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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学者官员通常是用“国家”、“国”、“上”来表达“国家”的意涵。
“国家”或“上”的意涵不同于用“天下”或“下”所表达的社会。
“国家”自有其法定的权力和疆域范围。那些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统辖范围之外的区域曾被称为“国家化外之地”
。在上古东周时期，列国并存；宋、辽（907—1125）、金时期也有多个国家并存；这些前代的范例是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们，思考清王朝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参考依据。
尽管“主权”一词及其与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政府、领土、人民等要素如何关联的想法在当时的国家观念中尚未触及，但是无论放任派还是干预派此时都流露出一股民族主义思想。
两派都感叹政府因白银外流而丧失货币控制权。
成毅指出：“又银之产于中土者绝少，况闻近时煎银之业多在交南，又番舶银元市易闽粤，是皆以域外无用之物而耗中国日用之资……夫银之多寡有无，既专操之商贾豪滑，于国与民已属大病，而况并操之域外之黠侩也，则凡所以糜中国之民者更无烦他术矣。”
龚自珍也曾写道：“麟趾袅蹄式可寻，何须番舶献其琛？汉家平准书难续，且仿齐梁铸饼金。”又言：“近世行用番钱，以为携挟便也，不知中国自有饼金（见《南史褚彦回传》，又见唐韩偓诗）。”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三人皆一致主张用中国自铸的银元来取代外洋银元，这些主张显示出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
此前历朝历代所铸造的铜钱混杂流通，大宗商业交易及纳税则盛行采用外国银元结算，相比之下，龚自珍等人的上述主张显示出他们开始重视将货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
当时学者官员从民族主义动机出发，提出中国自己铸造银元的主张，并不含有大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成份。某些学者官员主张中国自己铸造的银元外观应当模仿标准的“圆形方孔”铜钱进行设计，并在一面用满文铸上铸局的名称，在另一面用汉文压印“道光通宝”或“咸丰宝货”
之类的文字。
还有一些学者官员建议无须在中国自铸银元的中央留一个“方孔”，只消模仿西藏银币或新疆铜钱的样式即可。这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各种先例作为依据：“《唐书》记载当时的尼泊尔钱币中央并无方孔。《三国志》记载当时的天竺钱中央也没有方孔。[唐书谓泥婆罗国钱不穿孔，三朝国史谓天竺钱实其中不穿贯，今西北之钱犹其遗制也]”
据此可以进行如下推理：既然西藏与新疆地区仿造外国样式铸造的货币已被认可作为天朝通行的货币自由流通，那么中央政府为了方便民生，就不该反对自铸银元。魏源鼓吹的那种“仿番制以抑番饼”是他极力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一种表达。
尽管两派学者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从他们对银贵钱贱危机这一顽症所开出的不同药方来看，他们对国家权力大小所持观点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