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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解释差异？《左传》中纪年的差异说明它取材于不同的地域。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三正”说：夏历、殷历、周历分别用不同的月建作为岁首（《十三经注疏》6，1. 5b）。《左传》里，鲁国与齐国用的是周历，而晋国采用的则是夏历（《左传》，页9—11）。
地域的差异或许反映出不同的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例如上文提到的，各国表述君臣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
如果《左传》取材于各种“国史”，不同的“国史”就可能带来独特的叙事习惯，修辞风格亦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上文提到与楚国有关的谲谏例子，与源于楚地的辞赋之驰骋想象、顾盼生姿、吊诡跌宕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也许是意料中的事。）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不同文类的差异。两国的外交文书（包括书信、声明、朝聘辞令）必须遵守一定的格式要求。如果把这些外交辞令与同一事件的记录并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分别。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吕相绝秦书。吕相在书信里黑白分明地反复申述，晋始终守礼，而秦则背恩负德，屡屡侵犯邻国。吕相在信中列举了不少例子，这些事例虽也见于《左传》的其他地方，但叙事观点与角度却大相径庭。另外，公言与私言之间，似乎也有功能和形式上的区别。其中的一个例子（将在第五章详述）是昭公三年晋景公派晏婴“请继室于晋”，晋使叔向应对。叔向与晏婴之间公开通信，谨守仪礼，表现出对礼俗、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一丝不苟。但当他们私下对谈时，却哀叹齐、晋公室日衰，整个社会与政治架构已日渐瓦解。同时，围绕谏言、预言或占卜衍生的故事，也有一定的程序。当这些故事被纳入叙事框架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不协调的感觉。举例来说，《左传》记载了齐相晏婴几则著名的谏言。这些记载最终往往以齐国国君接受晏婴建议，从而改善齐国的施政作结。不难想见，进谏的故事大多会有这种圆满的结局。但与这些晏婴进谏、齐国大治的故事并存的，却是《左传》有关齐国衰微的宏观论述。两者终究予人格格不入之感。
我将在第一章触及《左传》取材自不同典籍的问题。从基本形式和文本问题来看，《左传》经过不断累积而成书，书中各个组成部分本质上都迥然不同。更关键的是，这个讨论暗示了观念上的差异。我们经常说《左传》富于说教和道德意味。但“说教”并不代表所“说”之“教”内容单一。叙事和言辞中包含不同的立场，引申出互相矛盾的教训。这些教训可能以注释传经、传授学生、游说谏诤等方式系统地阐发出来。注释的对象可能是与《春秋》类似的编年体记录。解释的目的，或更宽泛而言，详细展开《左传》中的故事和言论的功能，可能是要说服当权者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类政治主张既可以是广泛的政治原则，也可以是具体的政策建议。我们可以想象，传抄者、老师、政治顾问各持不同的见解，并进行政治劝谏。明确提出的主张，或隐或显的立场，都能在《左传》中找到。因此，《左传》可说是各种政治理念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舞台。而且，尽管编年的体例和注释的权威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但随着前人把史事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文本（不经意地）突出了事件的背景，也并置了不同的事件，这都提醒读者要注意《左传》中变动不居的视角。
《左传》一般都以因果推理作为言论的基本结构单位。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和阐释的概念，一旦与时序意识挂钩，便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在第二章里，我考察了因果关系、偶然与必然的问题。《左传》中的因果关系往往体现于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细小的、乍看无关宏旨的手势、行为、事件，最终可能有重大影响。各式各样微细的开端、典范的力量、积聚的概念、不可逆转的渐变，勾勒出天命与人力之间的分际。另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什么因素才能充分解释一件事情的发生？我特别挑选了音乐和女子为例，说明什么才算作“充分条件”。因为音乐和女子在《左传》中有很大的解释能力。音乐或许最能反映细微原因与重大结果的思维方式。音色上一点点的瑕疵可以瓦解整个系统的和谐。音乐变成道德、社会、政治和宇宙秩序的基础，同时也为这些秩序提供了指引。《左传》还记录了很多妖艳放浪的女子的故事。她们被视为逾越和失序的象征，她们诱发的情感往往会改变国家的命运。与音乐不同，《左传》并没有把女子或男女关系当成秩序的基础——只有到了《易·系辞》和《诗·毛诗序》才把男女关系提升到这种高度。透过回答音乐和女子如何及为何能解释难以理解的因果关系，我们将证明《左传》对享乐与欲求存有怀疑的态度。同时，我们也会借此检视《左传》对逾越的恐惧，对没有约束的担忧，并检视书中如何把极端的情感当作导致破坏和毁灭的力量。
《左传》对征兆的解读，确立了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这种无所不在的举动，也广泛应用到不同的情境。第三章将讨论人为与神秘征兆能否解读，并以这些征兆的解读方式着手开展讨论。透过解读卦象、谜语、梦境、鬼神的显灵、人鬼的相遇、天文星象、异象，或观察人物的服饰、言论、行为、态度、姿态、仪式上的举措中的细节，事件内外的先知预测未来，并回溯过去，为事件提供解释。古人试图系统地解释事情，这种期望却无损于他们充分意识到事情发生的随机性，以及系统解释方式的局限性。不同的解释方法，似乎是要回应各式各样的关怀。因此，熟悉音乐与《诗经》，并据此知人论世的诠释方法，是尊奉先法旧法者的专利。相反，《左传》把占卜视为一种更专门、更工巧的知识。我将集中处理占卜和释梦，把这些行为看成一种形塑叙事、控制过去、界定解读史事范围的模式。《左传》中随处可见对征兆与因果关系的关注，这代表反复出现的阐释其实是一种组织叙事的原则。
第四章将从征兆着手，点明征兆的应验与不验，客观解读与刻意操控征兆的意义，都同样具有划定叙事单位的功能，同样能质疑解读过去的可能（即使表面上持肯定态度），并继而重新划定因果关系与天人之际。我将以晋文公为主要案例，考察称霸的论述如何建立在操纵征兆的基础上，它又如何平衡以礼仪为中心的言论和以权力为重的思想两者的矛盾。相反，楚灵王覆灭的故事，可谓称霸论述的反面例子。这个故事将说明礼的征兆如何制约肆无忌惮的行为和过大的野心。由此延伸开来，隐晦和模棱两可的征兆以及对征兆的误读、误解和操纵，可能反映出古人对道德律令、历史的意义、神灵是否存在又是否公允，乃至社会政治和宇宙秩序的怀疑。
那么，我们是否可由此推断古人有一种解释的焦虑呢？我将在第五章以《左传》自觉地运用修辞和进行解释的时刻作为个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的个案能否告诉我们，解释的结构如何发展以至瓦解？文本中奸邪暴乱的故事，其“教训”有时难以把握。吊诡的是，典范人物和示范行为的缺席，也能够推动叙述的发展。社会秩序逐渐消失瓦解的记载，会不会挑战解读往事的范围？焦虑感是否因为古人试图把握历史进程而产生？或者说，焦虑感是否因为古人意图预言衰世而出现？古人对衰世的警悟既肯定又破坏了时间的秩序——也就是说，认为以往的模范既优越又并非不可模仿。当古人对过去互不兼容的看法同时进入外交的对峙场合，先王先世的权威就进一步遭到质疑。对于解释规则的思索，让我们进一步思量论断语的效用（尤其是“仲尼”和“君子”所提出的论断），也让我们探讨历史自觉的尺度。如果说文本里体现了历史的自觉意识，那么这种意识是在这255年衰乱之世中互相抗衡的各种思考、诠释和言说的交叉点上衍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