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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和诊断晋平公的疾病时，他曾把失当的音乐当成沉迷女色的模拟。五音、五色、五味能准确地反映天之“六气”（阴、阳、风、雨、夜、昼）。过度刺激感官会令六气逆转，化为“六疾”。“不节”、“不时”的性爱就是这类疾病的一个显例，因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左传》昭公1. 12，页1222）。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左传》往往会从一个人在性爱方面的道德操守判断他的性格和命运。
医和认为平公的病因是“好淫”，这种纵情声色的心态早在六年前就影响了他的政策：当时晋平公拘捕了流亡的卫宪公，又支持驱逐宪公的卫国大夫孙氏和宁氏。直到卫国的公主被相继送入晋平公的后宫，平公才释放卫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左传》襄公26. 12，页1124）。这些来自卫国的夫人，必定和晋侯一样姓姬。在医和下诊断的同一年，郑大夫子产指责晋平公违反同姓不婚的禁忌，并认为这正是平公生病的原因之一（《左传》昭公1. 12，页1220—1221）。从各种描写卫国君臣权力斗争的记录来看，卫国君臣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例子比比皆是。晋国为了扩大它对卫国的影响力，一向都有介入这类纠纷的习惯。君子并没有评论晋平公释放卫侯背后的道德涵义，他仅仅指出了因色欲而作出的政治决策预示着晋国的衰微。
晋平公的父亲悼公是最后一个提出称霸理想的晋国国君。平公在位期间，晋国衰败的迹象随处可见，这些迹象几乎全都与女人有关。晋平公受到其母的影响，召集诸侯修筑杞的城墙。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国君之女，而杞国国民理应是夏禹的后裔。修筑城墙一事激起了各国诸侯的不满，有人指责平公逼迫与周室有关的诸侯倒向夏朝的遗民（《左传》襄公29. 8，页1158）。在晋平公与齐国少姜的婚礼，以及不久以后平公为少姜举行的葬礼上，各国诸侯都必须交纳贡赋。这为各诸侯带来不少负担，因此也就造成很多国家的不满（《左传》昭公2. 2，页1228—1229；昭公3. 1，页1232—1233）。晋平公不恰当的两性关系，还可联系到更广义的穷奢极欲上。虒祁宫正可反映这一点。据师旷所言，虒祁宫如此铺张浪费，又打破了天地的平衡，致使晋国的石头也能开口说话，这一切都预示了灾难即将降临晋国（《左传》昭公8. 1，页1300）。晋国建虒祁宫以展示其权力，这必定会疏远晋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左传》昭公8. 1，页1301；昭公13. 3，页1353）。《左传》里另一拥有霸主地位的国家是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国力迅速衰落。这也与齐桓公沉迷于淫乐有关。“齐侯好内，多内宠。”（《左传》僖公17. 5，页373）齐桓公先后娶了三个夫人和六个宠姬，因此继位的顺序也就非常混乱。桓公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展开了激烈的王位之争，齐国也因此一蹶不振（《左传》僖公17. 5，页 373—376；18. 3，页378）。
两性关系的仪节理应是其他礼仪的标准。楚国在泓水之战中打败了宋国。楚军回国时，途经郑国，于是郑文公的夫人就到柯泽去慰劳楚成王。楚成王派师缙把俘虏和所杀的宋军的左耳陈列出来。君子批评这一举措有违礼法：妇人到柯泽迎接楚王，已跨越了女性的界限；军事和女性两个领域本该分开，楚国把战争所得的收获展示出来，也就把军事和女性两者相混同。接着，楚成王到郑国接受飨宴。宴会以后，郑文公的夫人文芈送楚成王回军营。楚王回国时，还带走了郑国的两位侍妾。
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左传》僖公22. 9，页400）
六年之后，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左传》僖公28. 3，页452—467）。十三年之后，楚成王死在自己的长子商臣手上（《左传》文公1. 7，页513—515）。对现代读者来说，楚成王在两性关系上态度散漫，这与他战败或被杀，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在《左传》的体系里，逾越道德礼教就意味着“无别”，“无别”会在不同的范畴里给人带来错误的决定和考虑不周的行为。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宋襄公因为恪守“古礼”，所以才在泓水之战中战败，他称霸的理想也因而落空。君子对楚成王违礼的批评，也是在泓水之战后。由此可见，楚成王的负面评价其实也响应了《左传》对宋襄公的指摘——楚成王的故事重新肯定了传统的道德礼制，它也反驳了那种隐隐可见的对古礼的轻蔑。
处理两性关系失当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特别有解释力量：第一种是当因果关系不能立刻展现出来的时候；第二种则是当因果关系并没有深刻的道德涵义的时候。郑国太子忽到陈国迎娶妫氏，他们先结婚，然后再到祖庙祭拜先祖（“先配而后祖”）。当时，针子负责把新娘从陈国护送到郑国。针子评论此事道：“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左传》隐公8. 4，页58—59）在《左传》的其他章节，太子忽的英勇备受推崇，因为他曾率领士兵击退戎军。太子忽在拒绝齐人提亲的事情上，也显示出他的智谋。当时，太子忽拒婚的理由是齐国过于强大，不是郑国适合的联姻对象。这说法赢得了君子“善自为谋”的称颂（《左传》桓公6. 4，页113—114）。总的来说，我们似乎没法为太子忽悲惨的下场找到合理的解释。太子忽在父亲去世后，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篡夺了王位（《左传》桓公11. 3，页132）。虽然忽后来重夺王位（《左传》桓公15. 3，页143），但仅仅两年后他就被暗杀了（《左传》桓公17. 8，页150）。按照《左传》的记录，太子忽唯一一次违背礼法，就是他没有在完婚前向祖庙献祭。可以说，《左传》收录这件事，目的就是要解释他那别无解释的败亡。
《左传》里的女性有时能带来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女性的角色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她既身为人妻，却又是别人的女儿；她既出生在娘家，却又生活在丈夫的国度。《左传》里有个难忘的故事：郑厉公对权臣祭仲有所顾忌，于是派了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雍纠的妻子雍姬得知此事，便问她的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15. 2，页143）于是，雍姬向父亲告发了丈夫的阴谋。祭仲杀了雍纠，又放逐了郑厉公。郑厉公带着雍纠的尸首逃离郑国。他针对雍纠的失误而破口大骂：“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左传》桓公15. 2，页143）这是《左传》中一个没有明确道德界线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展露了他们奸诈和无情的一面。故事里的五个人全部都参与过暗杀的阴谋。祭仲权倾朝野，他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驱逐自己的君主。郑厉公本来就是个篡位者；正因为有雍氏的计谋和祭仲的配合，厉公才能登基（《左传》桓公11. 3，页131—132）。
这个故事的“教训”与雍姬母亲所提出的论调无关，因为从雍姬母亲自身的利益来看，她的丈夫当然比她的女婿更加重要。事实上，这个故事的“教训”正在于郑厉公最后对“谋及妇人”的批评。
每当女性思考自己的选择时，我们总会感到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变幻莫测，而且混乱的状况也似乎潜伏在这些考虑之中。有些女性为了两国结盟而嫁到其他国家，最终却因有人以为自己偏袒祖国而引发纷争。这些女性的思考，最能使人感受到以上所说的流变和混乱的感觉。正如上文所述，晋平公的母亲（即晋悼公的妻子）劝服自己的儿子为她的祖国杞修建城墙。由于晋国把修建杞国城墙的责任强加到其他国家身上，各国诸侯因此非常不满，晋国的盟主地位也因而受损。后来，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嫁给了秦穆公。韩之战中，晋国被秦国打败。穆姬得知堂兄晋惠公成为战俘，于是便以自己和儿女的性命要挟秦穆公，要求秦穆公释放晋惠公（《左传》僖公15. 4，页358—359）。《烈女传》把穆姬列入“贤明”一类；然而，她过人的勇气、卓越的见识，全部都只为晋国服务。她根本没有考虑到秦国的利益。《左传》有另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故事：秦穆公的女儿文嬴嫁给了晋文公。秦军在殽之战中战败，于是文嬴便向儿子晋襄公求情，要求他释放俘获的秦国将领。最终晋襄公把俘虏放回秦国，这个决定使晋国的将领感到非常愤怒（僖公33. 3，页498—499）。
当一个女人跨越了家族和国族的界限，她便变成了潜在的颠覆力量。
《左传》里还记录了不少行为放荡、野心勃勃的女人。这些记录除了说明她们如何逾越规矩、造成混乱，还展示了她们所挑起的情欲如何改变国家的命运。最典型的情况是她们超越或挑战了一些道德界线——这些界线往往是合法的继承、君权、君臣关系的基础。因此，我们会看到有些母亲为了自己心爱的儿子，不惜谋害合法的继承人，诸如郑庄公的母亲（《左传》隐公1. 4，页10—16）、卫国的宣姜（桓公16. 5，页145—147）、晋国的骊姬（庄公28. 2，页238—241；僖公4. 6，页295—299）、齐国的棠姜（襄公25. 2，页1095—1098）、宋国的弃（襄公26. 8，页1117—1119）。有些女子则因为与人通奸，引发公室与卿族之间的对立，又或因通奸而使两个国家关系恶化。这些女子包括鲁国的文姜（桓公18. 1，页151—152）、哀姜（闵公2. 3，页262—263）、穆姜（成公16. 5，页890—891；襄公9. 3，页964—966），还有齐国的声孟子（成公16. 11，页894；成公17. 6，页898）、棠姜（襄公25. 2，页1095—1098）和宋国的南子（定公14. 8，页1597—1598）。《国语》详细记录了褒姒如何导致周朝的衰亡（《国语·郑语》，页519）。
另外，《国语》讲述“骊姬乱晋”的故事也比《左传》详尽。《国语》里，史苏警告各大夫要提防骊姬。他的说法使红颜祸水的论调更能广泛套用到不同的时代。按照史苏的看法，所有倾国倾城的女子似乎无一不与朝政日非和亡国之君扯上关系（《国语·晋语》1. 2，页255）。当然，《左传》和《国语》也不乏聪明贤惠的女性，但她们明智的判断影响有限，根本无法左右大局。
《左传》中有一些例子，因果关系并非不言自明。因此《左传》刻意把美丽而放荡的女人铺写出来，把她们视作事件发生的“充分理由”。这一点从《左传》的隐含作者或预言家身上可以看到，当他们尝试看穿事情的谜团，从中把握那一结合了各种隐喻、偶然和必然的动力的符号，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女性就是这个符号。或许，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例子，就是声名狼藉的夏姬的故事。夏姬是不少事情的“始作俑者”，但《左传》从未直接描写她。她没有说过多少话，我们只能从她挑起的情欲，以及随之而来的灾祸，来窥探她这个人。吊诡的是，她在叙事中的缺席，却象征了她巨大的权力和她身上所承担的解释能力。《左传》首次提到夏姬，背景是她与陈国的君主（陈灵公）和两位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都有奸情。他们在朝堂上展示夏姬贴身的汗衣，又拿和她亲昵的关系开玩笑。一位大夫向陈灵公进谏，最终却在孔宁和仪行父的要求下被杀。陈灵公也默许了这次谋杀（《左传》宣公9. 6，页701—703）。夏姬纵情滥欲，也令人怀疑她儿子的生父是谁。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左传》宣公10. 4，页707—708）
于是，楚庄王移兵陈国，以“恢复纲常”——夏征舒因弒君而被杀，楚国吞并了陈国，把它设置为县。然而，楚庄王不久又恢复了陈国的主权（《左传》宣公11. 5，页713—716）。十年之后，楚大夫巫臣与夏姬私通。这时候《左传》回顾了夏姬如何在楚庄王伐陈以后，成为楚国君臣的争夺目标。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
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
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
弒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
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
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左传》成公2. 6，页803—804）
没有太多人关注巫臣的心理。究竟他说出那种肯定周初制度、强调礼法的传统论调，是否只是出于私利？还是他真的相信那种说法？巫臣精彩地论述了夏姬将破坏合法的政治权威，又提出夏姬将为他人带来厄运，但十年之后，他设计了一个骗局。他让夏姬先回郑国（借口是要找回连尹襄老的尸首），然后自己到郑国聘她为妻，随后二人再一同逃往晋国（《左传》成公2. 6，页804—806）。子反得悉自己被巫臣欺骗，怒火中烧，于是他联合楚国的令尹子重（他与巫臣有其他过节），一起杀死了巫臣的族人（《左传》成公7. 5，页833—834）。巫臣为报灭门之仇，请求以晋国使臣的身份出使吴国。巫臣教吴人使用战车，又向吴人传授兵法，接着还煽动吴国背叛楚国（《左传》成公7. 5，页834—835）。夏姬对楚国分裂和吴国兴起影响至巨，可以说她正是决定《左传》后半部分权力分布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
在夏姬的故事里，动机、情欲、机会互相影响。《左传》的其他地方把这种复杂的关系变为单纯的理论，并运用这套理论解释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假如一个人行为正直，他的家族怎么会惨淡收场？晋大夫叔向乃羊舌氏的子孙，他素以正直和才智闻名于世。《左传》交代了羊舌氏被灭族以后，又告诉我们：“初”，叔向想要娶夏姬和巫臣的女儿为妻，叔向的母亲则想从自己的家族里挑选她的媳妇。叔向害怕母亲的嫉妒之心会在自己的家庭滋长，便说：“吾母多而庶鲜，
吾惩舅氏矣。”（《左传》昭公28. 2，页1492）于是，叔向的母亲便以正室的身份，为自己的嫉妒之心辩护：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闲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左传》襄公21. 5，页1061）
《左传》把这个预言收录到公元前552年的记录之中。同年，叔虎因卷入栾氏的阴谋，最后被晋国正卿范宣子杀死（《左传》襄公21. 5，页1058—1059）。《左传》从来没有提过叔虎有什么品质可媲美“龙蛇”。他的英俊和勇力赢得了栾怀子的欢心，但当栾氏因为一场巨大的阴谋而牺牲时，叔虎也跟着被杀了（栾怀子的母亲是范宣子的女儿。她和一个家臣私通，几乎因此毁了整个家族。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她向范宣子毁谤栾怀子，说栾氏正密谋对付范氏）。一个人的品性很难解释他为何会莫名其妙地牵扯进晋国宗族间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中。有人或会为了报复而促发这些斗争；有人或因贪图权势而挑起争端；有人或会为了自保，所以才在危机降临前先下手为强。无论如何，栾怀子和叔虎都是无辜的牺牲者。
这些有关权力斗争的叙述，由客观地描写各人的纠纷，转而尝试寻找意义更广的道德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提供的预言非常随意。这个预言的解释能力，主要来自当时的人都意识到与晋国公室有关的宗族正面临威胁，以及他们都对美人足以倾国有所畏惧。只有美人那种神秘的破坏力，才能解释为何一个正直的人会有满门覆灭这种下场。
叔向母亲的嫉妒之心或许会左右她的判断，然而，她说的话也毫无疑问地展示了她的权威
（同样地，即使巫臣垂涎夏姬的美色，他提出夏姬之美能带来危险这个忠告却并不因而无效）。羊舌氏被灭族以后，《左传》立即回顾了她当年的预言。叔向的母亲再次以预言者的权威身份出现。她征引了无数的历史先例，借此反对叔向与夏姬、巫臣之女结合：
“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
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
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左传》昭公28. 2，页1492—1493）
“甚美必有甚恶”，任何事情走到极端，都会失去平衡，从而带来危险。在所有逸乐和欲望的矛盾当中，极致的美丽最容易备受指责。周室的王子晋在劝谏周灵王不能任由自己按一己喜好行事时，曾经引用过一句话：“祸不好，不能为祸。”（《国语·周语》3. 3）“好”这种欲望可以削弱一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力；“好”经常标示出人如何参与了自己的毁灭。但在叔向母亲的言论中，极致的美丽代表了一种神秘的世代相传的危险，而这种危机并不一定与欲望有关。因此，即使没有任何文献提到仍氏之女私德有亏，我们也看不到她和她的丈夫夔有什么不合礼法的举措，她还是生下了邪恶的伯封。同样，《左传》也没有记录伯石的恶行或其母的美艳，它只是暗示了夏姬极致的美丽所潜藏的危险也会遗传给自己的女儿。《左传》在插叙叔向与他的母亲的这段对话之前另有一则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伯石（即引文的杨食我）似乎只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的疏忽，才导致他整个宗族的覆亡。
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诗》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遂执之。祁胜赂荀跞，荀跞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钧将皆死，慭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以为快。”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左传》昭公28. 2，页1491—1492）
叔游认为道德原则在混乱的时代不得不屈从现实的考虑。他征引了《诗经·大雅·生民》里的诗句。“孔子”曾引用同一句诗来批评泄冶，因为泄冶就夏姬之事劝谏陈灵公，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左传》宣公9. 6，页702）。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诗经》的那句话似乎暗示了一个人应该为了自保而调整自己的道德立场。《左传》的叙述认同祁盈有权惩罚放荡的家臣，它甚至认为祁盈惩处他们有道德上的依据。然而，当祁盈的手下采取主动，把祁胜和邬臧杀了，局势也就完全失控了。最后晋顷公以伸张正义为借口，私自消灭了祁氏和羊舌氏两族。司马迁在讲述晋国历史时，曾这样总结上述故事：
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卷39，页1684）
六卿当中，范氏、中行氏（荀氏）、智氏三族在《左传》完结之前已经覆灭，余下的韩氏、赵氏、魏氏三家则在后来瓜分了晋国。
从叔虎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权力和政治的论述，背后总存在分歧。一方面，《左传》收录了所有的计算与妥协，同时它又尝试为这些史事提供一个道德的解释。正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才让《左传》与其他寓言故事有所不同。举例说，当叔向的母亲出现在《列女传》的“仁智”中，
文中并没有提及她对叔虎之母的嫉妒，也没有说明伯石可能无辜。这些没有出现在《列女传》里的细节，很可能会削弱叔向母亲的说服力。据《国语》所载，叔向的母亲在伯石和自己最小的儿子叔鱼出生时，就预言了他们的厄运（《晋语》8. 3，页453）。《列女传》收录了这些预言，又补充说伯石、叔鱼“皆贪不正”，但书中却始终没有提及他们卷入晋国权力斗争的背景。
《左传》尝试着追溯往事来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它提供的“起因”建基于一系列的先例，而这些例子则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法则：悲惨的结局与惊艳的美人有关。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从道德观念出发的解释：叔向的母亲只是单纯运用历史的先例，“证明”美艳的女性会生出奸邪或不得善终的后代。《左传》甚至没有提过叔向娶回来的妻子是否真的漂亮，大概身为尤物的女儿就足以证明她会带来灾难。夏姬的女儿和她不幸的外孙体现了命运的残酷，他们使那些别无解释、无从理解的事情变得合理。在祁氏和羊舌氏覆灭以后，正卿魏戊把两族的土地分成十份，分别交由自己的亲属和属下掌管。本书的引言已经提到，晋大夫成鱄对比了新的政局和武王伐纣后的政治秩序：这就意味着魏戊的功绩可媲美“文王之德”。《左传》又征引了孔子的赞美：“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左传》昭公28. 3，页1494—1496）这是《左传》中修辞和现实落差最大的一个地方。此处对魏氏的赞扬显而易见，这再次提醒我们，《左传》的作者或编纂者可能与魏氏有关。《左传》把红颜祸水视为宿命，有可能是为了解释晋国历史上的关键性发展——卿族最终战胜了与公室有关的各个宗族。
假如我们将有关夏姬、叔虎和伯石三人的散乱叙事，拿来与叔向母亲的言论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左传》细致观察的复杂的人间现实，如何转变成征兆应验过程中对比的并置和突兀的汇聚——美丽与败亡、开端与终结、出生（伯石之生）与死亡（羊舌氏之亡）。叔向的母亲听到新生婴儿的哭声，就提出它是预示着毁灭的“狼子野心”。这里的预言变得非常玄秘。
以前的相面术，大概都像楚国令尹子上一般，因为楚公子商臣“蜂目而豺声”，所以子上就能断定商臣乃“忍人也”（《左传》文公1. 7，页514）。但此处的预言却远远超越了这种相面术，因为伯石只是刚刚诞生，叔向的母亲就能判断他象征着灭亡。伯石象征着终结的开始，但《左传》却无意要使这象征更加逼真。如上所见，《左传》从来没有交代过伯石的恶行。叔向的母亲借红颜祸水的解释能力，才使其预言得以成立。然而，正如音乐一样，我们在并置这些叙事时，不但会留意到这些符号的效力，还会看到它们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