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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传》严格地按照时间的顺序，一年一年地编排材料。这种叙事体例要求读者一边沿着各种断断续续的线索阅读下去，一边又要不断翻查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阅读《左传》这么困难。《左传》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同一个人经常以不同的名字和职称出现。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贾逵（30—101）、服虔（公元2世纪）、杜预（222—284）等前人的注释来辨别《左传》的人物。讨论《左传》的形式和意义，与有关《左传》成书过程的研究实则密不可分。前人是否把他们所看到的材料重新剪辑，并整理出阐发《春秋》的文献？这是否就是传世的《左传》的由来？《左传》是否“传春秋”，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存的《左传》版本包括了许多与《春秋》经文无关的内容，又或者在种种地方与《春秋》相背离。有时《左传》并没有解释《春秋》的经文。
当注疏家指出这些分歧，当他们讨论《左传》中不合传统或背离儒家思想的地方时，他们会按照自己对《左传》成书的看法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如认定《左传》传《春秋》，他们便努力为《左传》辩解。至于本来就怀疑《左传》传经的注疏家，就更以为自己持之有据了。事实上，《左传》在公元前481年的西狩获麟之后，还多记叙了13年的史事。而在《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叙述里，《春秋》绝笔于获麟。《左传》中的编年体经文也比《公羊》和《谷梁》多出两年。一些学者往往便根据上述各点印证《左传》不传《春秋》。
有关《左传》是否传《春秋》的争议始于汉代。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在位）设立五经博士时，《公羊传》被认为是传《春秋》的。《谷梁传》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在位时也被立于学官。《公羊》和《谷梁》的传统或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不过它们可能要到汉初才有书面记录。换句话说，尽管《左传》在西汉时期曾作为“私学”流传于世，
但官方并没有认可《左传》为《春秋》的传注。到了西汉末年，汉哀帝在位期间（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建议把《左氏春秋》（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立于学官。刘歆认为，《公羊》和《谷梁》的学者“谓左氏为不传春秋”，
是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释经的特权，所以才把刘歆的提议看成是对其地位的主要威胁。于是，《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卷入了“今古文之争”。研治《左传》与研治《公羊》和《谷梁》的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这场辩论也就一直持续到了东汉。
刘歆似乎是第一个能“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的人。刘歆解经的文字早已失传，但从剩下来的佚文，可以看出他为了使《左传》的地位得到认可，袭用了《公羊传》和《谷梁传》推求字词背后“微言大义”的方式来解释《左传》。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左传》和《春秋》一开始是各自独立的文本。只是因为伟大的《左传》研究者和注疏家杜预决定把《春秋》的经文拆散，再逐一放到《左传》的叙述中，两者才会合而为一。
杜预还把《左传》中有注释意义的篇章分门别类，总结出所谓“五十凡”。他认为这些凡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标明了周公建立起来的正例或旧例。
至于其他评述字眼，比如“书曰”或“不书”等，杜预认为这都是孔子释经的变例或新例。追溯到孔子之前五百年的周公，无疑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这却说明了杜预尝试从传达先贤认可的伦理原则方面肯定《左传》，并以此压倒了研治《公羊》和《谷梁》的学者。相信《左传》本身能够成为一套系统，强调《左传》一字一句的道德含意，这些举动不过是杜预把《春秋》和《左传》联系起来时运用的策略。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1世纪至3世纪之间，人们费尽心思把《左传》纳入《春秋》的注释系统之中。文本内部也有证据支持他们的做法：《左传》有些记录与《春秋》的风格如出一辙（其中若干记录并没有出现在《春秋》经文中），按年编排的内在逻辑也证明了《左传》与《春秋》或其他与此相类的编年记录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左传》所以成书，是否与史书编年的传统有关（既可能包括《春秋》，也可能包括其他相似的列国编年史）？换言之，古人是否因为有必要详细阐述、解说、条贯《春秋》幽深的经文，所以才编订《左传》？如果是这样，这个过程始于何时？源于何地？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这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形式都是后来形成的，从而回避上述的问题。第一，我们应该认真看待传世的《左传》，尤其是此书已然形成的事实。究竟编年纪事的体例如何限制阅读呢？千头万绪而又同时发生的史事，在按照时序排列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历史感？第二，如果这种一年一年编排事件的体例确实是后来增补的结果，那么《左传》的原始形态会是怎样的呢？它“原来”的叙事单元又是怎样的？马伯乐（Henri Maspero）曾假定与晋国史事相关的“历史想象”曾被融入《左传》当中，
但事实上《左传》中只有襄公、惠公、文公时期的史事才说得上有叙事序列的动态和连续性。后来曾经有不少人尝试以事件或国别为中心，重新编排《左传》。假设《左传》真的经过增补，这些尝试正好说明了要恢复它的原始形态其实困难重重。重编《左传》的例子，较著名的有吕祖谦（1137—1181）《左传传说》、程公说（1171—1207）《春秋分说》、张崇（20世纪）《左传事类始末》、齐吕谦（1263—1329）《春秋诸国通记》（序于1319）、傅逊（16世纪）《春秋左传属事》、唐云志（1507—1560）《左氏始末》、马骕（1621—1673）《左传事纬》、高士奇（1645—1704）《左传纪事本末》、鲁元长（17世纪）《左传分国专录》（序于1690）、吴闿生（1877—1948）《左传微》（序于1923）、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序于1940）。这些重编最后不一定都能令人满意。尽管他们梳理了《左传》线索，使得一些故事的前因后果更容易掌握，但难免有随意去取的弊病。描述一连串史事的某一片段，我们很轻易就可以放到另一串史事当中；同样地，归入某国的史事似乎也能放到其他国家的记录之中。重新编排的叙事本身也充满了断裂和脱漏，仿佛能让人看出原有编年形式的痕迹（当然，读者假如对文章之学、叙事和议论的结构感兴趣，也可能把这些断裂看作反讽、微妙的设计、刻意留白的表现）。
如果《左传》的内容来自列国“国史”，那么极有可能这些“国史”本身即以编年体的形式存在。第三，我们可以推测，以时间顺序编排的文本不可能是晚近的发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90？）所见所用的《左传》似乎已经是编年纪事的了。
换句话说，不论原来的《左传》以何种形式来编排，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当时的人已经认为《左传》按年份先后排列是必要、且容易理解的。我们大概要重新审视解经的各种可能，重新定位解经的不同需要，才能充分解释《左传》编年纪事的选择。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不但引证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也说明了《春秋》和《左传》（《史记》称为《左氏春秋》
）之间的关联。司马迁写道：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
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
、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14，页509—510）
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这是现存最早把左丘明说成《左传》或《春秋左传》作者的记录。
在《论语·公冶长》（5. 25）里，孔子以为自己的好恶与左丘明一样（“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可能与孔子同时，亦有可能为古人。后来班固声称左丘明是“鲁太史”（《汉书》卷70，页1713）。
8世纪的唐代学者赵匡和陆淳首先对此提出质疑。赵匡和陆淳推测左丘明是古代的贤者，他与孔子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孔子喜欢自拟为古代圣贤。他们假定“左”是一个能够接触到各国史书的儒家弟子。
从宋朝开始，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大，王安石（1021—1086）、叶梦得、郑樵、朱熹、程端学、崔述、姚鼐等也相继表达了类似的疑虑。近代的学者，诸如钱穆，则认为“左”可能是一个地名。
还有人认为“左”可能是官名，与楚国博学而有先见之明的左史倚相（“左史”为官名）相近（“左史倚相”一名见于《左传》昭公12. 11，页1340；《国语·楚语》1. 7，页550—551；《楚语》2. 7，页580）。
几位宋元注释家，包括朱熹，都曾经把左史倚相与《左传》联系起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楚国的历史在《左传》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作者的身份影响到我们对文本的解读，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司马迁为自己的著述建立的系谱里，左丘明充当着重要的一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明是让司马迁领悟“述往事，思来者”的先贤之一）。
司马迁以左丘明为《左传》的作者，这就意味着《左传》具有统一的、连贯的、贯彻始终的意旨。前人多以为左丘明是鲁国人，
又以为他与孔子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想法都建立了《左传》的权威，确立了它的释经传统。司马迁把左丘明称为“君子”，借此他试图把自己与《左传》中进行评论的“君子”联系起来。其实，那些找到“左”字其他解释的学者，往往质疑《左传》中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否真的至高无上。全盘接受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的记载的学者不多。司马迁以左丘明为作者，或更宽泛地说，司马迁认为《左传》作者只有一个人的看法，只能告诉我们司马迁对作者身份及其权威的关切。这种看法对我们了解《左传》本身的成书过程并没有多大帮助。
然而，即使许多学者对《左传》注经的前提有所疑虑，他们仍会接受主流的说法——即《左传》以西周早期的政治秩序为理想，它与孔子的思想有关。
第二，司马迁设想了“口受其传指”这种口耳相传的过程，并以此解释《春秋》这一简明的纪录如何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补充与阐释。阐释者必须在纷杂的解释中作出选择，并判断谁是谁非。《左氏春秋》也就因此出现，它是一部有意识地与误解角力的著作。《左氏春秋》因循孔子的历史记录，加以发挥，并具论孔子的言论。司马迁选择以“惧”字描述这场角力，或许是为了响应《孟子》里有关孔子为何作《春秋》的那段著名言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6. 9）
孔子试图以写作正视时局的混乱与暴虐。左丘明则试图通过解释《春秋》来澄清混乱的阐释，恢复《春秋》的“真意”。两种做法隐然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班固在转述司马迁的观点时，又对《左传》成书的传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卷30，页1715）
班固提出：孔子以鲁国史书为基础撰《春秋》，借此捍卫周室制度，存周礼于堙没之际。我们可从班固的话里听到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回声。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班固却认为鲁国“礼文备物”，其史书已经是周礼的宝库。班固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晋卿韩宣子在看到鲁太史所看守的文献时，曾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2. 1，页1227）的感慨。补充和讨论“本事”，隐然与“空言”或泛谈理论相对。两者之间，班固相信“论本事”比“空言说经”更具说服力。同一观点亦可从司马迁托名于孔子的言论中看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卷130，页3297）班固把《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与后世的“口说”联系起来。换言之，班固认为《左传》比其他四家更早以书面形式流传开来（退一步说，班固可能认为文本同时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流传，两者互相影响）。司马迁和班固异口同声，同样假定《春秋》曾有一段时间为人们所口耳相传，并认为这个流传过程与《左传》的成书有关。他们都假设“左丘明”释疑定惑，排除其他诠释者因“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生的弊端。如果我们无须先入为主，无须认定必须有一“左丘明”或类似的“作者”驾驭解释权，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比较宽容地看待因口头记录的变化和差异而衍生的意义的张力。
第三，司马迁显然同时使用了“春秋”一词的广义和狭义。他认为解释经义的传文与《春秋》这部编年史一脉相承，根据《春秋》义理推演出来的律历（如汉相张苍所编者）和哲学思想（如吕不韦、董仲舒）同样与《春秋》有传承关系，因此他把这些材料全部称为“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一类的书名，说明即使作品与释经传统没有多少关系，也可以在书名上用“春秋”一词。“春秋”在这里只是用来表示这些书运用了史料，内容全面，别具权威。徐复观和刘正浩认为《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也许还包括已失传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这些书的作者或编者所提到的“春秋”实际上就是《左传》。
这些战国文献把传世的《左传》材料称为“春秋”，或许可证明《左传》本来就是注解《春秋》的一种“传”。然而，“春秋”一词的运用越是普遍，就让我们感到与《春秋》有关述说越来越多。与其把《左传》视为诸子所引用的文本材料，不如想象这些典籍其实有一个共通的源头。不同立场的思想家和师长，包括《左传》的作者和编者，都从这个共通的源头摘取当时口头流行的故事和论说，从而作出各式各样的发挥了。
《史记》里也有数处把《左传》和《公羊传》称为“春秋”（提到《左传》的有卷14，页687；卷26，页1259；卷31，页1475。提到《公羊传》的则有卷38，页1633；卷49，页1967；卷118，页3094）。
司马迁在总结《春秋》的意义时，特别强调其中的“义法”，还暗用了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话：“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
与此同时，司马迁称许《左传》是因为它能“具论”各类隐秘而模糊的事情。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左传》以叙事铺陈事件，与专治《公羊》和《谷梁》的学者通过问难方式探讨《春秋》的修辞用意一样，都能有效地解释《春秋》。例如，经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春秋》隐公1. 3，页7）一句即能引发不少思考。《公羊》学和《谷梁》学学者即曾仔细地审视原文，考虑经文为何选用“克”这个字，为何称郑伯的弟弟为“段”（而非弟段或公子段）以及记录地名“*”的用意。
然而，《春秋》经文所引发的思考不限于此。我们还可以考虑：事情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它带来什么后果？又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从《左传》的叙述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左传》隐公1. 4，页10—16）。司马迁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也广义地运用了“以史传经”的观点，即相信叙事是传达义理的媒介。
如果说，司马迁在《春秋》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经典时，仍能如此包容“传”和“解经”，并灵活处理两者。那么，我们或可推断，在“传”的成型时期，叙事和意义正以丰富多元的方式与编年记录相结合。
这些变化与差异只能说明整个问题的一个侧面。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总倾向于把诸子从《春秋》传注中分离出去。而且，前人也一直有区分经、史、子、传注的习惯。但司马迁在运用文献时，却跨越了后世的这些分类。他把各类文献对往事的运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事实上，从风格和形式上说，《春秋》诸传中“阐明义理”的故事，的确与“诸子”中相关的叙述，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司马迁假定了《左传》作者通晓孔子深意，又相信他为《春秋》中的史实提供了更具体的阐释。通过这种假设，司马迁使《左氏春秋》变得与众不同。我们应该留意，上述引文出自《十二诸侯年表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司马迁以《左氏春秋》为依据制作年表。他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左传》与其他《春秋》注疏和书名中有“春秋”二字的典籍不同，它精确的系年和延展的叙事能够为司马迁提供必要的信息。清代的《公羊》学家刘逢禄（1776—1829）和后来的康有为都曾经引用上述引文，来证明《左传》（特别是他们考虑到《左传》本来有《左氏春秋》一名）不过是《吕氏春秋》一类的书籍，与《春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他们臆测《左传》是汉代的伪书。这种偏激的观点，我们当然不必接受。但如果说《左传》并非狭义的“传《春秋》”，则尚为持平之论。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传经”的含义可能甚为宽广复杂，所以说《左传》是广义的“传《春秋》”，其实亦无不可。司马迁把笔下的左丘明化成一位能得心应手地整理不同注释的专家，把左丘明变成一个能在叙述当中体现道德原则的注释者。其实，这或许是司马迁刻意设计出来反映注释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
司马迁对《左传》的理解，跨越了“王官之学”与“百家私言”二者的界线。钱穆曾经把“王官之学”与“百家私言”的对立视为中国早期学术重要的区分。
班固《汉书·艺文志》有“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与“诸子略”两类典籍，我们从这种宽泛的分类即能看出“王官之学”与“百家私言”的界线。司马迁在称引见于传世《左传》的材料时，一般会把它称为“春秋古文”。这已经不限于说《左传》是用古文字（先秦文字）抄写的版本，它也说明了《左传》在古代学术（古文）中的正确位置，说明《左传》在传统六艺之学中占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左氏春秋》与诸子在使用《春秋》时有一致的地方。这与司马迁对孔子的看法与他对自身的定位也有相似之处。孔子既是古代文化传统的保存者，也是创立新的学习与思想范式的圣人。《春秋》乃是个人根据官方记载而编纂的著述，圣人借由编写《春秋》隐晦地表达了他对世道的针砭。至于司马迁，他一方面自豪地宣称自己沉浸于“古学”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自己能“成一家之言”。他声称自己“考信于六艺”，却又毫不犹豫地要另立门户，质疑传统。
我认为，司马迁正提示我们《左传》处于一种中介的位置：它既立于学官，属于官方认可的传注传统，同时它又与战国诸子的写作相关。这一点极具洞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司马迁在解释《春秋》的各项用途时，我们可看到铎椒、虞卿、吕不韦等谋臣和卿大夫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借以指导国家朝政。《国语》与《左传》有不少重叠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国语》中看到，阐扬《春秋》类典籍中的道德意义，本来就是为了教育太子。因此当司马侯把《左传》、《国语》中以睿智著称的大夫叔向推荐给晋悼公时，便提到他“习于春秋”，能带来“德义之乐”。于是，叔向被任命为太子彪（后来的晋平公）的老师（《国语·晋语》7. 9，页445）。有些认为孔子著《春秋》的注家留意到这则记事在时间上有问题：晋悼公从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到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在位。孔子在襄公十六年才七岁，而且从来没有人提过他在这个年龄便开始编纂《春秋》。因此，这些注家认为此处的“春秋”指的是周或晋的编年史。
在《国语》的另一处，当申叔时和楚庄王讨论太子的教育时，也提到了《春秋》可以“耸善而抑恶”（《国语·楚语》1. 1，页528）。楚庄王在位的时间是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到成公三年（公元前588），也早于孔子，因此注家推断这里的“春秋”指的是楚国的记载。
周、晋、楚的史书究竟与传世《春秋》有多少相似，我们已经无从稽考。但是我们或可推测，这种以劝诫和教诲为目标的口述传统，大都建基于简洁隐晦的编年记录，通过详细铺展叙事和言辞，人们推论出迥然不同的意义。由于史官、师长、谋臣策士各有不同的目的，这些阐释注解的工作也就能得出各式各样的教训。因此，即使是出于同一教导，我们也很可能会得出多种体会，甚或是互相矛盾的观点。
我们可进一步推论，这样产生的叙事和言辞与各国朝廷有关。到了后来，这些文辞才融汇成《左传》。许多学者都留意到，《左传》有不同的文献来源，由此也就有互异的成分。刘知几、司马光（1019—1086）、顾炎武、崔述都认为，左丘明摘取并综合了各种“国史”以编纂他的著作。
的确，即便是那些认为孔子、《春秋》、左丘明和《左传》有关联的传统注家，也承认《左传》取材于列国国史。汉代《公羊》学学者严彭祖
在《颜氏春秋》中引《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到了东汉，何休断言“周史记”中包括“百二十国宝书”
，因此传统注家也就以为孔子和左丘明所参阅的周史包含了各国史料在内。
左丘明与孔子“适周观史”的说法（乃至多多少少参与编述《春秋》），最早出现在刘歆的《七略》里。《观周篇》重复这个观点，当然是为了强调《左传》与《春秋》所蕴含的道德意义密切相关。不过，论者留意到《左传》内部的差异，使得他们不得不强调孔子和左丘明所参考的文献本身就具有多元意义。一般来说，论者视左丘明为作者，往往会突出《左传》的连贯性、系统性，以及它忠于儒家教化的特点。持相反观点的人，尤其是刘逢禄、康有为等清代公羊学学者，会认为刘歆伪造《左传》某些篇章，甚至提出刘歆伪造了整部《左传》。即便如此，他们也一样坚持《左传》连贯而有系统。可是，《左传》的成书大概并不那么齐整。不协调的部分，似乎既不是儒家作者包容差异的象征，也不是造伪者在掩饰文献材料的“本质”时不慎露出的马脚。
论者确信《左传》有不同的文献来源，也就自然会特别留意文本中的差异，甚至展开了围绕文本不同意义层次的争论。从唐代起，有些讨论认为《左传》是由出处各异的文献层层累积而成。如唐代学者啖助（724—770）即曾提到：
啖子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天子狩于河阳之类）
，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末，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
尽管啖助假定《左传》由左氏所撰，并坚称《左传》出于左氏的“旧意”，但他同时断定古人曾口耳相传《左传》之义，又断定古人曾采集不同时期的文籍增补原书，致使《左传》的文本内部时有差异。然而，这个观点隐含矛盾：文本不可能同时由至高无上的作者所掌控，又包含“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的成分。譬如，啖助认为“诸国卿家传”可能是《左传》的取材来源之一。这见解颇有见地，可以解释《左传》文本中子产、晏婴等人特别重要的地位，并且与文本肯定卿大夫掌权的片段一脉相承。但啖助大概不愿意接受左氏会肯定“政权下移”或“政在家门”的局势。难怪引文最后会提出，传世《左传》有“附益”和“迂诞”的部分，这些部分都背离了左氏的原旨。
如果说《左传》混合了不同时期的内容和述说，那么记载《左传》承传和流通状况的材料就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本形成背后牵涉到什么力量。我们大概可以把这类谱系看成是古人对控制文本解读所作的尝试。当然，我们不能轻信或全盘接受这类谱系，但谱系中提到的每一个名字，其实都在提示我们可以在怎样的范围内解读《左传》的意义。《左传》的流传情况，最早似乎见于刘向的《别录》。虽然此书久佚，但孔颖达在疏解杜预注的序文时曾经引用过相关材料。这些材料不过是后出的推论，其中演绎的观点，只能是汉代或以后的追述。
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
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上述引文也见于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不过，陆德明却延伸了这个谱系，把《汉书·儒林列传》所载汉代的学术传承（《汉书》卷88，页3620）补充到引文之后。刘逢禄质疑这段文字的真伪，因为刘向熟稔《公羊》和《谷梁》二传，言下之意即刘向排斥《左传》。
刘向在《说苑》里引用《公羊》和《谷梁》二传时，往往称这些内容为“春秋”。但他在引述大量与《左传》有关的材料和故事时，却没有称之为“春秋”（这可能与《左传》尚未立于学官有关）。据班固记载，刘歆似乎没有在《左传》传达圣人之教的问题上说服他的父亲刘向（《汉书》卷36，页1967）。诚如徐复观所言，当刘歆、陈元及其他汉代学者努力把《左传》立于学官时，他们都没有提出这样一个谱系。
由此可见，这个谱系的出处存在问题。然而，即使这段文字并非出自刘向《别录》，即使它很可能是后来者伪造的，它依然为我们理解早期（虽然可能已经是汉代或以后的了）思想中各种形塑《左传》的力量提供线索。
谱系的问题从来与汉代思想息息相关。尤其在学术传承变得更普遍、更专门、更正式以后，汉代思想家更注重学术的谱系（因此，与《史记·儒林列传》相比，《汉书·儒林列传》所载的文本传授的谱系要显得详细得多）。谱系又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一些有趣的问题。据《韩非子·显学》（卷50）所言，孔子死后“儒分为八”，
其中之一为乐正氏。梁启超考证说他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但亦可能是孟子弟子），《圣贤群辅录》说他“传春秋之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这能否间接证明曾参（上述引文中曾申之父）与《春秋》学有关？《左传》的一些片段特别同情鲁国掌权的季氏，会不会是因为曾参曾经在他们的朝廷服务过？
吴起（公元前440—前381）是卫国左氏邑人，尝学于曾子（论者或以为指孔子的弟子曾参，或以为指曾参的儿子曾申），
又曾仕于鲁，可能还是季氏的家臣，后来又见用于魏和楚。这一切是否与“左”的称谓有关？又是否能解释《左传》为什么这么维护季氏？这能否说明《左传》何以这么熟悉鲁国、晋国（魏国的前身）和楚国的事务？铎椒和虞卿的名字之所以出现，是否因为司马迁在论及《春秋》与《左传》的承传时提到了他们的著作《铎氏微》和《虞氏春秋》？如果荀子也是这个谱系中的一环，为何司马迁在论及《左传》的流传时不曾提到他？
徐复观认为《荀子》里唯一明确地提及“春秋”的地方，只能说明荀子对《公羊传》有一定的认识。
然而，《荀子》当中确实有一些段落让人想起《左传》里的故事。
我们不禁会把《荀子》和《左传》一些主要观点相提并论，诸如礼的含义、礼与法之间的模糊界限、赏罚的重要
、霸的观念、国家利益与个人义务之间的平衡等，两书立论非常相似。但也许会有人说，这些不过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观念。
韩非子是荀子的弟子，这能否解释为什么韩非子会大量称引《左传》的材料？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从刘邦征战有功，以列侯居相府（见《史记·张丞相列传》卷96）。许慎在《说文解字·叙》曾说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于高祖。
班固也说过，张苍、贾谊、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汉书·儒林传》卷88，页3620）。
引文提到的其他名字中，吴起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生卒年恰好与《左传》成于公元前5世纪初到4世纪末的推测相合。
清代学者姚鼐《左传补注序》认为，吴起对《左传》成书有重要的影响：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左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累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余考其书，于魏氏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犹多。夫魏绛在晋悼公时，甫佐新军。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郑之后，赐乐独以与绛？
魏献子合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为政之美，词不恤其夸，此岂信史所谓论本事而为之传者耶。
《国风》之魏，至季扎时亡久矣，与邶、墉、郐等，而扎胡独美之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与“魏大名”，“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之谈，皆造饰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称，乃三晋篡位后之称，非季扎时所宜有，适以见其诬焉耳。自东汉以来，其书独重，世皆溺其文辞。宋儒颇知其言不尽信，然遂以讥及左氏，则过矣。彼儒者亲承孔子学，以授其徒，言亦约耳。乌知后人增饰若是之多耶。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里撮写了上述引文，并以此引证吴起与《左传》的关系，补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32）“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一句道：“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
钱穆又推论：“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冢，有《师春》，即采左氏，亦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
《说苑》中一段魏武侯（公元前395—前370在位）与吴起之间的对话（卷3《建本》），也表现了吴起对《春秋》学的熟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起，吴起详细解说了“慎始”、“正”、“明智”、“多闻而择”的理念，说明把继统第一年称为“元年”的目的是希望能有一个明智而具实效的政权。
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远。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失]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这里特别提到建立一个权力更为集中的政府，强化君主的权力，提醒君主不能容许有并立的权威存在，又把提倡道德、正义的言辞与权力、利害关系的考虑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与《左传》中常常出现的思路互相呼应。
童书业对吴起也有类似的看法。他特别关注吴起如何融合儒家、法家和兵家思想，因为他曾在鲁国师从曾参或曾申，又曾试图在魏国和楚国建立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左传》也似乎有结合儒、法、兵家思想的特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吴子》（可能与吴起一派有关）列于“杂家”，又把《吴起四十八篇》列于“兵权谋”十三家之下。虽然传世《吴子》的成书时间颇具争议，但其中就有“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的说法。
至少有十种著作以《左传》的故事为例，探讨其中的兵略和兵法。《左传》一书对外交、谋略和战争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以上列举的“证据”都不能一锤定音。我们有的不过是一些间接的推论、主观的臆断和无法验证的旁证。而且，钱穆已经指出“谓铎椒得吴起子期之传，差尚可信。而谓其授虞卿，则年世不相及”。童书业也指出《左传》里的一些预言，应验于公元前381年吴起逝世之后。
然而，这些也不足以完全否定吴起之徒与《左传》有关，不足以否定与吴起思想相近的史官的视野可能影响到《左传》成书。退一步说，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古书往往不题撰人，撰作的概念往往宽泛而难以掌握。所谓著者，可能是弟子把老师的观点著于竹帛，可能是后师在编辑教材，可能是某人整合了以往文献，也可能指某种跨越了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最终，历史上的吴起是否与《左传》的流传有关——十有八九没有关系——其实无关紧要。更关键的是，吴起或和他处境相近的人的观点与《左传》中的某些看法吻合。
据司马迁所言，吴起是一个多疑、残忍而精于计算的人。他机警，娴于道德辞令，亦善于用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卷65，页2165—2169）。
尽管我们无法证实姚鼐的假设，但我们也不难从《左传》中找到与吴起这样的人物有关的观点。譬如，《左传》巧妙圆融地游走于表与里、言与行的悖离之间，集中讨论执政者如何巩固国内权势和扩大版图，把权衡眼前的实效利害放到恪守不朽的原则之上。其实，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是一种循环论证：有关吴起的记录提示我们《左传》有这些视角，反过来说，知道《左传》有这些视角又促使我们在考索成书过程中寻找它与吴起这样的人物的联系。那些承认《左传》有这些视角的注家一般把这些观点看作“反面教材”，他们认为《左传》作者借此间接地表达其愤怒与失望。从另一层面看，《左传》中道德价值有疑的篇章（尤其是参照后来的标准）引发后世对它的批评。比如朱熹便发现《左传》“自有纵横意思”，其“功利之说”贻祸后世。他慨叹《左传》有“以成败论是非”的倾向，甚至认为“《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
我将尝试展示《左传》的实效道德体系如何与它实事求是的态度、刑名之学和用兵谋略密不可分。当然，与此同时，对德政的企求与对先王旧法的向往也是《左传》思想主线之一。《左传》有这种差异，有时甚至有观念互相矛盾的情况，是因为它在成书和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层累。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文献真伪在《左传》流传的关键时刻可能就不是问题，著书立说的英雄与编造伪书的小人亦根本无从谈起。清代学者刘逢禄认为《左传》掺杂刘歆篡改的内容，康有为出于自己的政治用心缘饰并发展了刘氏的学说，这些论点基本上已被否定。
然而，刘歆这位被痛诋极毁的造伪者不过是文化英雄左丘明一个反面的镜像而已。因为，无论是创作说还是造伪说，论者都假设了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有关键的成型或转型的时刻。不过，我们根本无法在《左传》的演化过程中捕捉到这些“时刻”。
同样地，《左传》何时“成书”，增补内容何时变成了“篡改造伪”，这些问题本来就很难定论。比如，《左传》中“书法”解经部分与《公羊》和《谷梁》二传的注释风格相似。这些内容可能在《左传》成书的后期才出现，但我们不应把它排除在《左传》之外。“书法”是众多解释《左传》的模式之一，它的权威建立在阐发圣人之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孔子编修《春秋》成为公论，以及《左传》传《春秋》的说法确立以后，“书法”才发展起来。如果我们设想《左传》包含不同“透明度”的解释文字，那么“书法”的内容可以代表一端，那些没有明确意义、意旨隐晦的轶事则代表了另一端。处于两者之间的可能就是交织于事件发展的那些回顾往事的评论，又或者是那些预言未来的判断和建议。不同程度的“透明度”，最终与各种阐释理念有关：由复原圣人言辞的意旨，到通过叙事发挥道德原则、讨论价值判断。这些内容统统都可以包括在《左传》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