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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在中国湖北省的一个边远山区，发生了一场由钟人杰这位生员所领导的农民抗争。这场抗争烧毁了县城、杀死了县官。原因是用来支付送到北京的漕米的赋税所用货币——白银变得越来越出乎人们想象的昂贵，跟着钟人杰一起抗争的人们无法满足地方官的要求，于是起来抗争。当时的抗争者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引发了一名台湾学者从1982到2006年长达20余年的知识探索，思考发生这场银贵问题的世界背景是什么，以及与钟人杰同时代的学者官员们又如何来思考这个银贵问题。
在美国学界试图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来把握中国历史的学术氛围中，孔飞力教授曾在哈佛大学“清史资料”的课程中读过与钟人杰事件有关的文献。孔飞力教授的“近代中国”课程在阅读18世纪谷物价格的奏折档案时，提及中国传统学者官员对于政府介入经济事务的程度应有多深的态度问题。这本有关19世纪前期中国银贵危机的书，一开始是透过相关清史资料探讨这样的思想史课题，之后才研究思想背后的经济实况。
在思想方面，刘广京教授有关经世概念的深入了解，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有关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趣，都引领了此书作者搜集中国大陆经济学者所编的相关史料及学术论著。中国大陆经济学者关于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与作者的历史学背景有所不同。他们期望探讨中国传统学者在资本、利润以及价值等概念方面有何理论性的洞见，以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出贡献。但是，作者的研究兴趣是追寻形塑中国传统学者官员思想的背景。于是作者阅读了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傅斯年图书馆的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官员的个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以及中国大陆出版的史料集等。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马思葛（Richard Musgrave）教授讲述的那些隐藏在经济议论背后的社会理论，对作者解读这些史料大有思想启发。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关于十八九世纪今文经学的研究，使作者仔细思索这派人物和经世思想的关系。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份桐城派学者系谱上出现很多讨论银贵问题的学者的名字，加上日本江口久雄教授的扼要提醒，使作者进一步思索19世纪前期经学、文学与经济论述间的关联。
1988年之前，作者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从事一项“本土鸦片和晚清中国”课题的研究。在那之前，19世纪前期的银贵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作者的特别重视。在那之后，作者突然意识到长期由鸦片引起19世纪前期银贵问题的命题并不能被充分论证，因为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进口更多鸦片，但同时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通过阅读维拉（Pierre Vilar）的《世界史中的金与银》（Gold and Silver in World History）一书、哈佛总图书馆的英国议会文书、故宫博物院相关档案，以及在哈佛经济系图书馆中有关中国在东亚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的相关著作之后，作者渐从全球视野重新思考19世纪中国的银贵问题。在进一步探讨不断变化中的经济现象以及思想的关系时，作者再三思考其博士课程总考的三位老师——孔飞力、奥兹曼（Steve Ozment）、克雷（Albert Craig）分别就中国、欧洲、日本讨论从前近代到近代的整体历史变迁的观点。本书初稿以作者在中央研究院和哈佛多年的研究为基础，最后于1989年提交为由孔飞力和包弼德（Peter Bol）两位教授审阅的哈佛博士学位论文。
随后几年作者陆续参加国际会议、也受邀到日本担任客座教授，在一些期刊上也发表相关论文，加上个人请教，都对本研究的深化有所帮助。在最近10年不断修改银贵问题研究课题的同时，作者又研究“走向太平洋：台湾商人的海外商贸网络，1895—1945”方面的课题。本书所呈显白银流动数据的取得过程，可用以说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和作者其他课题的研究，都有助于这个研究的修改。1990年作者在厦门、鲁汶和北京遇到滨下武志教授。得益于滨下武志教授的建议，作者到香港大学搜集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所发现的伦敦海关报告在白银流动统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关1814—1856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白银数据比作者以前从哈佛总图书馆中找到的更加完整。不过，由于伦敦海关数据用英镑作为单位，一直到2004年，因为2002年在首尔的世界历史年会上认识的梅慈乐（Mark Metzler）教授强调它的完整性，作者才大量利用该数据。为了利用伦敦海关数据，作者查遍了换算比价。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宪群先生将换算比价提供给了作者。2000年作者受贵志俊彦教授邀请，访问岛根大学进行台湾商人海外商贸网络方面的演讲时，去山口大学找到了论证美洲白银流往中国和印度的关键材料。
我经常参与一些学术研讨会，也使本书稿一改再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史学会年会（鲁汶，1990;米兰，1994;赫尔新基，2006），世界和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北京，1990,2000），海关史研讨会（厦门，1990），海洋史学术讨论会（彭德却里，1991），文化、宗教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柏克莱，1992），东亚人口史研讨会（千叶，1993），东亚经济思想学术讨论会（北京，1993），亚洲开放论坛研讨会（松江，1998），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波士顿，1999），海洋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团的变迁，1750—1850学术讨论会（新加坡，1999），世界史研讨会（首尔，2002），日本海学会年会（札幌，2003），中国经济史研讨会（北京，2004），港口与腹地研讨会（上海，2004），金融机构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上海，2004），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学术讨论会（首尔，2004），市场与阶层之外研讨会（东京，2006）等会议。在早稻田大学（2000.9—2001.3）、京都大学（2003.8—2004.1）的客座访问，2004年5月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邀请，在刘广京讲座进行演讲，这也有助于本书的修改。本书稿部分内容在《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美国亚洲评论》（American Asian Review）等期刊及在鲁汶、彭德却里和新加坡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发表过，其出版资料详见书目。
参与学术研讨会、在期刊发表相关论文、个人咨询以及本书稿送审过程都带来台湾以外学者、机构的协助。在这方面特别感谢：阿风、松浦章、黑田明伸、张荣洋、陈来幸、陈诗启、邓海伦（Helen Dunstan）、佛林（Dennis O.Flynn）、冯筱才、吉拉得（Arturo Giraldez）、笼谷直人、神田さやこ（Sayako Kanda）、杉原薰、卡碧（Rebecca Karl）、堀和生、凯南（ Barry Keenan）、李中清（ James Lee）、雷那（Jane Leonard）、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岸本美绪、曼殊恩（ Susan Mann）、韩书瑞（ Susan Naquin）、苏咤（George B.Souza）、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佤特（John Watt）、叶世昌、叶坦、叶文心、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等学者，以及复旦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首尔大学图书馆。
作者到哈佛之前在台湾所受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训练，对本项研究甚为重要。作者在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班时的老师王业键教授，使作者熟悉他本人以及其业师全汉昇教授在中国货币史方面的贡献。另外台湾著名的货币史专家陈昭南教授建议作者阅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的著作。作者的第一本专著，即1976年在台湾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主要研究条约口岸的开放与清末台湾的社会经济变迁。当时在刘翠溶教授的启发下开始利用的海关数据对本书也极为重要。
特别感谢让作者担任研究员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那里的学术环境和设备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代史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国家图书馆的人文社会科学藏书，回答了作者很多研究问题。作者的同事陆宝千教授在桐城文派和今文经学派方面对作者教诲良多。同事沙培德（Peter Zarrow）、康豹（Paul Katz），对此书英文版的润稿帮助极大。潘光哲博士和穆斯基（Micah Muscolin）博士帮助初稿的校对。冈崎幸司博士帮忙校正了日文的罗马拼音，魏秀梅女士帮助增补了很多清代人物的生卒年。在台湾师范大学接近20年的任教过程使得作者与学生教学相长，一些学生的著作对本研究也有助益。
虽然从在台湾大学的学生时代起，作者就对西方的历史研究非常感到兴趣，但当台湾遭逢诸多外交困境时，作者并无意出国。是李国祁和张朋园两位教授的鼓励，以及教育部次长李模在激烈竞争中选择作者受领哈佛大学校友会奖学金（1980—1981）的资助，才使作者尔后培养起全球视野的历史观成为可能。
1981年7月至1983年12月和1988年2月至1989年1月间，作者两度受到哈佛燕京学社博士奖学金的资助。1987年2月至1988年1月间和1990至1992年间，中华民国国科会也给予作者研究补助。蒋经国基金会帮助最后完成此书。这些及来自中央研究院的奖助，也使这个研究获得助理王静霏、李道缉、费聿元、黄绣春在资料搜集和计算机处理方面的协助。
作者得以专心运用大量资料探讨大历史的结构与发展过程，有赖于家庭的无私支持，感谢作者的父母和家人。开始构思本书时，作者的女儿梁弘只有1岁，如今女儿已长大成人并能发表她对本书的看法。有很多该用来照顾女儿的时间和精力却大都花费在此书上面。作者的先生梁启源，是一位一直支持太太学术沉潜的丈夫。他并时常以经济学者的眼光对作者的研究提出建议。感谢作者在哈佛时的导师孔飞力教授在论文最后提交前的半年间，每个星期都指导作者的研究。此后从1990年开始，他经常用电子邮件对作者的论文提供指导。导师、先生和女儿三人，最直接领略此书写作过程中的辛酸与喜乐，愿以此书献给他们三位。
还有很多其他的协助，请允许作者在脚注中致谢。虽然此书仍有许多作者本人应负责任的缺失，但希望以上给予此书的诸多爱心将有助于理解：“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从盛清转向近代命运”这样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