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象

《左传》有不少叙述，往往假设人间的情势有迹可寻。只要人能够把握这些迹象，他的行为就会变得更有效用。当金斯伯格讨论由线索建构出来的知识体系时，他开玩笑说：“也许，真正的叙事观念（不同于魔咒、符箓或祝祷）源于以狩猎为生的社会，因为两者都与辨认痕迹的经验有关。” 当然我们无法验证金斯伯格的假设，但《左传》却与他的说法相映成趣。辨认痕迹的做法，除了与狩猎的过程相似，它还在战争的环境下再现。《左传》里有些例子，战争本身的叙述非常简洁。这些叙述只交代了统帅饶有深意的命令和战争的结果。整篇叙事真正的重心在于战争之后的解释——解释统帅或谋臣如何把握线索和征兆，从而作出军事上的决定。

例如长勺之战，鲁军的曹刿一直没有进攻。直到齐军三鼓以后，他才发动攻势。他在下令追击之前，还认真地观察了齐军败走的痕迹。他后来解释说：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10. 1，页182—183）

对垒双方互相猜度为这场战争的描写营造出紧张的气氛，两军对对方的解读与误读也令这则记叙更具张力。楚军进攻郑国，却在面对郑国敞开的内城城门前裹足不前。他们最终决定撤退。由于郑国根本没有足够的物资抵抗楚国，郑军只能装腔作势。 郑人本来已经准备逃走，但直到郑国的间谍回报说“楚幕有乌”，他们才作罢。“楚幕有乌”四字总括了整个情势的逆转：因为只有驻军的帐篷已然荒废，乌鸦才会聚集。诸侯救援郑国，援兵在前一天的晚上已经到达郑国境内，因此楚军就在夜里溜走了（《左传》庄公28. 3，页242）。

在许多例子里，制造假象和解读征兆的能力，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一点屡见于兵法之中。《左传》里有不少著名的战争，胜败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两军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能否正确判断敌我双方的形势，是这些战争的重点。因此，《左传》的叙事往往把焦点放到这些猜度上，它并不关心道德的问题。平阴之战正好说明这种叙事的倾向。这场战争意味着齐国拒绝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其中：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 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 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左传》襄公18. 3，页1038）

晋军统帅成功利用了齐灵公的畏惧心理。之前，晋国的将领就曾到处宣扬晋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实力。当时，齐国大夫晏婴已经留意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 （《左传》襄公18. 3，页1037）。

齐、晋两国交锋以晋国称霸为背景。一方面，礼乐的氛围一直萦绕整个晋国称霸的过程。当晋侯在温地宴请诸侯，齐国使臣却赋《诗》失当，这件事也就戏剧性地表现了齐国的不满（《左传》襄公16. 1，页1027）。 与之相对的是，当齐国侵犯鲁国时，鲁国派人出使晋国求援。当时，鲁国使臣娴熟地引《诗》与晋国大夫唱和。借着这些端庄得体的应答，鲁国使臣既确保了晋国将支持鲁国，又肯定了晋国的盟主地位。（《左传》襄公16. 5，页1028—1029）换言之，齐国尝试违抗晋国，乃至晋国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霸主地位，整个过程都由赋《诗》这一共有的传统表现出来。齐灵公犯下了不断进犯邻国的罪责（《左传》襄公2. 2，页920；6. 7，页947—948；17. 3，页1030—1031）。 他死后的谥号“灵”也说明了后人对他的统治多持负面评价。

然而，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并不能从战争本身的记录看出任何明确的道德判断。《左传》往往在记叙两军实际交锋的时候，把各种试探、算计，乃至临阵应变的权宜措施同时描写出来。甚至在齐灵公已然中了晋军的计谋时，晋军仍毫无和解的诚意，他们的军纪也非常散漫。当绝望的齐灵公坚持要逃到远方的邮棠时，齐太子即提出：“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左传》襄公18. 3，页1040）

三位晋国大夫在阐释自己何以得出“齐师其遁”的结果时，展示出微妙的差异。固然，乌鸦的出现和马匹的叫声都可显示齐国已经撤军。但从乌鸦的叫声中解读出它们的情感，这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占卜术，这种占卜术只有师旷才能掌握。《左传》另有一则故事，同样描写了各大夫如何在战场上衡量敌军。在这里，预言与推测的思考模式并置在一起。

晋人闻有楚师， 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左传》襄公18. 4，页1043）

这些“预言”出现在楚国失势的各种记录之前：楚将子庚并不愿意领兵伐郑，可是楚康王却错误判断了当前的局势。子庚在楚康王的猜疑下，迫不得已率兵攻打郑国。子庚的疑虑，以及郑国对楚军进犯早已严阵以待，都引导我们从人事的角度解释楚军的败退。晋人的预言不过是为这些从人事出发的解释增加了一些超越人力的因素而已。师旷的占卜术屡见于《左传》，这次他从音律的角度展示了自己的预知能力。 董叔所谓“天道”指的是岁星的移动，公元前555年岁星在西北的位置（十二地支的“亥”）。董叔可能是著名的史官董狐的后人——古代史官多掌管天文历法，在这里，董叔展现出他作为史官的能力。《左传》经常把叔向描绘为睿智的进谏者，他往往从人为因素切入。叔向与卜祝和史官不同，他提出了判断的原则，而非具体的论断（即使《左传》里有大量反例，有些品德败坏的诸侯也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南风力微、岁星移位、楚王德行的败坏错综交叠，一起预示了楚国的败亡。然而，《左传》把叔向的判断放到最后，他的说法因而显得特别权威。即使叔向所述未必精确，但整段文字似乎因他的观察而一锤定音。 zAEcPAbmY1fWZQa3BsnGF3vMTU0L40VAKnOuZmdQnbid9QmQm3dgi6nWJHbkDv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