉择显得更加对称，解读龟卜的人就应该是庆封，而不是庆舍。庆封逃出了这个象征体系，或者他只是一个误导别人的能手，出现的目的只是要欺瞒崔杼。《左传》并没有把庆封的邪恶纳入道德的因果报应，甚至没有把他纳入审美的体系里。庆封出奔鲁国。他毫无悔意，驾着奢华的马车，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且行为也不恭敬，引起了鲁国大夫的忿恨。他完全不知道鲁国大夫称《诗》讥讽自己（《左传》襄公27. 2，页1127）。最后他定居吴国，在那里积聚了更多的财富。鲁国的贤士叔孙豹认为庆封变得更加富有，其实是上天降灾的先兆（《左传》襄公28. 9，页1149）。即使庆封最后被楚灵王所杀，他也以临终之言表达了自己的反抗。正如第四章所述，楚灵王打算公开谴责庆封，但最后却事与愿违，庆封当众揭发楚灵王的罪孽。 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坏人打败另一个坏人，这重复了庆封铲除崔杼及其宗族的故事。同样，我们再次找不到与恶抗衡的善。

以恶代恶使人失去了道德的方向。什么是正面的动机？什么是正面的行为？那些密谋诛灭庆氏一族的人是否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他们向齐景公保证“群臣为君故也”（《左传》襄公28. 9，页1148）——齐景公看来十分害怕自己会被谋杀——但是他们的“忠诚”并没有使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更加统一、更加清晰。栾氏、高氏、陈氏、鲍氏打败了庆封一族，掌握大权，但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另一场致命的权力斗争中。胜者把流亡在外的公子召回齐国，又瓜分了败者的领地，但当他们把城邑赐给晏婴时，他却拒绝接受。

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为之制度，使无迁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左传》襄公28. 11，页1150）

晏婴倡导置身事外、保全自我的哲学。这个片段刚好紧接着一个弥漫着凶暴与毁灭的骇人故事，似乎晏婴要捍卫的是合理的个人利益，而非单粹的道德考虑。《左传》在这个故事之后，讲述了齐国栾氏、高氏、陈氏、鲍氏之间的权力争夺，以至最后陈氏掌权。其中，这段叙事的重点再次落在克制自己的财富增长，以及确保个人的昌盛不会招致君主或其他臣子的嫉妒（《左传》昭公10. 2，页1317—1318）。按照这种逻辑，那些积聚过多财富和权势的人会招来妒忌和毁灭。这种逻辑虽然合理，却又有点冷漠自私。而且，这里根本没有必要提及任何道德标准。命运的反讽已经把“意志”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因为“意志”可能会暗中颠覆自我意志的连贯性。而我们在破坏净尽的废墟中找不到任何道德教诲。

即使“罪有应得”这种教训也不适用于整个情况，因为最凶恶的奸臣庆封在临终前下了定论，以合理的姿态指责楚灵王这个俘获他的人。庆封和楚灵王的对骂显示出两人的控诉和罪孽都是对等的。这与齐国太史记录崔杼弒君时那种无上的权威形成对比。

崔杼和庆封为齐国带来严重的破坏。这与《左传》同一时间或之后有关政局混乱的记录有相似之处。例如，郑国（襄公十至十九年）、宋国（昭公二十至二十二年、哀公十三至二十六年）、晋国（襄公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八年、定公十三至十四年、哀公二年）、鲁国（昭公十二至十四年、二十五至三十二年、定公七至十年）、卫国（襄公十四至二十八年、昭公二十年、定公十四年至哀公二十六年）国内所发生的权力斗争，就与齐国的乱局有不少共通点：这些乱局都有错综复杂的细节，国人都会为政权而争辩，或会因此感到困惑；这些乱局都有更突兀的语气转折，文章会忽然插入更严肃典雅的言辞；这些乱局都会更突出个人的交情与复仇。

蒯聩（即卫庄公，公元前480—前478年在位）及他的儿子辄（即卫出公，公元前493—前480年、前477—前470年在位）二人争夺国君之位。从蒯聩于公元前493年（哀公二年）流亡国外，到公子辄于前470年（哀公二十五年）出奔他国，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左传》最后一段日子里一个最重要的事件。这一连串的事情表明了当没有任何国君获得合法授权时，解释的焦点就可能会有问题。孔子及其弟子（子路、子羔、子贡）被卷入卫国的乱局之中，也说明政治活动有其可能及其局限。南子是蒯聩父亲卫灵公的夫人，蒯聩尝试把她杀死，却未能得逞。最终他逃亡国外（《左传》定公14. 8，页1597—1598）。灵公死后（《左传》哀公2. 2，页1612），公子辄继承了君主之位。当时他的父亲蒯聩居于戚，辄出兵围攻戚邑，迫使蒯聩在晋国的支持下自封为卫国国君。后来，蒯聩成功夺位，卫出公辄逃到齐国（《左传》哀公15. 5，页1694—1696）。但蒯聩在位不久，随即被另一个儿子公子起背叛，被国内的乱军驱逐出境，又因自己任性妄为而肆意羞辱戎人，破坏戎州，最终被戎人杀死（《左传》哀公17. 5，页1709—1711）。出公辄回到卫国，重登君主之位（《左传》哀公18. 3，页1713）。七年后，他又因内乱而出奔他国（《左传》哀公25. 1，页1724—1727）。

《左传》里，蒯聩和公子辄都没有资格成为君主。《左传》在记叙蒯聩发动政变推翻儿子的史事时，一直称呼他为“太子”。蒯聩和公子辄二人都指责对方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登上国君之位，他们往往会提到“太子”一词的定义。事实上，从蒯聩流亡开始，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在每一次出现变化时，都会牵涉两位君主可疑的合法地位，以及他们不甚明确的道德操守。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 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驱出奔郑，自郑奔齐。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 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左传》定公14. 8，页1597—1598）

正如宋人的歌谣所述，南子与宋朝私通，为卫国带来耻辱。但《左传》并没有提及，蒯聩是否因为谋害南子而影响了他继位的合法性。即使他的家臣戏阳速斥责他企图拿自己来抵罪，《左传》也没有明确指责他谋杀的意图。戏阳速没有履行承诺，他为自己辩解，重新定义了“信”：守信的目的是要保全自我；自己违背刺杀的诺言，以道义拒绝谋杀，正是保全自我的最佳方式。他声称自己以尽责和恰当的行为来实践“信”，只是没有恪守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承诺而已。背信弃义与重新定义“信”这些主题，贯穿于蒯聩和公子辄二人争权的整个叙述。

戏阳速的辩解只不过是借用道德的论述，来为保存性命服务。《左传》有数个片段记录了鲁哀公在位期间卫国人品德高尚的言行。这些片段全都与抽身而退有关。蒯聩流亡时，卫灵公想立公子郢为太子，但是郢拒绝了这个命令，主动把国君之位让给公子辄（《左传》哀公2. 2，页1612）。卫国大夫孔文子计划攻打太叔疾，他向孔子请教，孔子拒绝牵涉其中。

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 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11. 6，页1667）

事实上，孔文子打算报复，完全出于私心：孔文子让太叔疾休了自己的妻子，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太叔疾答应了，却与自己的前妻藕断丝连。 如果说，孔文子几乎把孔子说动，孔子几乎要答应留下不走，那可能是因为“私”和“卫国之难”两者很难有清晰的界线。把公事和私事联系起来需要承诺，把两者区分开来需要超脱。孔悝是孔文子的儿子，他因为蒯聩要再次进入卫国推翻公子辄而身陷险境。孔悝的家仆象征着一系列的选择[蒯聩与他的姊姊孔伯姬（孔文子的寡妻，亦即孔悝之母）及她的情人浑良夫合谋，希望强迫孔悝答应驱逐公子辄。这场戏剧性的政变上演了性别倒错的一幕：蒯聩和浑良夫假装女人，而孔伯姬则拿着戈在前面引路]。

迫孔悝于厕， 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按：即子路]；召获驾乘车， 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 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孔悝立庄公。（《左传》哀公15. 5，页1694—1696）

在这场乱局中，服从和效忠两者有什么意义，成为最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系列不同的应对方式：从单纯考虑自己的义务，到一心只想保存性命。蒯聩发动政变时，孔悝的管家栾宁正要吃饭。他虽然被蒯聩作乱的消息打断，但他侍奉公子辄逃往鲁国时，在马车上继续饮酒食肉，看起来毫不慌乱。子羔和公孙敢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抵抗蒯聩也是徒然。

这则叙事只把子路描写为道德的楷模。他捍卫互惠互利的原则：他从孔悝手中取得俸禄和官位，因此他有责任扶助孔悝。这与战国时期一些有关君臣关系的故事非常相似。 然而，子路并没有讨论蒯聩和公子辄他们二人的是非曲直。他似乎只是一心想保护孔悝。子路临终前把缨带结好，这个时刻特别有象征意味：一个人置身这混乱的时代，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分辨谁有合理的理由宣称自己拥有权力，没有办法决定权力的依归。或许，唯一的避难之所，就是个人的尊严——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寄身于此。子路是《左传》里唯一一个自觉地以自己的言行落实“君子”典范的士人。这表明整个举动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孔悝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改变立场，支持蒯聩登上卫国国君之位，这一连串的变故使我们怀疑子路的牺牲最终意义何在。除非孔悝坚持拥护自己的君主辄，否则他根本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公子辄似乎没有资格拥有如此坚定的支持，孔悝对于自己的改变立场似乎也没有太多疑虑。子羔的说法是对的：时机决定了行为的意义——孔悝已屈服于蒯聩的胁逼，所以子路的自我牺牲根本没有意义。即使子路仿效子羔和公孙敢，整个故事的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左传》并没有以实际的效用来理解子路的行为，这段故事着眼于子路捍卫了忠义，以及君臣关系的互利原则。但是，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如何在政治冲突中界定君臣关系其实是个难题。在《论语》里，子路曾推荐子羔当费宰，孔子反对这个提议（《论语·先进》11. 25）。可是，孔子在这里评价自己的弟子时，并没有任何褒贬之义。他早已料到子羔会离开卫国，而子路则会为孔悝而死。他并没有清晰地评价他们二人的选择。

如果说，道德的言辞与抽身而退和互惠互利的论述密切相关，那么，那些有关列国的秩序或往昔的权威的更崇高的辞藻，也就会因为上下文而显得格格不入。当然，《左传》里的外交辞令与权力政治有所分歧，这一点其实并不新鲜，只是这里的并置特别极端而已。

只要有周王室的认可，也就能证明国君的地位合乎法度。卫国使臣为了得到这个权力的象征，这样称颂晋国：“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诸河上。天诱其衷，获嗣守封焉。”周室的贵族以同样庄重典雅的语言作答。他传达了周天子的认可，承认蒯聩是卫国合法的君主，又嘱咐他以后要虔敬：“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左传》哀公16. 2，页1697—1698）事实上，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和立足于敬的合法性质，对于政治现实根本没有丝毫作用。晋人早有干预卫国内政的习惯。后来他们与蒯聩闹翻，出兵攻打卫国。卫国的贵族为了与晋国和平共处，最后废黜了蒯聩（《左传》哀公17. 5，页1710—1711）。

地位低下、品格可疑的人有时会引述历史的权威，作出神秘莫测的预言。浑良夫本来是孔家的年轻家仆，他与蒯聩共谋赶走公子辄，后来又卷入了一连串继位的阴谋。蒯聩本来答应以后会赦免他三次死罪，但他中了其他人的诡计，失去了这些保障，最终被处死（《左传》哀公17. 1，页1706）。他的鬼魂出现在蒯聩的梦境里。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左传》哀公17. 5，页1709—1710）

我们很难说浑良夫是个没有罪责的人。浑良夫也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报复卫庄公，这说明《左传》对庄公更加不屑。昆吾象征远古时代，《国语》把昆吾称作“夏伯”（《国语·郑语》，页511），楚灵王则认为昆吾是自己的祖先（《左传》昭公12. 11，页1339—1340）。瓜苗蔓延的意象，让我们想起《诗·大雅·绵》（237）里的“绵绵瓜瓞”。这首诗描述了周人如何繁衍，如何变得兴盛。这里浑良夫可能要显示自己的功绩，强调自己重立庄公，卫国的血脉才得以延续下去。吊诡的是，延续的意象同时也说明了劫数难逃：假如庄公一脉变得兴盛，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儿子将会回来废黜他。随后的占卜结果印证了这个梦的预言，而这些凶兆很快就兑现了（《左传》哀公17. 5，页1711）。

在蒯聩的祷告中，修辞的转换非常明显。他肃穆庄严地向先祖祷告，义愤填膺地申明正义，藉此掩饰自己的怯懦。他逃亡之后，尝试寻求晋国的保护。因此，他也被卷入晋国不同宗族之间的派系斗争。他支持赵鞅一方，与赵氏合力对付范氏和中行氏。

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左传》哀公2. 3，页1616）

宗族领袖声称他们代表了诸侯的利益，如同诸侯宣称自己是周天子的代言人一般。《左传》在记叙晋国内部互相残杀时，往往没有清晰的道德评价。这里赵氏自称是正义之师，他们以晋侯的名义平定祸乱。蒯聩的最后两句祷文很可能用了一种形式化的措辞。他克制自己不去请求生死方面的“大命”，但他乞求先祖保护自己不受任何伤害，这些细节还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恐惧。此前，当他看到郑国军队人数众多，他害怕得从战车上摔了下来。赵鞅的车夫不得不把车绥交给庄公，好让他重新登上战车。他对庄公说：“妇人也。”

《左传》所记录的最后一位鲁国国君是鲁哀公。哀公在位期间，真正能以有效的修辞捍卫礼制的理念，恰恰是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贡。卫出公曾在吴国被人拘留，子贡说服吴人释放出公（哀公12. 4，页1672）。后来，子贡又针对出公做出了最后的评断（蒯聩被杀以后，出公复位[哀公十八年]；但七年后，他再次避居国外[哀公二十五年]）。

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且曰：“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对曰：“臣不识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献公孙于齐，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孙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不识所由入也。

《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 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左传》哀公26. 3，页1731—1732）

《左传》把卫成公和卫宪公都描写成昏君。晋国的师旷即曾因为宪公被逐，而说了以下名言：“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这句话说明人民有权推翻无道的国君（《左传》襄公14. 6，页1018）。无论是成公还是宪公，他们在国家内外都有忠实的支持者，这为他们流放和回国的故事提供了一丝庄重的气息和一点意义（《左传》僖公28. 1，页451—452；僖公28. 3，页466—467；僖公28. 5，页468—470；襄公14. 4，页1010—1015；襄公26. 2，页1112—1113）。但在蒯聩和公子辄的记叙里，这样的人物并没有出现。我们已经见到，即便是子路，他的忠诚纯粹是针对个人，而他效忠的对象也只有孔悝。子路并没有在父子二人的权力斗争之中偏袒任何一方。《左传》已经表明了君主被罢黜或被流放其实并不反常，书中也已接受了这种发展趋势。当人们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们一再违犯“信”的原则，又或者他们会从“信”的暧昧之处重新界定这个概念。

这里孔子的弟子似乎象征着乱世之中的各种安身立命的方式：子路寻求个人的正直，子贡则利用历史先例判断未来。但是，从子路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强烈的限制。《论语》曾经称许子路的管治和司法能力。 《左传》的其他地方也把子路塑造成务实而有远见的季氏家臣（《左传》定公12. 2，页1586—1587），但他最终只能徒然地牺牲自我，以捍卫自己的尊严。子贡在《左传》的其他篇章也证明了自己的预示能力（《左传》定公15. 1，页1600—1601）； 他代表鲁、卫二国的利益，与吴国和齐国谈判，又展现出杰出的修辞技能（《左传》哀公7. 3，页1641；哀公12. 5，页1672；哀公15. 4，页1693）。《论语》提到过子贡精于“言语”，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卷67）把他塑造成战国纵横家一样能言善辩的英雄。这里子贡回避了公开讨论公子辄的命运，反而在私人交流时畅所欲言。这说明他的判断已经不会影响事情的发展。子贡除了预言公子辄将无法回到卫国——他将会一直避居越国直到死去，子贡并没有归纳出任何潜伏于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原则或结论。他只强调了用人恰当非常重要，而这正好响应了《左传》（以及其他战国时期的文献）反复讨论的一个重点。

晏婴审慎地抽身而退，试图明哲保身；子路为履行君臣之间的协议而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还有子贡的私人判断，这些做法大体上都获得了《左传》正面的评价。但这些例子也表明，在混乱的时代里，当人们无法把握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当人们可以公开争论君主的权威是否合法时，他们很难界定哪一个选择才是正确的决定。以卫国的内乱为例，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以至于《墨子》在抨击孔子及其弟子时，指责子贡、子路“辅孔悝乱乎卫”。 在《盐铁论》（成书于公元前70年左右）里，子路、子贡、晏婴的选择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大夫”指责子路“不能救君出亡”，而子贡和子羔“不能死其难”；而“文学”之士反对此说，他们批评卫侯近佞远贤，判断失误，所以子路只能把忠诚投放到孔悝身上。子羔和子贡并没有参与卫国重要的决策，“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义一也”。同样，晏婴拒绝在崔杼和庆封引发大乱时以身殉国，也“不可谓不义”。

汉初的争论发展了植根于《左传》的一些论点。“文学”之士的观点显然继承了前人明哲保身的立场。除了晏婴和子羔的例子，《左传》还有其他的事例。譬如泄冶进谏，虽然他有道德上的依据，但却欠缺周详的思虑，最终被孔子批评（《左传》宣公9. 6，页701—703；第二章也提到这个案例）。后期文献经常褒奖“死谏”或“尸谏”的概念，《左传》却似乎不以为然。

汉代大夫拥护“忠”的概念，认为“忠”指臣子绝对效忠于君主，这可能是秦汉大一统以后的结果。尽管互惠原则和自我保全比效忠概念更为普遍，但是《左传》有时也会称许绝对效忠于君主的臣子。例如楚大夫鬻拳拿着武器威胁楚文王，当文王没有听从他的谏言时，他斩下自己的双足以惩罚自己。君子赞赏道：“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左传》庄公19. 1，页211） 楚国的贤士弃疾（第四章也提到他）没有违背楚王的命令，把自己的父亲置于死地。另一名楚国大夫斗辛阻止自己的弟弟斗怀弒君以报父仇。斗怀认为这是合理的报复：“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斗辛则认为臣子应该无条件地效忠君主：“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左传》定公4. 3，页1546）但是，这些案例（全部来自楚国）也受到语境的制约。鬻拳的故事可说是暴力的诤谏，弃疾的自杀表明忠并不能置于孝之上。楚平王杀了伍员（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伍员决意复仇，斗辛就在伍员复仇的事迹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左传》在最后这个例子里，把互相矛盾的观点并置，这一点尤其有趣。这个例子发生于《左传》所记录的最后六十年，整个故事以吴、楚、越三国之间的斗争作为背景。除了支持和反对向君主报复两种看法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这段叙述里看到众人对孝有不同的理解（伍员通过复仇来维护家族的荣耀；他的兄长伍尚则选择响应父亲的传召，面对自己的末路）；颠覆国家和重建国家的使命感同样强烈（伍员与申包胥的对立）。

从《左传》这个部分看，复仇是楚、吴、越三国国政发展的动力。报复的概念主导整个故事，或许是要响应时局的混乱，因为报复本身的目标异常明确。但复仇也引入了新的矛盾，慎白公为父报仇，令楚国陷入混乱。一个人不惜以国家稳定为代价为父报仇是否合理，这决定了慎白公究竟是“诈而乱”抑或“信而勇”（《左传》哀公16. 5，页1700）。 家臣与贵族或大夫之间的私人关系非常重要，这在复仇的关键性人物身上显而易见。慎白公的家臣石乞为他而死，可以说是慎白公的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常见的情况是，《左传》用“私”和“嬖”这种带贬义的字词形容君主对臣子的宠爱，这意味着偏袒家臣或宦官会助长他们不良的习性，最终带来不可收拾的灾祸。假如家臣为自己的主公而死，《左传》会把这件事当作那位主公的罪证，并不会把这些家臣奉为义士（可参《左传》庄公8. 3，页175—176；襄公25. 2，页1097—1098）。到了《左传》记录最后四位鲁国国君在位期间的史事时，有时文章会把家臣与主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浪漫化，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公元前550年晋大夫栾盈的家臣誓言会为主公而死（《左传》襄公23. 3，页1073—1074）。 子路对孔悝的忠诚更加冷静，虽然他也同样跟从互惠的原则。然而，《左传》也曾在其他地方批评这类人际关系。宗鲁为捍卫主公而殉难，孔子就曾批评这位家臣。宗鲁因为忠诚的冲突而陷入了道德的两难，他解释自己殉难的决定，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个局面。宗鲁的言辞让人信服，但孔子却揭示了他言论中的谬误（《左传》昭公20. 4，页1410—1414）。《左传》经常会把多重观点全部展现出来。书中记叙齐、卫两国的乱局值得关注，原因恰恰是这些记载消解了忠诚和合法权威的定义，使人察觉出这些概念不无问题。这与《左传》其他地方对于忠诚和合法权威的称许并不相同。

在子贡的判断中，“得其人”的需要本身决定了忠诚和权威的合法性。判断的困难使“其人”的角色更加关键。《左传》里还提到冉有和有若等孔子的门人，他们也为鲁国的季氏服务。但子贡与这些人不太一样，他似乎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 冉有作为家宰，似乎只会考虑主人的利益（哀公11. 1，页1658—1659；哀公11. 7，页1667—1668）。子贡的立场则没有那么明晰——他似乎既听命于季康子，也听命于鲁国国君。即使他似乎效忠于季康子，我们仍能看到他与他的主人的分歧，仍能看到他所代表的另一种政治选择。 子贡的判断间接肯定了他那样的“士”：他们在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之内活动，却又暗中超越了这种制度的约束。正如子贡的言辞一般，他暴露了礼与力的关系，同时又进一步肯定了礼的价值。 Q1M/sVPU/gFKuIlOVjzwkTMEvH5IzWGbesImmzA3/q81Q11Id5b2PH6lP6IhD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