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

林满红著《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与清史工程在中国大陆推出，也将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在台湾出版。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讲，该书是2006年年底作者在母校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的中文译本。该书的主题是围绕作为中国货币的白银而展开的，以白银为主线探讨了19世纪由银钱变化引起的中国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变化。由于学科的划分、研究领域的分割，以往的学术著作往往只限于经济、思想、文化不同领域的分类研究。而该书的作者则是通过白银这条线，将19世纪中国的经济、思想、文化串联起来综合分析和考察。此外，作者还为我们展现了由银钱比价变化而引起的19世纪中国经济、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及如何又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一幅立体图像。所以这本书的“银线”两字书名，言简意赅，用得巧妙。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商品交换与货币出现得很早。至清代，中国不是白银的生产国却使用白银作为货币，而且是一种银钱并用的体系。白银的价格受世界左右，银钱比价也受到民间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操控，银钱比价问题也因而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书作者从货币入手研究清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谓单刀直入，直击要害，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犀利文风，这也正是本书的第一个看点之所在。

本书的第二个看点是新资料的挖掘与整理，最突出地体现在作者对伦敦海关报告中关于白银流动统计数据的挖掘、整理和使用，从而使中国进口白银数量的数据更完整。白银问题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所使用的数据都没有本书的数据完整和处理得缜密。

本书的第三个看点是对白银流通本身和社会影响等多侧面、多视角的全面系统分析。作者从供给与需求、白银使用的各个层面情况的变化和不同地域范围白银流通的情况、不同白银供给来源等角度进行分析，这在以前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本书的第四个看点是作者通过对白银供求关系的分析，写出了中国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如何被卷入世界经济，进而使中国有机地被世界溶蚀。作者分别从国际贸易的线索分析了鸦片、白银在国际收支中扮演的角色；从银钱并用分析了货币体制造成的社会秩序紊乱、政府税收不足带来中国内部的社会动乱；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由经济现象引起的思想论争，评析了这一时期经世思想主要流派的观点以及与同期西方思想的比较。最后，作者将由经济问题引发的思想论争延展至世界观与制度层面的讨论，从外部、内部、内外融合的不同层面剖析了19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融多学科、多视角为一体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也是最考验学者功力的。从当前学术发展要求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讲，林满红教授是一位领先者。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作者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与孜孜以求的精神。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和英文版出版以后，作者一直坚持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各种学术交流的场合和机会中，广泛听取学术同行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进行修改调整。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也是本人和学术界同行们应该学习和坚持的。

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风，让经济史学的研究更多元化，从更多视角去观察和分析经济发展历史上出现的现象，从而寻找出更加完整和理性的答案。

读了上面的文字，读者不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会由我这个论年龄和资历都不如作者的人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我与作者的相识和相交谈起。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刚从台湾复印带回来的林满红教授编的《台湾所藏中华民国经济档案》，我从中复印了我感兴趣的部分。从朋友的描述中得知，林满红教授是一位学问很好的女强人，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与她相识的强烈愿望。2003年8月初，在日本鹿儿岛举行的“东亚资本主义形成史”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研讨会上，我终于得以与林满红教授相见。此后在参与“东亚资本主义形成史”的合作研究中，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史讨论会上、在上海财经大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上，频繁的学术交流使我们成为学术上和生活中的好朋友。我们有很多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我们也曾为某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寄给对方分享；同为女人、作为好姐妹，我们也曾在首尔、在上海一起逛街购物。2009年10月，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搜集王业键教授编辑的“清代粮价数据库”资料。 去年满红教授刚刚就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工作非常繁忙，我19日晚到达台北后，第二天即给满红教授发去电子邮件，以期在台期间能够见上一面，谁知当晚8点就接到她的电话，说马上来看我。见面后，我们自然要聊到最近的研究工作，得知她的大作《银线：19世纪的墨西哥与中国》即将在大陆出版，考虑到虽说都是使用汉语，但是大陆和台湾在语汇上还是有些差别，我提出由我看一遍书稿，这样可以借机先睹为快。隔了一天，满红教授趁她去“立法院”之前的时间将打印稿送到我的研究室。

读过书稿之后，我给满红教授发去电子邮件，就书稿中存在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斗胆提出修改书名的建议。收到我的电子邮件，满红教授打电话约我当晚共进晚餐。一见面她就说，改书名的建议非常好，经过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并且约我为书写序。论年龄，满红教授长我三岁；论学问，她出道比我早；看看她的出身，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双料博士。她进“中央研究院”的时候，我则因为“文革”影响才刚刚读大学，岂有我来为她的大作写序的道理。但是，一方面好友相托，恭敬不如从命，只好答应写一点儿读过这部著作的感想。另一方面，这本书英文版的写作和出版以后的修正过程正是我与作者接触和交流频繁的一段时光，这个中文译本与两年多前作者寄给我的英文版相比，又作了若干修正和补充。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这部著作中英文两个版本诞生过程的见证者，推介这本书的任务义不容辞。因此，写下这些文字，向好友林满红教授的大作《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中文版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作为大作的读后感，虽然难免有偏颇和肤浅之处，权当做给这部著作的读者们的一个导读吧。

王玉茹
2009年12月 fQoWItbBUNGj43hBLst1PLPMvtNbnGL/RRbDFiIURRiRpgya9RwVh+nZWnxvKf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