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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耳是申生同父异母的弟弟，他采用了另一种方式面对恶毒的诡计、矛盾的征兆、无常的未来。重耳和他的随从有能力重新定义事物所对应的意义，这一点最后成就了晋国的霸业。这在重耳流亡时尤其明显。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左传》僖公23. 6，页406）
子犯建议重耳接受土块，让他把这件事看作征服五鹿的预兆。十二年后，晋国攻打卫国，最终真的吞并了五鹿（《左传》僖公28. 1，页451—452）。
由此看来，这个羞辱的象征变成了预示权势和统治地位的标志。
重耳流亡期间，曾在楚国逗留一段时期。重耳与楚王交谈时，他曾重新定义“报”这个字的意义。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
（《左传》僖公23. 6，页408—409）
这里的“报”字没有感恩之义，并非指回报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报”字显示得到帮助的人最终会身居高位，可以把恩德赏赐给自己的恩人。楚王巧妙地索取好处，却被重耳断然拒绝。报恩的假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微妙的侵略。
人有能力把难以预料的言语、毫无关联的行为变成预兆，就能成就霸业。他们必须有灵活的思维、高超的语言技巧，有时他们还需要熟知礼制、传统，以及流传的典籍——这类知识全都属于“文”的范围。重耳流亡期间，秦穆公宴请重耳，狐偃认为赵衰比自己更适合出席这次宴会：“吾不如衰之文也。”各人在宴会上赋诗言志，重耳赋《河水》，秦穆公则赋《六月》。
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23. 6，页410—411）
《六月》描写一位诸侯帮助周天子整顿政治秩序。赵衰和重耳趁机把这次交流变成重耳称霸的预兆，又认为穆公将会协助重耳实践上述的预言。重耳在流亡期间，就展示了他称霸的抱负。
他即位为晋文公以后，便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一个理想的霸主必须做到尊王攘夷，维系列国的秩序，成为诸侯的盟主。
不少人都以较工整的篇章总结晋文公的功绩，称许他完成称霸的理念。其中，当晋国准备攻打楚国时，我们可以留意到这种说法：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按：即孤偃]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
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27. 4，页447）
狐偃的建议、文公的举动、国人的反应之间，形成了紧凑简练的因果关系。上文三次用“于是乎”来标明这一点。诚如艾朗诺（Ronald Egan）所言，上述文字把晋文公的形象描绘得特别理想，加上其公式化的叙述、重复的结构，使得这段文字在编年的叙事中格外突出。
在这则记录里，国君树立典范，感化人民，朝政因而变得平顺。德行与权力的论述轻易地变得翕合无间。“义”、“信”、“礼”等品德全都发挥效用——人民知道这些品德，就能安于生计，交易时不会谋取暴利，不会惑于是非，最终为晋国称霸服务。这段自足的叙述总结了先前三段往事，预示了晋国的文教将会带来胜利。或许，这也语带双关，隐然指涉晋文公的谥号“文”。
这段工整的文字呈现了“文之教”的效用，表明称霸不过是义、信、礼等品德的实践。但是，《左传》这个段落还叙述了其他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却是文公持续关注自身的权力，他操控德行的辞藻，并以表里不一的姿态获利。晋文公称霸的第一步便是“勤王”。当时，周襄王被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子带赶出周室的领地，于是晋文公出兵协助襄王。我们可以从上述颂扬文公之德的篇章里看到狐偃建议文公须使人民“知义”，因此文公才会“出定襄王”。然而，《左传》在此前的记录中，强调的却是文公如何通过表面的礼仪来满足自己的野心，使自己的称霸显得更加合理。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
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
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左传》僖公25. 2，页431—432）
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合周大夫颓叔、桃子，带领狄人发动叛乱，把周天子赶出洛邑。周襄王向鲁、秦、晋三国求援，秦穆公也已准备发兵帮助襄王。由此可见，事情的关键其实是晋文公与他昔日的恩人秦穆公二人在暗中较量。两国出兵勤王，并非基于道德责任，而是希望藉此巩固自己的权势。《国语》在相关记叙里就把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清楚：“若不纳，秦将纳之，则失周矣。”——出兵的目的是要“启土安疆”（《国语·晋语》4. 15，页373）。至于《左传》，文公在占卦的过程中泄露了自己复杂的动机。自古对谁与黄帝战于阪泉，众说纷纭；有文献说是蚩尤，也有材料认为是炎帝（有时也称为赤帝）。
黄帝在这场神话般的战争中得胜，而晋文公则谦虚地否认了自己能与黄帝相提并论。这表明了文公当时把这个预言套用到自己身上，甚至暗示了黄帝应当与文公等量齐观。可以说，晋文公在保护周室免遭篡夺的同时，不经意地流露出取代周天子的野心，至少我们可以从象征层面上看到晋文公的企图。卜偃纠正了他的误读：因为“周礼未改”，古代神话中的帝王应该指周襄王，其对手应该与王子带相应。
《国语》把卜偃称为郭偃。不少先秦文献都把他视为重耳的得力助手，把他当作法家的先驱，把他看成晋国得以称霸的关键性人物。
虽然卜偃提到周室的命运未改，但这并不代表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等级实际上没有颠倒过来。卜偃解释《周易》的卦象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大有卦第三爻的爻辞“公用享于天子”直接预示了文公帮助襄王复位后，自然会备受尊崇。这也表明了文公将有更大的权力。
卜偃还利用了组成大有卦和睽卦的单卦离、乾、兑来预言周天子将会主动放弃权力，屈尊于文公之下。两个卦的外卦离是“火”和“日”的象征，因此也就与诸侯有关。当大有卦变成睽卦，乾或“天”这代表周天子的内卦也就变成了象征“泽”的兑卦。这也就说明天子到达更低的位置，亦即“天为泽以当日”。换句话说，尽管卜偃提醒文公不要把黄帝的预言套用到自己身上，但他却利用占卜所得的两卦，重新拟定了未来的权力关系，其中尊崇周天子的前提是权力将会转移。回归大有暗示了周襄王将会恢复天子之位，因为卦象的字面意思也与王位相关。但大有包含了离这个诸侯的象征，而他的位置刚好就在代表天子的乾卦之上。换言之，天子复位的同时，诸侯也会拥有更大的主导权。
晋文公杀死篡位的王子带，护送周襄王返回洛邑。一如蓍占所言，他得到了周天子的宴请。晋文公试图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周天子之上，就好像要落实卜偃的预言一般。文公请求死后可以隧葬，
这再一次暴露了他的野心。周襄王回绝了文公的请求，指出这与他的地位并不相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恶也。”（《左传》僖公25. 2，页433）
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攒茅的土地赐给晋文公。
但这些地区之中却有人不愿意接受晋国的统治：
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左传》僖公25. 2，页434）
即使晋侯有所退让，晋国最终还是吞并了阳樊的土地。
上文曾引用综述文公之德的一段篇章（《左传》僖公27. 4，页447）。其中，晋文公为了教民以信，于是出兵攻打原地。《左传》在两年前即记叙了晋军包围原地的故事：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左传》僖公25. 4，页435）
原人是否因晋文公的“信”而投降？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晋军后退并不代表战事结束，明白自己战败无可避免，所以才选择投降？《左传》并没有清楚交代个中的原由。
综述晋文公称霸的那段叙述，还提到他“大搜以示之礼”。“搜”也就是春狩，而每季的狩猎其实也就是军事演习（《左传》隐公5. 1，页42）。文教和礼仪演变成军人的纪律，以至他们的备战状态。正是这个时候，楚国围攻宋国的都城，宋国向晋国求援。重耳的亲信晋大夫先轸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
先轸曰：“报施、
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于是乎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左传》僖公27. 4，页445—446）
晋国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春狩，实际上有策略上的考虑。因为这正是适当的时机，让晋军攻打楚国的盟友，藉此抑制楚国的势力。赵衰称许郄谷的德行，认为德与义是利益的基础，这都是《左传》里反复讨论的主题——德行是否带来效益？然而，晋国备战时，最关心的并非晋人是否遵守礼义，也并非礼义对于晋国整体是否有益。他们只关注如何争取最大的收益，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运用道德的修辞。如同晋文公护送襄王和围攻原地的记录一般，这段文字仔细刻画了各种背景细节，并审视了行为背后的动机、事情发生的原委和结果。因此，在这些记录里，我们更容易看到各人如何考虑自身利益，更容易看到权力和策略如何运作，也更容易看到偶然发生的事情如何影响大局。相对而言，公式化的那段叙事也就隐晦得多了。
因此，《左传》用两种并行不悖的角度去描绘晋文公：一个由霸主的理想出发，另一个则揭示出实践这个理想时会面对微妙、复杂、矛盾的现实世界。前者以综述文公称霸的公式化描写为代表，这一角度运用的是有关礼义的论述。礼义的论述之下，言行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事物都显得非常谐调，秩序井然。后者分布在《左传》的各个地方，分别记录了那段综述所提及的各个事件。这是一种权力的论述，目的是要定义新的行为模式。权力的论述经常会利用尔虞我诈、口是心非、重新界定字词、操控征兆等手段。我们可以从文公协助周襄王复位，以及他准备称霸的过程中看到这些手段。我们也可以从城濮之战中看到这一点。在这场奠定晋国霸业的战役中，两军一方面争取胜利，同时却又关注自己是否比敌军拥有更优越的品德。至少，表面看来，军事与道德的考虑密不可分。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战于城濮。这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左传》僖公28. 3，页452—467）。最终，晋军报捷，晋文公成为诸侯的首领；楚国不敢向北或向东进军。城濮之战中，各人争论战略决策，尝试掌控事物的意义，可以说是这则叙事中最突出的一幕。两军开战之前，楚军的统帅子玉提出了一个方案，希望两国可以和解。因此，晋国的将领仔细考虑了各种应对之策。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各自阐述了自己对礼的理解。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雠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左传》僖公28. 3，页457—458）
狐偃斥责子玉“无礼”，因为子玉提出了两个条件，却只答应了晋侯的一个请求。狐偃认为“礼”的意思是君臣必须按照自己的地位行事。当然，这种说法未免有点武断，毕竟恢复卫侯的君位、把土地封给曹国这两个举动，不一定比停止围攻宋国重要两倍。因此，这未必是一则不平等的交易，我们很难说子玉对晋侯不敬。狐偃这样生硬地定义“礼”，反映的其实是他急于与楚国开战。先轸对“礼”的理解并不相同。他认为“礼”是一种道德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各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维持其他国家的稳定。先轸一开始即敦促晋文公接受楚国的提议。他以熟悉的道德辞令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他为晋文公所作的一系列建议，只是虚有其表，实际上与他界定的“礼”完全无关。（晋文公立即采纳了先轸的建议。）晋国的目的是要使楚国的盟友疏远楚国，并激怒楚国，诱使楚军攻打自己。同时，晋国却可以维持自己恪守礼义的姿态。表面上，晋国的举动全都是为了照顾宋国的利益；如此一来，晋文公就能证明自己的信义，争取其他诸侯的支持。
晋国暗中答应恢复曹、卫二国，这样就能取代楚国在其盟友之间的地位。（后来，晋国还是废黜了卫成公；另外，晋国只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才恢复曹公的君位。）
楚国曾帮助重耳回国即位。但此时此刻，晋国装出一副想要和解的姿态，事实上却拒绝出兵救助他的盟友宋国，又拘捕楚国使臣，企图诱导楚国开战。
“礼”的各种定义，说明当人要按照情势判断道德价值时，“道德”本身只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城濮之战的前夕，狐偃无视军吏的反对，命令晋军向后撤退，他所考虑的也是“道德”的问题。
子玉怒，从晋师。
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左传》僖公28. 3，页458）
“退避三舍”兑现了文公流亡楚国时他对楚王的承诺。这里狐偃履行了文公的约定，表面上好像是一种退让，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诱使楚军出击。这样一来，晋国击败楚国，也可以以仁义之师自居。狐偃仔细地分析“壮”、“老”
、“直”、“曲”的含义，藉此确立自己的看法。表面上的退让隐含侵犯的意图，这让我们想起楚王询问重耳他会如何回报楚国的恩情。狐偃再次重现了重耳的行径。他们同样扭转了“报”的意义——当晋国追逐权力和荣誉时，他们以“报”的名义背叛了自己的恩人。
晋文公和他的亲信操控词语和征兆的各种含义，藉此完成称霸的梦想。当晋人从各种预兆中判断城濮之战的战果时，这种情况最为明显。城濮之战的记录其实由两个梦架构起来。战争前夕，晋文公梦见自己与楚王搏斗，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吮吸了他的脑浆。文公因为这个梦而感到非常惶恐，但狐偃却从中得出一个吉利的解释：“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左传》僖公28. 3，页459）不少注家引用古代的医书，证明古人认为脑藏于阴，具有柔软的特性。
因此，晋文公的脑子可以“软化”楚王刚强的牙齿。这也意味着阴谋诡计与外交手段最后会压倒刚健的力量，取得成功。兵法与道家文献就经常提到以退为进的作战方法。而且，当侵略者脸部朝下，姿势也就无异于低头伏罪；受害者脸部朝天，样子就似在仰首接受恩泽。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墓地看到，以仰身的方式埋葬的人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狐偃再次展现了他能灵巧地操纵语言及其意义。事实上，当狐偃面对模棱两可的征兆时，他总是处理得游刃有余。譬如说，当重耳回到晋国即位为君时，狐偃把一块玉璧送给重耳，并请求重耳批准自己离开。他认为自己与重耳流亡诸国期间，自己曾犯下不少罪过。
重耳把玉璧投进河中，然后请求河神作证，见证他与狐偃“同心”（《左传》僖公24. 1，页412—413）。
献玉的举措本来有断绝关系的意味，最后却成就了二人的盟誓。
晋文公的梦表面看来似乎预示着灾难降临，但狐偃却把它解释成一种吉兆。
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体现了人在历史中的力量。《左传》把这个梦放到城濮之战以前，似乎意味着后来发生的事全都是命中注定的。然而，互不兼容的解释暗中为人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人仍然可以决定未来，事情的结果仍有变数。城濮之战之后，《左传》告诉我们另一个梦。这次是子玉的梦：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
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传》僖公28. 4，页467—468）
尽管以上两个梦都发生在晋、楚交锋之前，但《左传》却把两者放在不同的叙述时间里。两者的位置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阐释。晋文公的梦是个含混不清的符号，难以捉摸的谜题游走于表象及其意义之间。因为读者还置身于战争的前夕，一切还未发生，我们不知道表面的征兆实际有何含义。这种张力暗示人仍能作出不同的选择，未来还是可以改变的。《左传》并没有清楚交代：文公的梦是否“真的”预示了晋会取胜；还是狐偃的解释激励了文公，从而影响到最后的战果。相反，《左传》把子玉的梦记录在战争结束之后，目的是要追溯往事，为城濮之战的结果提供解释。这个梦有总结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梦前后照应，结构对称，内容却恰恰相反。狐偃解释晋文公的梦，强调的是人的力量，表现了人如何操控表意的过程。至于子玉，他违抗梦中河神明确而率性的指令。这与他的梦似乎都说明了：假如鬼神心血来潮，人类只能默默等待宰割。假如子玉拒绝交出琼玉真的导致他的失败，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随意的宿命。《左传》的编纂者并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因此，荣黄才把子玉的失败归咎于他的傲慢，以及他不以国民为重。
当然，子玉的梦也有可能是晋国为了宣传自己而杜撰出来的。晋国可能刻意设计这个故事来点明楚军败阵既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将领失德所造成的。
子玉的梦结构简单，不过是他违拒了梦中的命令。不过，这对于子玉来说，或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结局。子玉一心追逐自己的目标，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自由的幻觉，以为自己不受任何力量限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所有事物，最终他被批评为“刚而无礼”。子玉拒绝遵从梦里的指示；对他来说，人的意欲和他的实际行为是一致的。相反，晋文公和他的亲信总是表里不一，孔子就曾用“谲而不正”来评论晋文公。
同时，他们总是娴熟地操纵各种征兆。
晋文公和他的臣下把问题重重的征兆转化成自己的机会，利用这些征兆为自己的行为提供道德依据。因此，狐偃解释文公之梦时，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定义这个情势的道德价值。《左传》尝试以文章的先后铺排来解释文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境。以下这个顺序说明了文公做梦前的心理状态：《左传》讲述文公的梦之前，记录了一句歌谣：“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僖公28. 3，页458）文公对这首歌谣充满了疑问，书中也没有再申明这句话的含意。但我们可以猜想，这句话可能意味着晋国将要背弃旧日的恩人（如同荒芜的原野将会被舍弃），谋求新的力量。（另一种读法可以把晋国“过往”的血亲看成刚荒废的田地，晋国的“新谋”正是要重新开垦这些荒原，使它变得适合耕种。）因此，当文公提出“若楚惠何”这个问题时，晋国大夫栾枝回答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左传》僖公28. 3，页459）文公的梦紧接在这些讨论之后，这场梦难免会指向当前形势下道德的暧昧之处。晋国不念旧恩，背叛楚国；晋人不得不把这个梦塑造成晋军得胜的预兆，甚至是借用这个梦为晋国争取仁义之名：晋文公仰首得天，楚侯则俯首认罪。晋人有能力掌控表意的过程，把临时发生的事件和言辞转化为预言。晋国正是依靠这种能力，才能成就霸业。人的行为本来有偶然、随意、主观的一面，但因为他们有这种精妙的诠释技巧，这些面向都变成了有条不紊的符号。这些符号支配了礼义等价值，使事情发展看似无可避免。
狐偃对文公之梦的解释展示了这些获胜的预兆并非单纯的记录。这些预兆其实是由人建构出来的，目的是要使自己的行为显得更加合理。相对而言，子玉梦见那个任性（且贪婪？）的河神则表明了梦里的人物或鬼神并不一定可信，他们的权威非常可疑。在一个充斥鬼神的世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有没有阶级之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遵从他们在梦中传达的指示（因此，单是子玉违逆鬼神一事，根本不足以解释他的败阵；荣黄不得不转而讨论他身为将领却有不少缺点）。本书在第三章已经提到，在《左传》的其他地方，鬼神也会有失偏颇，反复无常，甚至背弃誓言，发出不合礼义的命令，无视合情合理的请求。有时梦境会出现率意的指令，有时含糊的梦境容许各人提出完全不同的解读。这两种情况都引导我们思考《左传》中怀疑论的范围和意义。从晋文公和子玉的梦来说，《左传》对于梦境是个象征的过程并没有任何疑问；书中质疑的是：在一个价值观变动不居、权力纷争没有止息的世界，梦的解析背后隐藏的政治含义其实很成问题。
晋文公觐见周襄王，确立了晋国击败楚军的意义。晋文公把楚国的俘虏和战车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则把“策命”授予文公，承认文公是诸侯之首，同时又把各种礼物赏赐给他。
历史的重复把其中的断裂隐藏起来——这些礼节遵循了一百多年前周平王（公元前770—前720年在位）接见晋文侯的旧例。而且，这两次仪式都由郑国国君主持。正因为周室的权力越发衰弱，“尊王”的礼节才变得越来越详细。周天子运用了简练古雅的语言来称许晋文公，文公也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周室的尊奉：
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左传》僖公28. 3，页465—466）
庄严肃穆的措辞强调了天子与诸侯首领之间的理想关系。晋国击败楚军，理应可以使列国更团结、更和谐。
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左传》僖公28. 3，页466—467）
君子直接颂扬文公之德，似乎不认为称霸的理念与现实之间会有任何不协调的地方。但事实上，晋国的胜利与道德的修辞有更大的联系，这与道德的实践根本没有丝毫的关系。这次结盟对以后的事件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君子认为晋国之所以能战胜楚军，原因是他们“能以德攻”。换句话说，晋国因为能够在道德上感化自己的国民，所以才会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如上所述，礼义教化与军事演习重迭在一起（《左传》僖公27. 4，页447）。其实，开战之前，晋文公就曾登上古莘国的废墟检阅部队，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左传》僖公28. 3，页461）。这里“礼”指士兵的军阶和年纪长幼。文公肯定他们有礼，这也就代表晋军已经作好上阵杀敌的准备。礼义的常规经常会在实际应用时变成“律”与“刑”。（在后来的思想论著中，“礼”与“法”的界线同样模糊。尤其是《荀子》和《管子》二书，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我们还可以从子产的言行和政策中看到相同的问题；子产是郑国的执政，他是《左传》后半部的主要人物。）《左传》在记录城濮之战时，列举了三个“正义”的举措。晋文公杀死颠颉，因为他违背军令，放火焚烧曹国大夫僖负羁的住所；因为祁瞒丢失了军旗而把他杀了；最终还因为舟之侨太早回到晋国而把他处死（《左传》僖公28. 3，页454；28. 6，页470—472）。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不失赏、刑之谓也。”（《左传》僖公28. 6，页472）
如此一来，通过明确的刑罚和军纪的伸张，礼义得以实现。这些对文公的谏说，可以与城濮之战以前那段公式化的综述相提并论。两者在理解“礼”的时候，都带有法律和军事的偏见。两者在表述晋文公称霸以及晋与周室的关系时，都运用了道德和礼义的修辞。但是，即使这些篇章可以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法律和刑罚，当文公召请周襄王到温地参加诸侯会盟时，我们已能看清现实中新的权力格局已经形成。文公这一行为极不恰当，因此他只能用“冬狩”这种委婉的说法，甚至“孔子”也探讨了这段文字的微言大义，分析了其中间接呈现出来的观点。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28. 9，页473）
论者经常引用上述这段话，来证明《左传》的作者或编者——至少他们其中一人——相信孔子编订了《春秋》。《左传》的评论表明：孔子为了要谴责晋文公的无礼之举，为了抒发自己的不满，所以才刻意在《春秋》里标出狩猎的地点。周天子被迫离开自己的领地，但《春秋》最后却没有直接声明这一点，这种处理强调了周襄王被王子带驱逐时，晋文公曾经予以协助，出兵护送襄王回国。然而，我们也可以重新标点这段文字，孔子的话或可停在“且明德也”一句上。这种标点方式同样符合情理。如此一来，孔子或许只是在评论《春秋》中已有的句子。无论如何，《春秋》讳言晋文公违礼一事，似乎是考虑到他曾立下大功，成功恢复了周天子的君位。
重耳流亡国外，即位为君，最终称霸。这一系列的叙述都有意营造了一种平衡的感觉，使人觉得晋文公在道德上并没有犯错。这些感觉全都基于“报”这个概念。“报”可以指报答、报恩，也可以指报仇。重耳即位为晋文公，尔后又成为霸主，他已经有能力对流亡时侮辱自己的人报复，也可以报答昔日的恩人，向追随自己的忠臣报恩了。然而，晋国已经证实了我们不可能把“报”这个概念运用到各国的关系上。一方面，重耳流亡时，曹、卫、郑三国对他十分“无礼”，后来他向这三个国家报复了。但另一方面，楚、宋、秦三国对他有恩，重耳却无视这些恩人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晋人必须运用修辞来操控“报”这个字的意义，藉此使自己侵袭楚国的行为显得更为合理。当宋国被楚国围攻，晋国试图摆出一副支持宋国的姿态，但他们真实的目的并非救援宋国，而是要在齐、秦两国的默许下与楚国交锋。因此，晋国才会一方面把曹、卫（皆为楚国盟友）两国的土地赐给宋国，另一方面又要求宋国向齐、秦两国送上财物，请他们劝说楚王退兵（《左传》僖公28. 3，页455）。
从个人层面上看，“报”的原则更难以实践。重耳意欲复仇，却不得不抑制自己——当重耳逃出晋国时，寺人披急于追捕他，用刀砍去了重耳的衣袖（《左传》僖公5. 2，页305）。后来惠公又命令寺人披搜索重耳，要求寺人披把他杀死，披丝毫没有怠慢（《左传》僖公24. 1，页414）。但当重耳返国之后，他不得不接受披的论点：忠诚与个人的恩怨无关，忠诚代表的是臣子有义务遵从拥有君主之位的人所下达的所有命令（《左传》僖公24. 1，页414—415）。晋军入侵曹国时，重耳煞费苦心地保护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家族。因为重耳流亡之时，僖负羁曾慷慨地招待他。但这种“报施”的行为最后却引起重耳部下魏犫和颠颉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忠诚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因此放火烧毁了僖负羁的居所。由于他们违抗军令，最后颠颉被文公处死，魏犫也失去了戎右之职（《左传》僖公 28. 3，页454—455）。僖负羁、魏犫和颠颉三人都曾帮助重耳，重耳理应报答他们。但因为他们对报答的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最终反而深受其害。回报并非理所当然——如上所述，狐偃对自己曾冒犯重耳耿耿于怀，于是他以一种断绝关系的姿势，换来重耳发誓与自己“同心”。当文公把禄位赏赐给追随自己逃亡的人时，介子推却自成一格，拒绝了这些赏赐，原因是要避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左传》僖公24. 1，页418）。事实上，假如有人认同个人的进步是命中注定，或是授命于天，那么人力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重耳的故事根本与赏罚分明、矫正过失无关，这个故事其实更着重于如何产生新的秩序，如何为这种新的秩序辩护。在这个新的秩序下，人们只需要表面上遵守“报”的原则。
《韩非子》曾引述一句谚语：“筑社者，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
羞辱、妥协、欺诈构成了新的秩序，但当人们要从礼义的角度歌颂这种新秩序时，他们必须把这些手段遮盖起来。城濮之战的叙述充斥着对重耳德行的赞许。这些赞誉重申了道德的效用，也表现出他能够称霸乃是上行下效的必然结果。晋人以“仁义之师”之名出兵，号称自己崇奉周室，这构成了他们的一种道德宣言。而称霸的概念正好反映了权力算计与道德宣言两者之间的张力。礼义讲求内心与外表的对应，而霸道则会从礼义的根本破坏这种关系，另外产生出道德宣言与礼义表征之间的对应。但是，即便晋人强调军队纪律，晋国实际操控周室，也不一定会揭穿晋文公虚伪的本质。《左传》这里只是肯定了表里不一和含糊其辞对于成就霸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已经看到晋人并非单纯地接受胜利的征兆，他们通过创造这些预兆来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合理。这样一来，称霸的记录引导我们叩问世界的秩序和随意的宿命之间的联系，也帮助我们探究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分野。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关于齐桓公的记录虽然显示了称霸背后所隐含的两种观点，但呈现的方式却有所不同。这些记录并没有自觉地利用礼义与现实之间的裂缝，这些缝隙似乎只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尽管《论语》和《孟子》都称许齐桓公是位杰出的霸主，但文献对他的记载其实比晋文公更少。
假如我们比较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叙述，就会发现桓公的记录较少称许表里不一的行为，也较少运用修辞去获取政治利益。同时，当文章先以高雅的修辞叙事，转而批评不加掩饰的野心或倡言霸权的重要时，我们会看到这些转折显得更加突兀。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与追随晋文公的人并不相同，他并不讨论策略和权力政治。相反，他在《左传》中不断倡言道德与有效的管理。当狄人攻打邢国时，管仲就曾要求齐桓公出兵救邢。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左传》闵公1. 2，页256）
这可说是《左传》为霸权辩护最清晰的一段文字：霸主必须维系列国的稳定。中原诸侯往往与周初的政治秩序有关（他们往往也有血缘关系），霸主有责任保护他们，防范贪得无厌的化外之民（戎、狄、蛮、夷）。
霸主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努力不懈，不能骄傲自满。管仲称引了《诗经·出车》里的句子，描写一位将士不知倦怠，勤于“王事”：这人为了“简书”而克服休息和归家的渴望。王国维认为《出车》这首诗描述了宣王在位期间南仲出征猃狁之事。他进一步推测，猃狁与春秋时期的戎有关联。
“简书”可能载有天子的命令，要求将士参加征战；也有可能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有关抵御猃狁的盟书。
如此一来，管仲巧妙地把霸主领导之下列国间的秩序联系到周初的政局之上。管仲同时美化了这两种政治秩序。后来邢国迁移至夷仪，《左传》里就曾两次记录这件事：第一次是要称颂诸侯救援邢国，赞许他们为夷仪修筑城墙（《左传》僖公1. 2—3，页278）；另一次则是要概述齐桓公的霸业，肯定他的成就——“僖之元年，齐桓公迁刑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刑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2. 9，页273）卫、邢两国都因狄人的侵犯而溃散。我们曾在第二章讨论过卫国的情况：卫懿公对鹤的迷恋最终带来灾难。卫国和邢国的国君都与周室有血缘关系，因此都是姬姓。这里把两国相提并论，目的是要强调齐桓公保卫中原、抵抗外族的功绩。
（这个联盟并不持久。桓公死后，邢国立即勾结狄人，攻打卫国[《左传》僖公18. 4，页378；《春秋》僖公19. 5，页380]。后来，齐国也曾与邢、狄连手，合力对付卫国[《左传》僖公19. 4，页383]。最终，卫国以诡计毁灭了邢国的宗室[《左传》僖公24. 7，页428；25. 1，页430]。）
齐人声称维护周初的政治秩序，有时只是为了侵略他人和自我吹捧。管仲在齐国攻打楚国前，就曾利用先君的传统来为齐国出兵寻找理由：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
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师进，次于陉。（《左传》僖公4. 1，页288—291）
管仲用典雅庄严的语句断言齐国称霸的时间和空间。召康公授命齐国先君太公可协助周室，奠定了周室与齐国的历史渊源。管仲把两国的关系理解成齐国可以向四方征战。回想一下《诗经》里曾描述周天子有绝对的统治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昭王于公元前11世纪南征楚国，也就是说，这比管仲要早四个多世纪。他因那次南征，一去不返。这里管仲把齐国攻打楚国，描述成自己要延续和完成昭王的做法。楚国的使臣反应敏捷，他深知没能按时进贡只是小事，因此他承认楚国在这一方面犯错。对于昭王南征不返一事，他否认楚国要负任何责任。不过，即使进贡的问题不太重要，但文章也可能刻意提到这种失职，让齐国得到象征性的胜利：楚国承认他们在处理自己与周室的关系上犯错，这也就使齐国“服楚”的说法显得更合情合理。不论这场战争有什么结果，齐国也有了出兵的理由。
齐桓公统领诸侯的军队到达召陵。当楚军与他们相遇时，桓公的言辞先表明自己对礼义的关注（齐国效忠周室，自己会承袭周室与齐国在历史上的关系，而且他也关心其他诸侯是否认可周室的权威）。接着，他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僭越和赤裸裸的侵略上。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
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左传》僖公4. 1，页291—293）
“不谷”本来是楚王和“天子”的自贬之称；齐国完全把自己认同为周室，因此桓公也就称呼自己为“不谷”。
理论上，桓公代表周天子攻打楚国，所以这种称呼并不违礼。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齐桓公正暗示自己拥有极大的权力。这里更多是修辞上的唇枪舌剑，而非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屈完勇敢地反驳桓公，他的说法强而有力。随后，他又与诸侯订立了和解的盟约。管仲和桓公的问题本来彰显了齐国出师有名，但屈完透过界定什么是符合道德的权威，成功地把齐、楚两国的道德地位逆转过来。召陵之盟似乎是要确认齐、楚两国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要肯定齐国的霸主地位。楚国在召陵之盟后，击败（有时甚至是吞并）了不少小国，其中包括弦（《左传》僖公5. 7，页306—307）、黄（僖公11. 4，页339；僖公12. 2，页340—341）、徐（僖公15. 1、15. 3，页351；僖公15. 6，页356）。屈完巧妙地反驳了管仲和桓公，令人怀疑召陵之盟这段记录可能来自楚国的史料；这段文字把一场没有结论的冲突描绘成楚国在外交辞令上的胜利。
《左传》里有数处把管仲倡言道德和桓公追逐权力并置在一起。齐国与诸侯于宁母会盟，本来目的旨在控制郑国，但管仲却用同样高雅的言辞劝导齐桓公——“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
于是齐桓公依礼接待诸侯，诸侯的官员也接受了齐国的土特产。（《左传》僖公7. 3，页317）在这次会盟中，郑国太子华答应会当齐国的臣属，希望藉此换取齐国的帮助，以铲除郑国的三大家族。管仲劝阻桓公，他的论述由内心的道德出发，逐渐转到公众的观感上去。齐桓公依靠礼、信这两种德行来建立威信，召集诸侯；但子华却违反了这两种价值，因为他辜负了出使的使命，僭越了父亲的位置。如果桓公参与了子华的阴谋，那么，齐国将无法把自己的意愿施加到郑国身上。
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揔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侯辞焉。（《左传》僖公7. 3，页318—319）
管仲特别关心公众如何理解桓公的举措，他们如何记忆桓公的行为，以至历史如何记载这次会盟。霸主的道德威信建基于历史将来的评价。我们曾在第二章提到，典范的论述往往要放到实际的政治环境中才有效用。管仲先讨论德、礼、信的道德标准，最后却以实际的考虑作结——如果其他人认为桓公参与了子华的叛逆之举，这会损害齐国的领导地位；子华的阴谋很可能会失败，因为他的地位并不牢固，而且郑国大夫的势力亦非常强大。这里的建议把道德宣言和现实的政治考虑合而为一，这正是全篇的特点。
管仲的建言要求桓公考虑道德的效益，这显然只是一种辩护。宁母之会以后，郑国随即派人到齐国订立盟约，支持齐国领导诸侯（《左传》僖公7. 4，页319；僖公8. 1，页321）。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个中情形，不难发现郑国之所以摇摆不定，主要与现实的权力政治有关。其实，郑国很少会考虑齐国的道德感染力。郑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它必须周旋于众多的强国之间。它时而倾向齐国，时而倾向楚国，这与后来郑国在晋、楚之间摇摆如出一辙。齐、楚两国的对峙只是一种象征，他们的交锋也停留在修辞层面上。相对而言，齐国与郑国的关系也切实地标示了齐国试图获取霸主的地位。齐桓公与周惠王之间的紧张关系，间接造成了郑国听命于齐的局面。周惠王鼓励郑国和楚国结盟，一起对抗齐国（《左传》僖公5. 6，页306），原因是惠王与桓公对谁继承天子之位有不同看法：齐桓公支持太子登基，而周惠王却想废嫡立庶，让年幼的王子带即位为天子。周惠王恰好于宁母之会后不久便去世了，而太子则顺利即位，是为周襄王。郑国转而向齐国投诚，也就暗示了自己已接受新的秩序：齐桓公是真正的立王者。
一个人宣称自己尊崇周室，才有可能得到霸主之位。但《左传》在记叙齐桓公“尊王”的言论时，也同时揭露了众人在这个观念下互相计算，尔虞我诈。王子颓追逐天子之位，后来他出奔卫国，寻求庇护。齐国因此出兵伐卫（《左传》庄公27. 6，页237），周惠王也把天子的策命赐给桓公。第二年，齐师打败了卫国，他们试图从中谋利。于是，桓公“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左传》庄公28. 1，页238）。但是，到了周惠王想废除太子，并把王位传给王子带时，桓公为太子召集诸侯于首止会盟（《左传》僖公5. 4，页305）。周惠王派宰孔煽动郑国，要求他反对齐国，又游说郑国转而追随楚、晋两国，寻求两国的保护（《左传》僖公5. 6，页306）。
周惠王去世时，襄王没有立即发丧，反而暗中通知齐桓公，希望先确认桓公会支持自己继位（《左传》僖公7. 5，页319；僖公8. 1，页321）。襄王继位以后，他派使臣宰孔把胙肉赐给桓公，又赐予他更高的爵位，以感谢桓公的支持。
但正当桓公准备下阶跪拜时，宰孔制止他，并传达天子的旨意：襄王顾念桓公年事已高，特别恩准桓公不用行礼。桓公认为襄王无需多虑。紧接着这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左传》记录了宰孔对桓公的严厉批评：
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
其在乱乎！
君务靖乱，
无勤于行。”晋侯乃还。（《左传》僖公9. 2—3，页326—328）
这里用了“下”、“拜”、“登”、“受”四个字简洁地描述了桓公接受天子赏赐时的举动，展示了桓公刻意营造出庄严的气氛。周天子与齐桓公暗地里互相竞争，使得整个仪式进行得更富有戏剧性。襄王把特权赐给桓公，暗示自己已接受了新的政治局面。桓公表现得特别谦卑，以此说明新的政治秩序其实也延续了旧有的制度。但是他身为“伯舅”，并没有资格分得胙肉。因此，他接受赏赐似乎暗示了这种延续不过是权宜的假象。他坚持要下阶跪拜，完成全套仪式，也就意味着他比周天子更熟知礼节。《左传》把周室的认许与癸丘之会并置在一起，表面上完全符合称霸的道德论述——周天子与诸侯盟主之间的关系合乎礼制，能够令各国和平共处。可是，宰孔已尖锐地指出，癸丘会盟不过是桓公要实现野心的一层伪装而已。
这个出使齐国赏赐胙肉的使臣还强调了桓公称霸其实非常反讽：他一方面宣称自己要恢复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自己的国家却又酝酿着混乱失序的政局。
宰孔宣称自己秉持修德养心的原则，认为齐桓公显然不能企及。但是，宰孔的立场既可能有道德的考虑，也可能反映了派系斗争的问题。他支持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竞逐天子之位，齐桓公则支持周襄王继位。先前，周惠王就曾为了让王子带继位，派遣宰孔挑拨郑国与齐国之间的关系（《左传》僖公5. 6，页306）。
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表明众人可以公开争夺天子之位。“尊王”一词往往只是指一个人能够决定谁会当上天子。葵丘之会过了两年，王子带出奔齐国（《左传》僖公12. 3，页341），齐桓公试图为王子带求情，却并不成功（《左传》僖公13. 1，页343—344）。王子带与周襄王的权力斗争纷扰不休，最终导致襄王被逐，周室再次陷入危机。上文已经提到，周襄王重登天子之位，乃是晋文公称霸的一个关键。
孔子曾提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个著名的论断（《论语·宪问》14. 15）。
假若我们比较《左传》中晋文公和齐桓公的史料，确实会留意到齐桓公的记载很少会因诡计得逞而沾沾自喜。或许是因为《左传》很少记载齐桓公讨论自己的策略，谋划自己的政策，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感觉。而只有这些有关谋略的细节，才可揭示礼义与德行的论述如何与利益和权势的考虑重叠在一起。齐桓公的史事反复提到称霸的理念，其中齐人往往会用这个理念来抑制个人野心。这正好体现在鲁国因君位继承权而内讧，齐桓公准备从中谋利之时。齐国使臣仲孙湫劝阻桓公，他的论述正是诉诸道德：
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左传》闵公1. 5，页257）
仲孙湫与管仲不同，他的注意力纯粹集中在周礼的权威上。他并没有提及当前的局势。桓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帮助鲁僖公继承君位。
《左传》从道德层面讨论称霸的问题，说明了人如何熟练地运用礼义的修辞（诸如桓公接受胙肉[《左传》僖公9. 2，页326—327]；周天子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却谦逊地辞谢了[僖公12. 4，页341—342]），又把桓公的事迹理想化（诸如迁邢于夷仪，恢复卫国等），后文更一再以感伤的语调怀缅齐桓公的成就。
这些片段全都讲求权力与礼义的完美结合，而这种论述使齐国的贤臣（如管仲）变成了传奇。但是，这种论述并不能统摄《左传》所有有关齐桓公的记录。举例说，他消灭了小国谭
（《左传》庄公10. 4，页184—185）和遂（《左传》庄公13. 1，页194），出兵的借口往往是这些国家“不礼”或“无礼”——也就是说，这些小国没有恰当地表达自己对齐国的敬意。
还有，郑国断断续续地归附齐国，楚国的扩张并没有受到质疑，以至周天子的继承问题背后存有阴谋，这些片段也是例外，显示权力与礼义不一定能合而为一。齐桓公晚年不得好死，他死后齐国的霸业迅速瓦解，这也使称霸的道德修辞显得苍白无力。
《国语》把桓公塑造成理想的霸主，又把管仲描写成贤明的臣子。《国语》相信他们代表了权力与德行的完美结合。《左传》里的记录虽然简略，却为齐桓公勾画出更加复杂的形象。我们或可推测，《国语》的记录有单一的来源，这些故事旨在阐发管仲的贤德和远见，说明管仲对桓公有重要的影响；至于《左传》的取材范围则更加广泛。因此，《国语》认为葵丘之会非常成功（《国语·晋语》7，页245），宰孔的批评也没有出现在《齐语》之中。
齐、楚两国的交锋只出现在齐国南征获胜的一段记录里：“使贡丝于周而反。”（《国语·齐语》6，页242）《国语》甚至把桓公消灭谭、遂两国一事描写成大公无私的行为：齐国把两国的土地分封给各国诸侯，诸侯因此称许齐国的宽厚（《国语·齐语》8，页247）。我们已然看到，《左传》也尝试把管仲理想化，但书中仍有不少记录暴露了桓公追逐权力和利益的野心。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些分歧呢？除了可以归因于《左传》有不同的文献来源之外（例如，屈完在召陵之盟中雄辩滔滔，这一节的内容就有可能来自楚国），我们还可以推测，《左传》有意使武力显得更合理，也有意探讨诸侯如何平衡道德的修辞和国家的利益，有意使“称霸”这一概念显得更加复杂。
霸主必须平衡礼义和武力的论述。宋襄公尝试仿效以往的霸主，最终却惨淡收场，这正好印证了这种平衡的重要性。宋襄公沉溺于效法前代的典范：他身为太子，就曾恳请父亲宋桓公让自己的庶兄子鱼取代自己继承君位，因为他“长且仁”。宋襄公如此谦让，目的可能是为了追步古代圣王的典范。然而，子鱼对国君之位不感兴趣。他推辞了父亲的任命，又反驳宋襄公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
（《左传》僖公8. 5，页323）到了战场上，仿效古人很可能会带来灾难：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
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
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
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
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左传》僖公22. 8，页396—398）
这段战争记录的张力建基于时间标记“既”与“未”之上。这两个字标示了宋军能够取胜的两个时机（一次是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河来；另一次则是楚军刚刚渡河，却还没有排成战阵）。宋襄公拒绝出兵，却又语焉不详。他想效法其他战争中常见的杰出的战略家，这些战略家一般会作出令人惊讶的决定，但却不会立即解释自己的做法。例如，鲁国大夫曹刿拒绝追赶逃跑的齐军，到了后来他才说明自己的顾虑（《左传》庄公10. 1，页183）。但在这次战争中，宋襄公最后战败。他尝试在战事之后解释自己的决定，但他的说法显然是个错误，充满矛盾。他宣称自己要追随古代的圣贤，遵循战争中宽厚与克制的原则。子鱼有力地反驳宋襄公，他表明这些宣言非常虚伪，而且前后抵牾。
这与《左传》里其他劝谏的场景一样，一位聪敏的大臣或进言者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的意见令人信服，措辞亦精湛无比。子鱼的论述似乎十分无情，但这却表明了战争的迫切性如何衍生出一套针对战事的礼义和概念。
宋襄公虽然谦称自己是“亡国之余”，但却心高气傲，认为自己不可能不追随古代的战争典范——他认为有些战争原则更加高尚，而他的先祖也坚守这些原则。大司马公孙固却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商与宋之间的传承关系：上天抛弃商已经很久了，如果宋国打算恢复商朝往日的光辉，结果一定会酿成灾难。换句话说，公孙固认为，宋国自诩是商朝的后裔只会令宋国的野心显得更不合理。相反，当宋襄公在战场上表现出宽厚与克制的一面时，他似乎预见了宋国将变得更加强大。论者有时会把宋襄公的考虑视为误用仁义之心。
事实上，仁义并不是这里的关键。宋襄公攻打滕、曹两国，藉此扩张领土（《左传》僖公19. 2，页381；僖公19. 5，页383—384），又与楚开战，更怂恿邾文公牺牲鄫国国君来祭拜土地神，希望此举能迫使东夷归附自己（《左传》僖公19. 3，页381—382）。子鱼每一次都会提醒襄公，要求他控制自己的野心，不要太过放纵（《左传》僖公19. 4—5，页383—384；僖公21. 1，页389；僖公21. 3，页391）。当宋襄公尝试召集诸侯会盟时，鲁国大夫臧文仲以毋庸置疑的权威断言：“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20. 5，页387）宋襄公在战争、会盟，甚至用人牲来献祭，这些举动似乎都在仿效前人——有时是要模仿齐桓公称霸的典范，有时则效法古人以血祭来昭示权威。而且，宋襄公做出这些举动，全因自己有过度的欲望，难怪子鱼会提到“君欲已甚”（《左传》襄公20. 3，页391）。襄公没法分清礼义的论述与武力的论述，最终走向败亡。他之所以会追求霸主之位，可能是因为齐桓公曾委托他保护自己的继位人（《左传》僖公17. 5，页374），也可能因为他曾带领宋军平息了齐国的乱局（《左传》僖公18. 1，页377）。但是，当他盲目地仿效一系列前代的模范，企图实现自己的野心时，他并没有能力区分称霸理念所隐含的各种不同的表意层次。
霸主与天子的争持，权力与道德的对立，这些似乎都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想。例如，孟子坚决反对霸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1. 7）；“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12. 7）。霸主并没有合理的道德权威使用兵力：“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12. 7）孟子倡导人类本性中的道德价值，称颂这些价值的实践，他认为霸主不过是假借道德的名义行事——“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尽心上》13. 30）因此，圣王和霸主有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3. 3）
但是，只要我们仔细考察，还是会发现他们也相信霸者有可能实践德行。假借“道德”之名或可以弄假成真：“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13. 30）从历史退化观来看，霸主不可能弥补圣王的消失，但对于后来的诸侯和臣子而言，这些霸主已经是难以企及的典范。因此，孟子称许齐桓公是最早的霸主，并认为他在葵丘之会中订立的训诫，为家庭、国家，乃至列国关系的秩序打下了基础。
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12. 7）
相反，荀子并没有把圣王和霸主绝对地分割开来。他制订了一个道德的等级标准（或者说，他从道德价值有多淡薄立论）：“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在《荀子》里，霸主尝试通过公平的赏罚建立“信”，藉此争取其他诸侯的支持，换取国民的信任（见《王霸》和《王职》）。《商君书》则强调称霸与施行刑法之间的关系：“五霸以法正诸侯。”
韩非子推崇“霸王之道”，可以说他真的抹煞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他认为有效的朝廷必须集中权力，因此君主和国家必须把自己的权力扩充到最大（往往会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没有可能倡导道德的修辞。《韩非子》里的许多篇章都与《左传》有关，可以说，《韩非子》从《左传》中抽取出其中有关霸权政治的教训。
以往有不少注家受到《孟子》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批评启发，他们发现《左传》以反讽的方式记叙霸主的事迹。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使《孟子》暗中也希望称霸的理念能够同时包容道德价值。换言之，道德并不一定总是与武力和利益相对。《荀子》也曾酌情称许霸道。我们可以把这些看法与《左传》阐释称霸的理想联系起来。另外，《左传》讨论称霸过程中各人如何考虑政治权力，算计利害关系，思考赏罚的效用。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讨论与《商君书》和《韩非子》中的观念有不少共通之处。
《左传》似乎也认同，在道德价值变动不居的岁月里，圣王难再（无论如何，《左传》对圣王是否存在其实兴趣不大），只有霸主才可以重建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并不持久。因此，《左传》对称霸的理念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当《左传》以怀旧的语调追溯往事时，书中提到霸主曾经领导诸侯，辅佐周天子，“勤而抚之，以役王命”（《左传》成公2. 3，页798）。霸主使人反思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历史：他标榜自己会在礼义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秩序，但他所使用的力量却会破坏这种秩序。《左传》从各种视角审视霸道，书中掺杂着对称霸理想的称许与批评，同时也阐述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和策略计算的各个细节。正因为霸者宣称自己的权力建基于礼仪之上，有些编撰《左传》的人一直在思考霸者如何落实这些宣言。《左传》的叙事焦点自然就集中在霸主能否实践自己的承诺。《左传》对霸主的观感有时互相矛盾，这可以说明《左传》或有不同的来源，也可能是文本累积了不同时期的文献材料。有些坚守传统的人为了捍卫周室，为了倡导以礼治国的理念，或许会批评霸主的野心和虚伪。另外，《左传》有些内容把霸业联系到礼义的论述，尝试使当前的权力斗争与理想的政治局面显得更一致，这些材料可能实际用于传授阴谋和修辞。或者说，儒家尝试挽救传统的政治权威，重新界定理想的政局，而这些材料则似乎有意反抗儒家的思想。《左传》关注前人如何强化纪律，集中权力，利用过去改变现状；这些思想可能是法家的先驱。另外，《左传》对战略非常感兴趣，试图探讨军事与朝政的关系，又考虑战争是否需要特别的礼节；这也符合兵家的论述。《左传》揭示称霸的论述如何产生，同时却又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立场，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