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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任派看来，中国19世纪前期发生的银贵钱贱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白银短缺造成的。白银外流问题在嘉庆一朝曾被数次提及。1820年，包世臣首次将白银外流问题同鸦片进口联系起来。
林则徐、魏源、许楣、冯桂芬等也提出与包世臣相似的观点。
某些干预派的成员也赞成从中国外部的因素出发来解释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例如王瑬就曾指出鸦片进口是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管同、梁章巨、吴嘉宾则笼统地将中国财源枯竭的原因归结为各类洋货充斥的结果。
另外一些干预派成员也从中国自身内部的因素出发来分析这场危机，比如他们认为国内白银的产量不足乃是引发银荒的缘由。
然而更多的干预派成员则从“人性自私自利”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肆意纵容滥用白银”着眼，认为这才是关键原因。
比如吴嘉宾就曾强调指出由于白银的单位价值很高，驱使了那些利欲熏心的自私者将大量白银囤积起来作为私财，认定这是引发银贵钱贱危机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大多数放任派的成员则一致认为由于白银（不分银两、银元）比铜钱更加便于携带和运输，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民众的青睐，若从道德层面对此加以评判则有失公允。
在放任派看来，民众喜爱银元乃是人情的自然流露，无须非难。
吴嘉宾认为，将白银短缺作为引发这场危机原因来加以责难“此犹饮水者，忧天旱水涸”
。若从这种观点出发，白银由于能满足人们的私心，只需凭借此种特质即可不断升值。
而放任派则认为，银贵钱贱危机根源于白银短缺带来的后果
；“假如这种枯竭之势不加以扭转，仅指望小修小补是不能保证罐子能装满美酒的”。“弊在漏卮，卮之漏而徒治其瓶，则固无救于酒之尽也”
这些相映成趣的比喻彰显出两派学者对这一危机所持的不同看法：一派认为这场危机就好像贪婪的酒鬼将一壶美酒吮吸殆尽，另一派则认为一个原本满盈的罐子被某种非人力所能驾驭的力量掏空了。
梁章巨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白银的使用，肆意挥霍的个人恶习也在蔓延。
就徐鼒（1810—1862）而言，由于奢侈的风气日渐流行，从海外流入的新奇洋货越来越成为民众搜求的对象，而农产品反倒被置于无足轻重之地。
这种消费习惯若任其蔓延，不仅会浪费掉大量自然资源，而且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导致各色人等不再恪守与其自身社会地位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从而引发混乱。
管同和沈垚（1798—1840）对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痛诋之声不绝于口。
与干预派发出的责难与嗟叹不同，放任派并不从道德层面评判这种现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林则徐得知一名缺乏经验的县令竟然不知道官职的高低是以其所能获得的“肥水”分等时，忍不住抚掌大笑。包世臣也认为那些负责监管矿山开采的官吏在背地里侵吞原本应上缴国库的资财，是势所难免的。
冯桂芬和龚自珍则将官僚机构的腐败归因于收入减少，与官吏自身的道德堕落关系不大。龚自珍指出：“得财则勤于服役，失财则怫然愠，此诚厮仆之所为，不可以概我士大夫。然而卒无以大异此者，殆势然也……夫士辞乡里，以科名通籍于朝，人情皆愿娱乐其亲，赡其家室；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嗷嗷然乎。当是时，犹有如贾谊所言‘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今久资尚书、侍郎，或无千金之产，其下可知也。”
他赞成孟子主张的爱有等差，也就是对至亲要给于最多的爱的观点，而反对墨子（公元前468—376）鼓吹的兼爱之说。在龚自珍看来，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在于人具有利己的本性，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自我和自己家庭的利益。他曾直接声称：“私利当位居公心之上。”
冯桂芬的观点与龚自珍如出一辙：“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
当许楣就纸币发行失控可能造成的滚雪球效应提出警告时，他对贪官污吏可能造成的后果倒不大重视。
这再次反映出许楣最关注的仍在制度安排层面，而不在于道德堕落这类个人操守。
这些学者对“人性”的不同体悟与他们对下列诸多事物的看法密切相关，包括：他们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安排，贸易在社会中应当发挥哪种功能，商人应扮演哪类角色，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行教育，教育的内容应涵盖哪些范围，以及应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历史变革。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作为奉行经世思想的学者，他们也有一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