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19世纪前期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知识主要集中在宗教、地理和历史等方面，鲜少涉及经济问题。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只好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素材当中寻找类似的先例，或者从古代的经典著作当中探求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案。他们之间发生的诸多争议主要是围绕着各自的解决方案所依据的历史先例究竟有没有取得成效，或者是对类似于单穆公的“重币”概念等古代经典著作当中一些说法提出不同的阐释。

显而易见，19世纪前期学者的思想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不能用“六部”的思想架构或“八政”的思想架构，还是法儒两家来加以限定。学者们不仅可从特定时期的历史素材中自由择取所需要的内容，比如针对顾炎武对白银应当如何使用的看法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相关事件当中任意提取所需的依据，比如王瑬就从贾谊、刘备、辛弃疾以及诸多其他学者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当中获得启示。诚如孔飞力1977年夏天在台湾的一次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物品的大篮子，后代人可以从中择取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

一般认为《盐铁论》一文留给后世一套铁板钉钉的政治经济思想。虽然19世纪前期的货币争议涉及政府在货币发行中的角色，但无人提及《盐铁论》这篇名作。下面的两个例子同样偏离了《盐铁论》一文垂训后世的那种货币控制权必须由政府掌管的老观点。在王瑬看来，汉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在位）和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673—740）两人均支持私人铸币，以便缓解货币短缺的局面。 此外，魏源论及：从1133年以来，私营矿场与官营矿场是各居一半。

也有人指出中国传统学者倾向从货币供给数量的角度分析价格。 实际上，中国货币思想史最常被提到的由货币供给数量的角度分析价格理论的《管子》，并没有出现在19世纪前期的货币争论当中。 当然，白银外流的确对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白银使用的不断扩大，也被视为导致白银越来越贵的原因。

同17世纪英国发生的情况相仿，中国在19世纪前期也出现了货币短缺现象。从中国学者就此问题展开的争论，以及他们所引述的历史权威素材来看，恰好进一步显示中国具有反对君王利用货币控制权进行财政搜刮的鲜活传统；这一点同近古时期英国所承继的货币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同西方关于类似问题的争论相比，中国19世纪前期发生的这场涉及货币问题的经世思想论争，还反映出中国的传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的这场货币论争使放任派和干预派两种势力同时登场，与20世纪西方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19世纪前期中国的王瑬及其追随者以及20世纪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不需涉及民间反应，凭政府本身就可以设法解决货币问题。虽然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对于贸易收支的平衡问题非常关注，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同18世纪欧洲的“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相近，但是中国的学者官员从未将贵重金属视为唯一的财富；他们也很看重普通民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非如学者王宏斌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在思考货币的价值问题时，只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着眼来加以考察。 他们同时还很重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以及对其他商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王瑬就像后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非常关注经济发展这一因素对货币问题产生的影响，这就与18世纪欧洲“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以及20世纪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大异其趣。19世纪前期中国的放任派就像20世纪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政府推行某种经济政策所能收到的效果取决于政府与民众在相关问题上的互动，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不能不考虑到民众的反应。在中外这些参与货币争论的学者当中，许楣和哈耶克两人的观点出奇地相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由多家民营而相互竞争的银行并存的货币制度对社会最为有利。

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缺乏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推论，也没有设立20世纪学者所遭逢的中央银行体制的观念。在这方面，中国干预派的代表人物王瑬和西方自由经济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哈耶克，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上文提到的那些20世纪的学者大多数都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中国传统学者却非如此，他们虽然也热烈地谈论货币问题，但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医生或者经学宗师。尽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在思维领域并没有受到太多传统框架的约束，也没有获得多少可以激发灵感的西方思想，他们所提出的带有干预主义或者放任主义色彩的“药方”都有背后的思维模式，值得在下章进一步予以探究。 vkTXmE2Cs8i0mHuuiyfKM2bL/EE1fTjbs+XpsszwGIhhz/Q9nsNvQluZ5y039+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