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左传》在许多方面有违普遍的阅读习惯。史料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一年地编排起来。不同叙事的片段错落并置，要追踪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例如一次阴谋、一场叛乱、一次战争的前因后果），读者必须参照《左传》的其他部分，又或者对整部《左传》和整件事情非常熟悉，才能弄清事情的原委。当然，这也有例外。最著名的反例莫过于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和返国的故事。它多少是个完整自足的叙事单元。重耳由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至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周游列国，《左传》大可按年份把他的故事编入相关的纪录之下。但《左传》却采用倒叙法，在僖公二十三年（23. 6，页401—411）重耳返回晋国时才回溯整个故事。《左传》编年的形式使读者有一种流动多变的感觉，因此读者会认为纷陈杂沓的事件既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确实的结尾。所有的事情纠缠不清，似乎都互相联系在一起。

读者在阅读《左传》拼凑的纷冗繁杂的材料时，难免会觉得眼花缭乱。而各类解说文字的出现，正可帮助读者省却这些烦恼。解说文字从纪年宏大的叙事中总结事情发展的模式，摘取意义，从而划定历史事件的边界。《左传》充斥着这些有前瞻与回顾意味的评论、判断和建议。它们或出现在叙事以内，或附于叙事之后。这些评断和建议往往由君子、孔子、有预言能力的大臣、“史”和“卜”（“史”、“卜”两者的概念时常重叠相混）提出。 划分叙事单位隐含着解释的目的，与这类评断一样，它们都建基于《左传》里一个无处不在的现象：对信息或征兆的解读。有预知能力的人试图在叙事内外解读占卜的结果、歌谣、梦境、上帝显灵、鬼神现身、天文星象、自然异象。他们又会诠释人物的衣着、言谈、举止、仪态，乃至礼仪活动中的一举一动。征兆的发生、应验与否，以至它们的解释和运用，都组织了叙事的结构，并划分出不同的叙事单位。同时，这也在考证过去是否可以解读，并勾勒出因果关系，考究天人之际，归纳可以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它既可以是惩恶扬善的道德规范，又可以是某种天命观，或某种目的论）。《左传》强调征兆有意义，又突出解释的过程，这些都说明《左传》试图把规律套用到流变的事情上。尤其是《左传》在根据征兆预言未来之外，还加入了按照征兆回溯往事的评论，这就更能反映《左传》尝试把纷陈的往事套进一种规律之中。如果说诠释征兆说明人们可以解读世界，那么，隐晦或模棱两可的征兆、对征兆的巧妙操纵，乃至对于误读征兆感到同情，都流露出人们的各种质疑。这些质疑包括人们对道德律令的疑惑，对历史意义的质询，对神灵是否存在的扣问，对社会——政治——道德秩序是否能持久不变的考虑。 HG7TWXsEOYCL5qeCGIeDvWdXBEecDcvgyqrVohahZhek0ogjHrBvqtQ9fF/Slt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