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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兆的解读，以两种方式联系到编年的体例上——连接式和断裂式。首先，它满足了在某个时间点找寻原因的需要。换句话说，在某个特定时刻，《左传》简括地追溯了所有能导致某事发生的前因。编年的框架能把预兆及其应验收束在一起。有一种典型模式重复出现，那就是在一个人辞世或一个宗族覆灭时，《左传》往往会以“初”字开头回溯以往的征兆与异象，继而总结那个人的一生。《左传》往往把这种回顾过去的说明当作预言，放在文章的开头，有时甚至会在人物刚出生时就交代这些“预言”。郑穆公（公元前627—前606年在位）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他于公元前606年逝世，《左传》即把有关他出生与死亡的预言都集中收录在这一年的记录之下：
冬，郑穆公卒。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
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
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左传》宣公3. 6，页672—674）
接着，文章交代了郑文公其他儿子的悲惨命运。子华、子臧是文公与叔父妻子乱伦生下的儿子，他们因罪被杀。
至于文公另一儿子公子士，他在朝楚的时候被毒死，可能因为公子士的生母是江国人，而楚、江两国互相仇视。
文公娶于苏的妻子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夭折，另一个儿子子瑕则因为被文公厌弃而出奔到楚国。
其余所有公子都陆续遭到文公的厌恶，因而被驱逐出境。然而，在这则记叙里，我们并不知道公子兰被驱逐的具体原因。
公逐群公子，
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鉏、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左传》宣公3. 6，页674—675）
是不是因为兰已经经历了开花结果的生命历程，所以穆公才有必要剪伐它？
抑或穆公尝试以刈兰挑战自己的命运？
刈兰是否象征穆公已接受自己即将死去？
会不会有人不小心把兰花刈除？这些细节会引发更多没有人提出的疑问，却又可能增加这个故事的道德意蕴——人是否应该接受生死属于自然的循环过程？挑战命运有什么意义？什么是生命中的必然？什么是生命中的偶然？我们这里只有一组神秘的符号，它象征生命与死亡。特殊命运必须有相应的符号，而梦境、信物、刈兰的举动都响应了这个要求。叙事的焦点并没有超越这些事物，它根本没有兴趣去思考其他问题。这个故事也许是从穆公的名字引申出来的。《左传》在交代穆公之死时，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贱妾的儿子可以成为一国之君，还有出身卑微的他怎么就成为郑国的君主。此外，《左传》似乎也要解释为何“七穆”能在它记载的时间范围内一直把持郑国的权柄。
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兰获得晋国的支持，但所谓晋国的支持不过是未经论证的假设而已。《左传》的叙事者转到命名行为，把它当成一切的主因。他试图解释兰的意义，这打断了原来的叙事。兰一开始在梦中出现，燕姞主动抓住这一意象。后来穆公临死前又确立了兰的意义。郑大夫石癸巧妙地运用燕姞的名字，抬高她的地位，这是控制意义的又一例证。只要郑穆公的后人继续主导郑国，接下来郑国的历史就必定会追溯到一个贱妾和她的梦境上。
另一则与公子兰成为郑国继承人同时发生的故事，则显得更加偶然。这则记载的背景是晋国在城濮之战获胜后包围了郑国国都（《左传》僖公28. 3，页452—467）。事先出奔到晋国的公子兰“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左传》僖公33. 3，页482）。晋文公通过这次征战扩张了自己的霸业。由于郑国与楚国交好，郑侯又在晋文公流亡时对他无礼，因此他着手惩罚郑国。熟悉文学史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次征战，因为烛之武就在这场战争中发表了他瞩目的说辞。当时烛之武是郑国的使臣，他成功说服秦国不要与晋国结盟围攻郑国（《左传》僖公30. 3，页479—482）。这则记载最后解释了公子兰成为郑国国君继承人的原因，说明这形势是一连串事情造成的结果。晋国丧失了主要的盟友秦国以后，不得不采用更柔和的方式对待郑国。至于郑国，为了与晋国缔结和约，不得不接受这个能确保晋国继续影响自己的继承人。《左传》所涵盖的255年里，大部分时间郑国都在晋、楚两国之间周旋。三年后，楚国攻打郑国，目的是要辅助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子瑕继位。最终，事与愿违，楚国的计划未能成功（《左传》僖公33. 9，页503—504）。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子兰继位一事与晋、楚争夺郑国的同盟息息相关。而且，这绝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推测，有关公子兰的故事或许取材不同。晋国围攻郑国的篇章，可能来自晋国的史料，因为篇末特别以晋、郑双方在战争中的猜度算计，来解释公子兰如何成为郑国的继承人。相对来说，兰花的故事似乎更像出自郑国，它显示了名字与命运之间的无法改变的联系。
郑穆公的故事不过是《左传》一系列记叙命名的故事篇章中的一篇。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显然有把事情合理化或为史事寻求解释的功能。
公子兰继承郑文公并非理所当然，兰的故事为他登位提供了一丝必然的气息。《左传》有另一个例子，卫公子元（死后的谥号为灵公）超越兄长孟絷继任君位。“元”这个名字有“元首”或“原本”之义，《左传》通过梦境揭示出这个名字的意义，从而使公子元的即位显得更加合理（《左传》昭公7. 15，页1297—1298）。鲁桓公给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季友”或“友”，依据的是占卜的吉兆和手掌的纹路。紧接着季友将巩固鲁国公室的预言，《左传》交代了他何以能够继承僖公之位（《左传》闵公2. 3—4，页262—264）。为了使季氏在鲁国权势日盛显得更为合理，《左传》在解释季友的后人如何以及为何要驱逐鲁昭公时，刻意补叙了一位能预言未来的史官的话，当中再次提到“季友”的名字和占卜的吉兆（《左传》昭公32. 4，页1519—1520）。楚令尹子文宗族覆灭时，《左传》提醒我们子文的名字是“榖于菟”，这在楚国的方言里是“乳于虎”的意思。子文作为一个被遗弃在郊野的私生子，却因老虎的哺育而存活下来。《左传》提醒我们子文的命运无法预料且又与众不同。这种命运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其他宗室都被翦除的时候，唯有其孙能够延续祖业（《左传》宣公4. 3，页682—684）。《左传》在阐述晋国公室内部持久而血腥的权力斗争时，便曾经利用错误的命名来展开叙事。晋穆公为长子取名“仇”（意谓仇敌），因为他出生在晋国刚战败的时候。穆公为次子取名“成师”（意谓建立军队），因为他于晋国战胜之时降生（“仇”也有匹配之义，暗示仇和成师同时拥有统治的权力）。晋大夫师服即曾解释道：“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他认为正确的命名反映了义理、礼仪和有效的治理，由此他准确地预言了以后的争夺和灾害（《左传》桓公2. 5，页91—95）。
这些命名的故事展示了《左传》如何在编年的框架下把预兆及其应验的过程联系起来。这连接的过程往往会使权力重组显得更合理。但选用编年的体例还会带来第二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叙事中插入乍看无关痛痒的预言，隔了很长时间，这些预言才得以实现。这种做法显示了人们很难掌握预兆的意义，也无法控制历史的发展方向。譬如，即使晋献公已经吞并了虞和虢，大大扩张了晋国的领土，并带领晋国踏上称霸之途，但他还是无情地铲除其他宗族的旁系，以确保嫡系的绝对地位。当晋献公把土地和爵位赏赐给他的将领赵夙和毕万时，卜偃曾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左传》闵公1. 6，页258—260）。结果，赵和魏（毕万后人用的姓）是三家分晋中的两宗。
《左传》在晋襄公庆祝晋国的强盛时，暗示了这个未来的转向。这使读者不得不注意到在这个变幻的时代中，相互抗衡的力量正无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同样地，正当齐桓公将要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时，陈完从混乱的陈国逃离出来，向齐桓公寻求保护。这时《左传》向我们交代了占卜的结果，我们从中得知陈氏在齐国前途无量（《左传》庄公22. 1，页220—224）。陈完是谦厚礼让的典范，但近二百年后，他的子孙却取代了姜氏家族（桓公的后裔）成为齐国的统治者。这次僭位以陈恒弒杀齐简公而告终（《左传》哀公14. 5，页1689）。无论晋国还是齐国，《左传》都在交代它们称霸的过程中，嵌入了未来衰败和覆灭的征兆。这也就同时表现出兴盛与衰亡、巩固势力与分崩离析的意味（下一章将更详细地论述关于陈完和毕万的预言，探讨预言的逻辑关系）。这种并置的处理并非有意反讽，反过来很可能与它取材于不同的文献有关。尽管如此，这种开头即隐含终结意味的笔法，以至让读者看出各种互不协调的叙述并存互动的技法，都影响到后来的史籍和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