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果我们将西方的经济思想，特别是那些阐释货币短缺问题及经济低迷问题的经济思想，同中国的思想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灵活多变的传统政治经济思想另外具有独到的特征。
洛克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直到洛克对君主滥用货币权提出异议之前，一直没有人从理论角度对此类问题展开批驳。
在17世纪晚期英国发生的硬币短缺危机当中，洛克坚决反对实行降低铸币含银量和控制信贷利率的政策。同样也是在洛克的推动下，英国开始实施延续了长达两到三个世纪的贵重金属货币政策。洛克坚持认为货币的面值不应高于原料贵重金属本身的价值，因为货币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完全在于自然赋予原料金属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洛克辩称，利息和硬币的价值都是自然形成的，绝非立法者和君主所能随意改变。
张嘉璈在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为何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时，曾指出中国具有通货膨胀的传统倾向。
但是我们从19世纪前期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论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驳斥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财政目的的说法。这里只需略举两例，一例是魏源对蔡京（1047—1126）的猛烈批判，后者曾任户部尚书，一度厉行王安石（1021—1086）变法期间实施过的通货膨胀政策
；另一例体现在对单穆公思想的各种不同阐释当中，有一种阐释强调其驳斥国家借着发行货币搜刮民财的主张。
使用贵重金属铸造货币当然也是一种限制国家利用货币控制权搜刮民财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采用贵重金属铸币的方案比较少见，而这恰恰是丁履恒、贺长龄、魏源和林则徐等人建议实施的货币政策。他们援引的例证仅有三个：汉武帝曾采用贵重金属铸币、金朝也曾用贵重金属铸币、西藏流通银币。当然，龚自珍曾提到南朝的齐（479—501）梁政权也曾铸造过饼形金属硬币；魏源也留意到周朝曾流通过金币；这些也可以被视为贵重金属货币在中国历史上流通过的例证。
19世纪前期的中国承继了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货币传统，从整体来看似乎仍以政府不插手干预这一特征较为突出，相比之下，近代早期的英国所承继的封建传统带有相对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尽管王瑬曾大声疾呼推行纸币政策，但从主张国家较少干预货币制度的建议相对居于上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
从洛克的时代到18世纪，“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bullionist）的论调支配着欧洲的货币政策；“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力主国家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以赚取尽可能多的贵重金属货币，因为他们认为仅有贵重金属货币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
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强调使用贵重金属铸币的理由，是要防止君王利用货币控制权进行财政剥削，而与“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的动机不同。在世界的两端，人们对财富的概念和货币的价值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
“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认定只有贵重金属才算财富，而中国社会则认为财富还包括开发自然资源所得到的产品。1844年一道上谕命令军机大臣解除开矿禁令，并允许平民自行开采。其基本理由为：“……是亦藏富于民之一道……亦不得抑勒从事。”
王瑬曾将金元两朝末年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归结于物资缺乏，这足以表明在他看来物资也是一种财富。
另外，这也反映出他已经认识到货物和货币都能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在如何看待出口贸易这一问题上意见也不统一。有些人主张禁止和取缔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吴嘉宾在写给林则徐的一封信中，建议将查禁对外贸易的权力加以扩展，不仅沿海地区海关应当严禁，内陆地区的管理机构也该如此。
相比之下，魏源则认为对外贸易可以给中国带来诸多好处，既可以借此来学习西洋的先进技术，还能增加国家的税收，也可使民众购买到有用的进口商品。
他进而指出，假如鸦片贸易能够彻底根除，中国将会出现贸易盈余并累积巨额财富。
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国的“自足与自强”
。英国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一致认为贵重金属是唯一的财富，贸易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相比之下，魏源只将对外贸易看成是获得财富的一条途径，而非唯一的途径。
与某些重商主义者奉行的损人利己型的贸易政策相比，魏源认为对外贸易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结盟，以共同牵制英国。
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的银贵钱贱危机在当时的人看来具有如下特征：货币短缺导致没有钱可用来购买商品，各类资源闲置，失业者大量涌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样也具有上述特征。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循环周期，既有货币面的原因，也有非货币面的原因，如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等。没有哪一种经济体能够依靠自我调节来实现均衡发展。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从货币政策面精心而且慎重地进行调整以刺激总体需求增长，能够起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然这一学派当中也有不少成员认为经济发展能够消弭或缓和经济中的难题。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针对经济衰退现象提出的应对方案如下：发行政府公债来支持公共基础设施，这样就会刺激原先因货币供应减少而萎缩的总体需求。后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总体而言，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实行干预政策。
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凯恩斯主义主导了西方的经济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间，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凯恩斯主义者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当中。在哈耶克看来，市场机制有其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非常繁冗复杂，不能指望就凭‘精心且慎重地调整以实现个人活动间的协调’之类的话语来进行解释”
。A时期的生产过剩可以被B时期的生产不足所抵消，这就是跨时段协调的典型例子，这种协调方式往往被用来调节经济繁荣期和低迷期的不同产能。但是采用总体经济政策对跨时段的短期经济不协调现象实施干预，只能造成一种经济表面繁荣的假象，随之而来的注定将是一次经济大崩盘。哈耶克不光反对政府强行干预经济发展的自然周期，而且不赞成将货币供应权收归国有。他质疑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为了公众的最大利益去调控货币供应。在他看来，发行货币的职能最好交由私营机构来承担。他同时也探讨了不同货币相互展开竞争的可能性。
哈耶克的追随者再三批判凯恩斯主义者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对策当中存在的缺陷，以及他们无视中央集权货币体制的弊端。他们指出20世纪的民众已经逐渐认可了政府在制订法律、维持军备、提倡道德、统一语言等诸多方面无所不在的权力，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当垄断货币发行权。实际上，这种现象乃是过去几个世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集权中央的货币体制的发展能够节省不同货币之间大笔的兑换费用，也有助于巩固政府的权威。但人类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面临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在金本位制度结束之后。当统一货币的目标实现之后，原先不同货币杂处时期币值特有的稳定性便消失了。更严重的是政府倾向于通过发行货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无疑等同于变相征税。尽管政府一再宣称货币的发行量仅限于满足公众的需要，但是政府最理想的货币发行量与民众实际需要的货币发行量间总是存有落差。
从上述观点出发，在使用贵重金属充当货币的时期，或者由多家相互竞争的银行发行纸币的时期，货币价值相对稳定。尽管也会有银行破产，但是自由竞争的体制能够保障最可靠的银行一定能够生存下来，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因银行破产遭受损失。但是今日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国内根本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人人都可能蒙受损失。用意良好的官员当然会多为民众谋福祉，但他们推行的措施不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付出意外的代价。
此外，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供应对于经济运作极端重要。他们认为民间经济有趋稳的特性，而政府货币政策失当往往会引发经济波动。政府的责任只要维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成长即可。在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自古以来经济发展必然趋于均衡。经济发展周期通常是货币供应短缺、油价上涨、技术变革等大的震撼所造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无力扭转这种震撼，因为私营部门都有自身的理性预期。新古典学派因此支持不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设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订政策时未涉及民间态度。但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当中，私营部门往往会和政府暗中较劲，双方都试图揣测对方的实际意图。这样一来，决策过程就有些类似一场比赛，民间的策略和看法能对政府政策的成效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发生银贵钱贱危机期间，学者们提出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走向了两种极端。一部分学者建议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活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少越好。许楣、许梿兄弟对王瑬的责难非常类似20世纪上演的哈耶克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批判。许楣和许梿兄弟对下列观点的看法也与哈耶克学派如出一辙：①由政府出面集中发行货币，常常使发纸币的发行量超出社会的实际需求量
；②相对于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而言贵重金属货币制度更能够保护民众的私人财产；③允许多家相互竞争的钱庄共存比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好；④市场本身能够克服倒闭破产带来的危机。
相比之下，王瑬和凯恩斯学派都赞同将民众的钱财从用来满足个人消费转移到投资领域。凯恩斯大力倡导民众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以便增加政府在电信业务、电力行业、土地排涝等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将吸纳大量人口就业。王瑬则建议政府发行纸币用来修筑堤防、开垦土地、赈济水灾和凶荒，此外还可收到减少腐败及附加税的功效：
又思近年来每遇水旱，小民转于沟壑，散于四方。其流离颠沛之状，哀号痛哭之声，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将何以赈之乎？州县办公之竭蹶，胥吏舞文之情伪，不加其俸厚其禄，何以舒其困止其奸乎？河工海塘之经费，何以无绌于度支乎？……又试思舍钞而别求理财之策，田赋可以加乎？关税可以增乎？开矿可以兴乎？捐例可以恃乎？行西北之水利可以不费工本乎？用东南之海运可以不为后虑乎？
王瑬和凯恩斯两人建议的建设公共工程这种策略具有掠夺民众财富的潜在风险，假如这些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或政府发行的货币日后不能用来购买有用的商品，那么这种潜在的风险就会变成现实。但是两人的建议都能缓解失业问题，也都没有干扰现有的产权制度。
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处于失业的状态，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威胁，意大利和德国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面对此情此景，凯恩斯力图从消费倾向与诱导投资两者进行调节，以便缓解当时的严峻局势。
在这类问题上，王瑬和凯恩斯都力主不触动现行建立在私人产权和广泛的自由交易基础上的产权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和王瑬分别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制度当中。王瑬的建议包含如下内容：对货币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化的统一管理，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量发行不完全可兑现的纸币，在小额交易当中可以并用政府发行的铜钱，纸币透过钱庄发放，也可在交税以及公共支出时使用。这些设计在20世纪的国家看来都属司空见惯，包括凯恩斯所面临的货币制度也不外如此。但在王瑬身处的时代，要想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就得对原有的货币制度进行极为激进的改变，因为在当时的货币制度当中，钱庄掌控着主要货币的流通。
王瑬的建议当中提及政府应当将货币的供应量控制在不超出社会需要的限度之内，而晚近的货币主义者同样也非常关注政府投入到市场上的货币数量，两者的观点颇为相似。马克思辩称，货币的发行量同货币的价值之间的联系绝非一成不变，不同种类的货币分别对应于不同联系方式。象征性货币（纸币及面额高于实际价值含量的贵重金属货币）的价值受其实际流通数量的影响。足额贵重金属货币（面额等同于实际价值含量的贵重金属货币）的价值虽然也受其实际流通数量的影响，但这类货币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能够调整其相对于市场需求量的供应量或实际价值。
由许楣指出市场机制最终一定能矫正当时的白银外流问题，后来的发展显示出他敏锐地把握住了足额贵重金属货币运行的内在机制。
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认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不需涉及民间反应，晚近的新古典学派则强调政府和民众间竞赛者的关系，而19世纪前期中国出现的经济论争倾向于承认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下列言论足以反映出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对民情的了解，他们很清楚民众对国家推行的货币政策抱有怎样的看法以及准备采取何种对策。
魏源：货币“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备，决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
许楣：“取民九倍、十九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九倍之利，必不可得。”
穆彰阿：“小民至愚而难欺，恐不得以此为不可使知而可使由也。……今日任事者不及于古，而作奸者更甚于前。若谓古人不能行而今人独能行之，实未敢信。”
卓秉恬：“行止之权操之自上，而贵贱之价定之自民，非民之能自定之，因时势之低昂以为低昂，而民并不能以自主也。……用伪之人不必即造伪之人……其假冒于民间者，又孰从而追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