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于1853年正式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之前，社会上围绕王瑬的著述展开的争论彰显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涵盖了“自我”、“社会”及“历史变革”等诸多概念。在两大对立阵营各自对银贵钱贱危机提出的应对方案当中，都充斥着对上述概念的诠释。在应对商业化、失业（流民）增加、腐败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一系列同银贵钱贱危机存在关联的社会问题时，上述两派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论。虽然某些经世学者所持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些转变，但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当中蕴含的社会理论一般都保持了连贯性。在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所著的《巨灵》（Leviathan）及洛克所著的《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等近古欧洲社会理论名著当中，“性说”都被作为一种立论的前提，并从“性说”这一命题出发层层推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组织论。相比之下，清代经世学者们所持的社会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然而他们在争辩当中所采用的比喻、根本论据以及对具体细节问题的阐释，无不体现出他们基本的思想范式。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常常只研究学者们关于“性说”和“社会关系”等的抽象理论，本书则侧重于从学者们就银贵钱贱危机产生的各种具体讨论来辨析其各自所持的社会理论。

注：王瑬的文集《壑舟园初稿》当中的这篇目录表现出经世学者对“人性”的探讨是何等重视，该书的木刻版原藏于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与王瑬同时代的经世学者吴嘉宾也认为“人性”乃是人生的根本。

资料来源：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18，吴嘉宾。

为方便起见，本书中的“干预派”一词专指那些倾向于谴责人性自私自利及鼓吹政府应实行更多干预政策的学者；而“放任派”一词则专指另外一类学者，他们认为人性自私乃天经地义之事，至少也不必因此而受到责难，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表6.1开列了两大对立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包世臣和魏源隶属于放任派阵营，吴嘉宾和王瑬则名列干预派旗下。

这一章将集中探讨两派各自的社会理论，特别是他们分别对“人性”的体悟，对政府这一概念的界定，以及在上天旨意、古圣先贤的规范乃至市场力量的影响下，政府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此外还涉及他们对商业、贸易、商人、消费行为所持的态度，和对处理私人财产奉行的基本信条。另一重要内容是剖析他们对时代巨变提出的对策，这些对策体现在他们对如何运用上古三代时期的众多隐喻来指导现实的变革，如果这种变革势所难免，那么应择取“渐变”还是“剧变”，以及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于技术进步和教育改革又应如何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