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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期中国的经世思想经常以对人性的体悟作为立论基础，这种情形在学者官员们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不同的学者对人性的体悟不同，他们对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分别持有不同的见解，对社会只存在绝对权威或有多元权力并存也各有主张。随着对经世思想日趋浓厚的学术兴趣，知识界的主流文体也发生改变，可以拿来改造社会的浅显易懂的文体渐趋流行。但在19世纪前期，经世风格的文体可以分成两种类别：一种强调拟古，重视文章的结构；另一种则主张创新，着重音韵。后一种类别的学者更倾向于追随今文经学派的治经方法，将孔子抬高到“素王”的尊位，以约束世俗的君王。
重视行文讲求创新的那一批学者，倾向认为市场发生危机时，其本身力量沛然莫之能御；而喜好拟古的那批学者则倾向主张政府出面干预。后一批学者衍然形成干预派，前一批学者则形成放任自由派。19世纪前期，当货币问题日益威胁到国家的安危之际，也正是强调多元力量的自由放任学派占上风的时期。后来到了50—80年代，持干预主张的学派一跃成为经济思想领域的主导，因为这一时期为了应对内战的严峻威胁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出面领导，恰好这一时期白银回流中国，政府手中也掌握了更多的商业税收，提供平息动乱的财政基础。但是19世纪后期经世思想的偏重实行干预政策，被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体现，这就曲解了传统的真相，因为实际上这种程度的干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