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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的描写与占卜的记录不无相似之处。它既可以用来组织事件，也为人类的经验赋予秩序。有时，古人要通过占卜的方法来寻找梦境的意义。
如同占卜一样，诠释和界定因果关系的需要推动了梦境的描写。
在《左传》里，梦能确立因果关系——从象征层面上说，梦是个符号，有待完成、解释，或者背离；从字面上说，梦以建议和警告的形式出现，这些提醒或被采纳，或被忽视。控制和秩序（甚至是失控和失序）是最关键的主题。因此，当人梦到礼乐败坏，或梦到人与鬼神之间有不当的关系，梦的解析可以重新建立礼乐秩序。通常梦的“信息”会与做梦者的死亡有关。即使有时这些“信息”难以理解，我们还是可以从梦境和释梦的过程中，看到古人试图掌控梦境的意义。有时梦中会出现毫无根据的预言，有时梦境含糊不清，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以各种方式解说梦境，以避开失控的状态。尽管这些难以捉摸的梦境往往会得到巧妙的诠释，但这些状况还是会引导我们思考：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怀疑这些论述，以及这些疑虑的意义。
如此一来，《左传》里梦的解析，其实也展示了解析的梦。这些材料指向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要释梦？解释的依据是什么？解释的结构如何展开与整合？我们可能把握历史吗？这些把握的局限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怀疑历史？这些疑虑有意义吗？《左传》如何再现诠释的行为？为什么要描写释梦的情境？在《左传》这个密集的象征世界里，梦同时是人事与天道的符号。我们可以从造梦者的动机、期望、恐惧拆解梦境，也可从更普遍的角度，以天人感应的具体系统切入梦境。这样一来，梦境正好体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道德解释与“泛意义”之间的平行关系。
《左传》里的梦境和解析，往往有公开表演的意味。书中有时会用“同梦”的情况来证明梦境是“客观”而准确的。因为梦境有这种公开的奇观的性质，人们也就有可能诠释它。晋大夫荀偃梦见自己的脑袋被人砍去，这个梦境的意义恰恰是由他的同梦之人解释出来的：
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
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
则可以逞。”献子许诺。（《左传》襄公18. 3，页1035—1036）
巫皋之所以能充当解释者，他的权威不仅建立于他曾在荀偃的梦中出现，还因为他做了同样的梦。而巫皋作为旁观者，他贯穿于荀偃和自己的梦，这也使荀偃的梦显得特别客观，特别有说服力。这里并没有刻意为这个梦赋予任何道德寓意。是不是因为荀偃杀害了前任君主厉公，所以他才会遭到报应，行将就木（《左传》成公18. 1，页906）？厉公意图诛灭荀氏，这会不会使人觉得荀偃无辜（《左传》成公17. 10，页900—903）？我们可不可以为一个杀害昏君的臣子辩护？“讼”这个字表明荀偃是否有罪其实颇具争议。
荀偃重新戴上自己的首级，这是否意味着他是无辜的呢？巫皋没有深究这些往事，他只是预言了未来的事态发展。尽管荀偃梦中有斩首的凶兆，巫皋仍然从中看出了吉祥之兆。他预言荀偃死前齐军将会获胜。巫皋是否因为知道荀偃将死才鼓励他作最后的努力，
这一点我们无从稽考。但无论如何，荀偃庄重地接受了这个预言。最后这些预言也一一应验（《左传》襄公18. 3—4，页1035—1043；襄公19. 1，页1045—1046）。
这里还有个含糊的地方：这段叙事假设荀偃的过去与他最终的成就和死亡有关，藉此解释荀偃死亡的情况和原因。但这则记录并不关心荀偃的心理状况，也没有评价他的性格。相反，《左传》里同梦的情况是一个公开的奇观，这种奇观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和选择，而这些行为和选择往往又形塑了政体的命运。《左传》强调同梦有公开和客观的性质，这与后世的文学作品形成对比。因为，后人往往用“同梦”这个主题来歌颂完美的内心交流，肯定情感投射的力量。
当梦的解析带有历史连贯性，梦境的公开性质也就更为突出。举例来说，鲁昭公准备出访楚国时，“公将往，梦襄公祖”（《左传》昭公7. 3，页1286）。（这次出访特别重要，它意味着鲁国将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即使现在没有任何出土的证据，但中原国家往往把楚国视为蛮夷之地，而鲁国则浸润在周代文明之中。）鲁国大夫争相解释梦的含义。梓慎认为昭公不应该出访，原因是当鲁襄公远赴楚国前，他曾梦见周公，又曾祭祀路神。
周公是周初天子的贤师，又是鲁国的先祖。也就是说，只有像周公这样的圣人才能授权鲁侯出访楚国，其他人并没有这个资格。此外，周公访问楚国，本意是要昭示周室有领导楚国的权威。
鲁国国君赴楚，或有鲁国臣服于楚国的嫌疑，而周公的认可正可以免除这种担忧。子服惠伯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襄公实际上取代了周公的位置，因为襄公曾访问楚国，又曾祭祀路神，他可以引导自己的儿子（《左传》昭公7. 3，页1287）。鲁襄公的权威，可能源于他在访问楚国时展现了自己对礼仪的把握。当时，襄公还未到达楚国，楚康王去世了，因此襄公最终只参加了康王的葬礼。楚国大夫想让襄公把康王的衣服放到他的棺木上。这种仪式只适用于邻国使臣，其他国家的国君这样做，并不切合他们的身份。襄王听从了叔孙昭子的建议，让巫师先用桃棒和笤帚在棺木上扫除不祥——这是君侯参加邻国大臣葬礼的仪式，鲁国的声誉得以挽回（《左传》襄公29. 1，页1154）。鲁国大臣讨论两个赴楚的先例，考虑梦中人物的权威，构想梦中人物替换的原则。这些做法都从不同的层面建构了过去和现在的连贯性，奠定了诠释的基础。
鲁国大夫争论昭公之梦有何含意，这点明了古人其实并不肯定自己应该用什么礼仪来应对梦境。但毫无疑义的是，恰当地诠释梦境可以恢复礼乐秩序。《左传》在记叙事件时往往对这种诠释非常自信。因此，尽管郑大夫子产被当代学者塑造成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但他还是会诠释梦境，还是会解说鬼神的存在。我们无需感到惊讶。子产只是把理性、逻辑、礼乐等知识，延伸到远离人类意识所及的领域。子产出使晋国时，晋大夫韩宣子迎接他。当时，晋平公有病，韩宣子梦见棕熊进入寝宫的门。于是，韩宣子便向子产询问两者的关联。韩宣子怀疑棕熊可能象征复仇的恶鬼。子产向他解释说，棕熊应该是治水失败的鲧的神灵。
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左传》昭公7. 7，页1290）
鲧是大禹的父亲。大禹治水，建立夏朝，也开始了对鲧的郊祭。夏、商、周三代一直奉行这种祭祀仪式。子产提醒韩宣子：晋国作为诸侯盟主，有责任继承三代君主在礼仪上的职能。于是，韩宣子到夏郊祭祀鲧，晋平公的病果然渐渐痊愈。我们可以从《左传》其他地方得知，晋平公的病预示着晋国无法履行霸主的职能。子产的诠释会不会只是又一次提醒我们晋国应当担负起自己领导中原的责任？正如第二章所述，晋平公的母亲来自杞国，杞国国民理应是夏禹的后裔。晋平公要求其他国家一起维修杞国的城墙，最终惹来众人的怨恨，削弱了晋国的霸业（《左传》襄公29. 8，页1158）。《左传》会不会刻意利用这则记录来证明晋国与夏朝的后裔有关？从《左传》自身的逻辑来看，上述的记录说明了一个人如何利用“历史”知识来诠释神秘的梦境，并藉此恢复礼乐秩序。然而，《左传》出现的这则故事也证明了礼制的混乱：子产表明晋国应该向夏的先祖献祭，
但与此同时，晋、夏之间的联系招惹了不少争执，晋国与其他诸侯之间的关系亦因此而受到影响。
子产阐述他如何安抚伯有的灵魂，也与上述事例如出一辙。伯有是郑国的大夫，他在郑国宗室斗争中遇害。后来，他在郑国人的梦中出现，声称要杀掉他的仇人。这些预言一一成真。于是，子产重新立伯有的儿子为大夫，使他拥有向父亲献祭的资格。子产解释道：“鬼有所归，
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左传》昭公7. 9，页1292）梦境成为鬼神发泄不满的场所。同时，这也揭露了礼制的混乱，其中人间与神鬼的世界之间有种不安的张力。然而，我们可以抑制这些梦，因为包括鬼神在内的所有事物，都有他们应有的位置。只要我们把这些事物放到他们的位置，就能通过祭祀仪式安抚他们。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控制和秩序的主题。
礼乐秩序的恢复，说明梦境与清醒的状态之间有着潜在的连续性。同样，人间与鬼神的世界之间也有着流动的边界。子产认为，伯有可以化为厉鬼，原因是他的宗族三代都掌握着国家的政权。而且，他用物精多，魂魄也就更加强大（《左传》昭公7. 9，页1292）。家族历史和生前的物质条件决定了鬼神的威力，包括他们在梦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因为过去与现在连续不断，梦境与现实互为因果，所以《左传》中的梦才有可能被解读。正因为如此，《左传》总是从祖先和起源论述梦境。书中记载与劝谏有关的梦，总是由死去的父亲或先祖提出规劝和提醒。至于有预示意味的梦（比如，公室的覆灭）往往会触及起源；有时我们必须利用起源来解释这类梦境的含义。例如，有个曹国人梦见一群君子讨论曹国的灭亡，曹国的先祖振铎请求众人先等待公孙强。于是，那个曹国人告诫儿子必须在公孙强当上执政时离开曹国，而他的儿子最后也遵从了父亲的嘱咐。《左传》在曹国灭亡前一年以倒叙的方式回溯了这一场梦（《左传》哀公7. 5，页1644—1645）。
曹国先君在梦里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但即使梦里的意象非常隐秘，《左传》也可以自信地解说它们的意义，因为古人假设了现实生活的各种符号也能应用到梦的诠释上。举例来说，阐述礼制的文献往往特别注重位置和方向。《左传》有一个例子，位置和方向恰恰决定了梦的意义。“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庐门之外，已为乌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曰：‘余梦美，必立。’”（《左传》哀公26. 2，页1730—1731）得和启都是宋景公的养子。景公死后，二人为争夺王位，反目成仇，得最终获胜。根据一些阐释礼制的文献材料所述，南面意味着生命、地位的提升、君主之位等，而北向则代表屈从和死亡。这些文献材料往往与《左传》同时，有些则在后来编撰成书。
到了更晚近的时候，不少传说都把乌鸦联系到大火和太阳的意象。这些传说把乌鸦塑造成吉祥之兆：红色的三足乌鸦预示着武王克商。凭借这些文化符号的影响，这里的诠释得以变得更具效力。
《左传》还有另一个例子同样以文化符号为基础来解释梦境。晋军的将士吕锜梦见自己在*陵之战中用箭射中月亮，但却在后退时陷入了泥潭之中。占卜者解释了这些神秘的意象有何含义：“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左传》成公16. 5，页886—887）吕锜确实射中楚共王之目，最后自己也被射死。姬是周王室的姓氏。有些与周室有血缘关系的诸侯，比如晋国的国君，他们都是姬姓。占卜者的解释假设姬姓和其他“异姓”诸侯之间有尊卑之别，这可以模拟为日月之间的关系。这种诠释无疑肯定了周室的权威，并假定了其他国家应当效忠和服从周天子。我们不难想象，得的梦确立了他继位的合法性，吕锜的梦则证实了楚国应当服从晋国。《左传》所涵盖的时间跨越二百多年，尽管在这段时间里，位置和方向的文化意义没有太大变化，但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却有很大变化。很多人争论姬姓国家与其他异姓国家之间应当如何相处。因此，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对应关系看似清晰易懂，其中却可能已包含了个人的立场与想法。
每当有人在梦中或释梦时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变得问题重重。当人梦到死亡的信息——尤其当做梦者梦到自己的死亡，他们很可能会质疑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甚至会尝试操控梦境的意义，制约其预示的力量（假如叙事的重心没有集中在做梦者身上，上述情况未必会发生。上文提到荀偃和吕锜的事例，两个故事的焦点都集中在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参战国家的命运上）。有关死亡的梦境使诠释的行为变得更加迫切。就好像古人要在诠释梦境时，重新掌控自己的梦境一般。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晋景公的梦。他梦见自己所消灭的一个宗族的祖先化为厉鬼。梦中复仇的鬼魂力压晋侯，预示着晋侯难逃一死。这则预言可能只是再次证明《左传》的叙事曾经受到晋国卿族的影响。这里所谓晋国卿族，指的是赵氏。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左传》成公10. 4，页849—850）
晋侯的两个梦分别与巫、医的说法互相印证，他的死也对应了小臣的梦，这一切都确立了梦和梦的解析其实是公开的公务。晋侯的两个梦恰恰相反，互相对照。他的第一个梦牵涉复仇，另一个梦却与保护自己的阴谋有关。复仇的鬼魂打破了一扇又一扇的门，逐步闯入了晋侯认为自己所拥有的空间之内。这里的动作方向朝内。另一方面，两小儿以外化的方式显示了晋侯的疾病。他们由身体的内部向外移动。他们本身隐藏在晋侯之内，外物无法到达。可以说，他们都是晋侯身体的一部分。与外在的破坏力相比，一个人似乎更易接受自己梦见破坏的因子从身体内部扩散开来。这里仍留下一丝控制的意味，晋侯似乎“拥有”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死亡。晋侯极力重申这种自主性，于是他努力逃避鬼魂的威胁，拒斥桑田巫的预言，却接受了医缓的诊断结果。这种强调人的力量，也与小臣之梦互相呼应。晋侯企图逃避噩梦，最后却让别人梦见自己奇异的死状。
梦的解析使《左传》里的诠释行为更具戏剧性，这些诠释的记叙也因而由“私”变为“公”。一旦有人把梦境的意象破译成判断的文字，梦的意味和信息就再也无法逆转了。鲁大夫声伯做了一个梦，梦境似乎预示着自己即将死亡。他尝试控制这个梦的含义，但当他鼓起勇气去为这个梦占卜时，他的尝试也就瞬间失败了。《左传》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记叙了这个故事：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
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左传》成公17. 8，页899）
声伯之所以认为他的梦预示自己死期将近，原因是古人一般把琼瑰放进死者嘴里。三年后，当他的部属逐渐壮大，他以为这个梦已经应验。他以为琼瑰代表自己的部下，自己从属日渐增长，也就意味着他梦中的景象成为事实。他遵从这种逻辑试图控制梦的含义。但是，当他自信已经能把握自己的梦时，命运却嘲弄了他。一旦声伯寻求占卜，梦境的意义化为实体，死亡的征兆化为言辞。这样一来，梦的意义也就公之于世，成为无从逃避的命运。
当梦的寓意模糊不清，梦的内容昭示了各人对礼制有不同的看法时，诠释行为也就变得困难重重，控制和秩序的观念也可能因此而瓦解。有些人看似极有权威，但他们也可能在梦中发出不符合礼制的命令。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闲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左传》僖公31. 5，页487）
启建立了夏朝，而相则是夏启的孙子。相本来在帝丘居住，帝丘后来成了卫国的都城。因此，他是否有资格享用卫国的祭祀也就成为问题。宁武子认为只有继承夏朝血统的国家（杞国和鄫国）才有责任向相献祭。这件事的关键在于：鬼神和先祖的主权到底应该由血缘决定，还是取决于领土的地理位置？两种选择都限制了某一方的力量，因此也就留下了争辩的余地；梦中康叔的命令也就没有确定的权威。
《左传》有些事例中，误导人的梦似乎会强调人的力量和责任。晋大夫赵婴与侄媳赵庄姬私通。他的兄弟赵同和赵括想把他赶到齐国。赵婴认为自己虽然犯错，但只有他能够保护赵氏免受其他宗族的攻击。他的兄弟并没有理会他的说法。
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
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左传》成公5. 1，页821—822）
这一则叙事支持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行为最终会决定人的命运，这与上天承诺的庇佑没有关系。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上天的征兆含糊不清：“福”也可能指得到放逐，因为这样他才可以逃避更严重的惩罚。错误的行为得到惩罚，这一点似乎说明了梦中超越人类的正义其实暧昧不明，甚至毫不重要。假如我们把赵婴的故事置入上下文中，我们会发现这则记叙有更复杂的反讽意味。赵婴的预言变成事实。他过去的情人赵庄姬诬陷赵同、赵括密谋反叛，赵氏一族几乎全数灭亡（《左传》成公8. 6，页838—839）。这样一来，不惩处赵婴，确实对赵氏更加有利。
当语焉不详的梦误导了品行正直的人，这种梦也就更加令人不安。鲁国大夫叔孙豹聪明贤达，但却被自己的梦摧毁了。《左传》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追溯了这个故事：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
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左传》昭公4. 8，页1256—1257）
庚宗之女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牛”，这确认了其生父的身份。同时，叔孙豹也借此证明了梦中之人正是自己的儿子。这里的梦境也同样有“公”、“私”两个面向。叔孙豹向自己的手下描述了梦中人的形象，又要他们牢记此事。当他遇见自己的儿子时，他把自己的手下召集起来，一起看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梦，使他“使为竖”的任命更加合理。叔孙豹与地位卑微的女子私通，偶然诞下了牛。牛制造谣言离间了叔孙豹和他的儿子孟丙、仲壬之间的关系。最终，牛设计杀害了孟丙，又驱逐了仲壬，并在叔孙豹病重之时截断其饮食，从而使他饿死。梦中之人非但没有成为叔孙豹的得力助手，反而最终毁灭了他。
然而，即便这里的梦有误导的性质，它也建立了一种新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个梦建立在诠释的动机上，它试图解释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为什么会败落。在《左传》的其他地方，叔孙豹因品格正直、广博多闻、多谋善断而闻名。人们可以通过《左传》的上下文重新构想此梦的道德意旨。是否因为叔孙豹与庚宗之女私通，所以他才受到惩处？但是，这种放荡行为似乎不应招来如此严重的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不成正比，尤其当《左传》把叔孙豹和他的兄长叔孙侨如相提并论时。侨如的身影围绕着这个梦境：叔孙豹离开自己在鲁国的宗族，原因是他预见了叔孙侨如与成公之母穆姜私通的恶果。后来，他回到鲁国，目的是替代兄长的位置，继承叔孙氏。叔孙豹离开齐国时并没有通知侨如，大概是他不满兄长又与齐灵公之母声孟子私通。
这个含糊的梦既说明了诠释的局限，也显示了古人相信有必要为每件事情提供解释。如果没有这个梦，《左传》就无法解释叔孙豹何以会有如此粗疏的判断。《左传》把这个含糊的梦置入叙事之内，既解释了他的行为，同时也有不去解释他的行为的意味。可以说，这个梦说明了叔孙豹为何会误信自己的私生子。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人物的缺点（缺乏判断力）变成了一种可能以“外在原因”（这个梦）来说明的东西。这（非礼的惩罚）在道德体系中也就更加合理，即使这种道德的原则有时并没有一致地套用到叙事上（考虑到他那更荒淫无度的兄长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还可以继续过着富足的生活）。
“初”字是一个表示倒叙和提供解释的时间标记。《左传》在记叙叔孙豹去世的那一年，就用了“初”字来开始叙事。到了牛被打败，秩序得以恢复时，《左传》再次用上“初”这个字来引入叔孙豹出生时的预言。当叔孙豹出生时，他的父亲用蓍草为他占卜，得到明夷卦变为谦卦（即明夷的初爻由阳爻变为阴爻，整个卦象即变成谦卦）。明夷初九爻的爻辞这样说：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这一爻的爻辞很可能是后人回溯往事时刻意加进去的。因为“三日不食”与“有言”的说法都很符合叔孙豹的死亡。卜楚丘的预言是：“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他的诠释扩充了垂翼、饥饿、谗言、毁灭的意象。太阳在低位（旦日为三）能与卿大夫之位相提并论，两者又与“三日不食”有关。明夷和谦的内卦分别是离和艮。离代表火，艮象征山，因此卦象有山被火焚毁的意味。艮又象征语言，谗言在叔孙豹的家种下了不和的契机。叔孙豹通过寻找和命名“牛”来控制梦的寓意，但这个预言表明“牛”这个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他的命运。明夷和谦的外卦是坤，坤与牛的意象相连。
正因为叔孙豹的死看起来太不合情理，所以《左传》增加了这则预言，利用命运的观念来作解释。
当《左传》指向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神秘感应，这种误导人的梦也就成为随意的宿命的一部分。人在其中，不过是鬼神的玩物。吊诡的是，由于《左传》引入或允许有不同的诠释方法，难以解释的梦也就显示了人如何操控因果、意义和解释行为。因此，对于如何理解天人之际，我们可以从意义含糊的预兆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古人如何掌控征兆，这个问题是称霸的关键。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处理称霸的论述。另外，我们也会在下一章继续讨论这两个寓意有争议的梦，分析这些梦如何为君主的霸业服务。
在《左传》的大多数例子里，梦的意义清晰可见，解释了事件的起因，构成了秩序井然的体系。尽管如此，《左传》同时也对扑朔迷离、随意任性的梦很感兴趣。这些梦的诠释，探讨了宇宙的秩序与随意的宿命之间的界限，也分析了天道和人力之间的分野。因此，诠释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控制意义的尝试。换句话说，天命与人力相对这耳熟能详的说法，既可以套用到《左传》所描写的行为，也能够适用于书中所载的诠释上。解释的权威有时来自某些现成的模拟（如棕熊象征鲧的神灵，又如口含琼瑰即代表死亡），这些模拟促使礼乐制度和宇宙秩序变得更为严密。有时古人也会刻意塑造事物的对应来确立解释的权威。这种做法，可能源于他们要令某件事情更符合道德规范，也有可能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类事例。《左传》在诠释时展示出不同的假设和态度，这也说明了这部文献有不同的来源，又或者掺杂了不同时地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