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下所示，由19世纪前期清朝学者引以为据的历史素材足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传统的灵活发展。
某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束缚了学者官员的经济思维。例如晚清时期所编的“经世文编”是依照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六部顺序分类的，而没有参考《尚书·周官》当中八政的原则将“食”与“货”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就束缚了学者们的经济思想，使他们应对19世纪发生的史无前例危机的能力受到限制。
可是在经世文编有关银贵钱贱危机的讨论中，历史是灵活多元的参考素材，而非僵化死板的限制框架。在19世纪前期开始陆续印行的经世文集当中，尽管大多数谈及货币问题的文章都被收录到户部项目之下，但这些文章经常征引《周官》中的八政。例如丁履恒收入《皇朝经世文续编》户政部分的《钱币论》，即引“八政”的食货两项来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者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者，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吴嘉宾的《钱法议》也引述“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所谓货，即泉也”
。魏源则引用《周官》批判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对富户特别是富裕农户的盘剥行为。
魏源在大力提倡发行可兑现纸币这一制度时，也曾征引《周官》当中的“质剂”精神充当论据。
有趣的是，尽管学者们纷纷将“八政”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但他们对于如何解决现实的经济难题却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例如丁履恒建议采用金、银、铜三种贵重金属来铸币；而魏源只主张用银充当铸币原料；缪梓建议用铜铸钱；吴嘉宾则鼓吹发行大额的铜钱。
中国灵活多样经济思想传统也可以从对周朝（公元前1134—256）单穆公（生卒年代不详，原名单旗）这位历史权威人物货币观的不同阐释来进行分析。《国语》一书里对单穆公的言论有如下记载：“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
在19世纪前期，户部、梁章巨和丁履恒对这句话有着不同的解释。丁履恒将“轻币”解释为不值钱的货币，“重币”解释为比较值钱的货币，因此他建议采用贵重金属铸币。
梁章巨则将“重币”解释为面额较大但内在价值含量未必与之对应的货币。户部以单穆公反对铸造大钱为由拒绝了梁章巨所提出类似周景王（公元前544—520）曾提过的建议。
单穆公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位主张“母子相权”（即协调主币与辅币的发行额）的政治领袖。王瑬本人在《钱币刍言》一书中却以不同于单穆公的观点对这条原则加以发挥。他曾提到“母子相权”指的是：纸币和铜钱两种货币自由兑换的制度。如果铜钱的供应量充足有保障，就可以充当“母”，纸币用来充当“子”。王瑬另外认为，面额较大的纸币被广泛用于大宗商业交易活动，而面值较小的铜钱只用来进行小额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就成为“母”，铜钱就成为“子”。“相权”在第一种情况是“货币准备”的意思，在第二种情况是“相辅相成”的意思。
中国经世思想的灵活传统也可以从学者们自由择取法儒两家的言论来加以体现。中国经世思想的研究，常用截然的二分法来区分历史人物。法家人物多数被列入干预派行列，儒家人物则多持放任主义观点。然而从魏源的言论来看，他对法家思想兼采一种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一方面，他引述《管子》这本通常被视为法家著作的观点论证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使用黄金
，另一方面，他大肆诋毁王瑬，认为王瑬比古时恶名昭著的商鞅（公元前？—338）和李斯（公元前？—208）这两位法家弟子更加残忍恶毒。
尽管魏源将王瑬描述成比古代法家成员更强调干预措施的人，但王瑬本人是“好儒家言”。他曾就《论语》和《诗经》的相关篇章分别成书进行阐释。他还就“四书”当中涉及地理的内容有所著述。
在乡塾教授儒学的成毅认为，以谷物和布匹纳税符合《管子》一书倡导的重农思想。
包世臣开列过他精通的书籍目录，其中既有《诗经》、《礼记》、《孟子》、《荀子》等儒家著作，也有《韩非子》等法家著作。
因此，不太适合用法儒两家来区别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对于19世纪早期的学者而言，法儒两种学术内涵皆可作为知识的来源。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灵活多变从19世纪前期的学者，有关历史上各种货币政策利弊得失的对立观点也可看出。19世纪前期的学者倾向于宣扬那些同他们此时的主张相类似的观点在以前的朝代曾取得成功。以王瑬为例，他曾旁征博引纸币使用的漫长历史，以证明他所提方案的可行性。他回顾了中国历史上使用纸币的过程，一直追溯到郑玄（127—200）所记录周朝（公元前1134—256）曾采用布匹作为交易媒介这一先例。王瑬断言，假如能克服宋、金（1115—1234）、元、明四朝500年在使用纸币过程中发现的弊端，那么纸币制度一定会比明代中叶以来仅沿用了二三百年的白银货币制度更为可取。
王瑬还将明朝的覆灭归结为废除纸币制度的结果。由于采用白银充当货币导致政府财政拮据，增加百姓的税赋负担，民众的财富被掏空，下情上达的制度遭到阻隔，导致了李自成（1606—1645）为首的运动爆发。
相对地，许楣认为王瑬的主张类似明朝初年推行的纸币制度，而明初的纸币制度比此前所有实行过的纸币制度可兑现率差。宋金两朝的纸币最初开始发行时，只能算是一种可用来兑换铜钱的汇票
；但到了元朝，纸币就发展成为不能兑现的“孤钞”。许楣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乃是因为政府推行欺骗之道与民众愚昧无知所使然。
但元朝发行的纸币毕竟还以丝绸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可是到了明朝以后，政府发行纸币根本就没有以任何具体的实物作为准备，可见后者更具欺骗性。元在各“路”设立官库交换金银用以稳定钞币。
而明朝前期政府发行不可兑现纸币，并同时使用铜钱的政策，与王瑬的主张非常相似。
许楣认为使用白银充当货币具有很大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君王利用货币搜刮民财。他指出，从中国长期使用贵重金属充当货币的历史来看，白银充当货币的优越性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从周朝末年到汉朝，黄金的流通非常普遍。魏（220—265）晋（266—420）以降，黄金日渐稀少，但白银的流通开始扩大，可以弥补铜钱笨重不便的劣势。尽管白银使用直到明朝才渐增加，但在此前的很长时期里白银在货币制度中早就发挥着一定功能。顾炎武（1613—1682）曾指出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梁政权（503—549）就开始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许楣发现早在晋代就已经采用白银支付公共开支，在唐代，白银已被用来发拨军费；到了宋代，平民百姓已开始用白银来作交易货币。王瑬援引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言论为依据，提议废除以白银充当货币。许楣则反唇相讥，称顾炎武虽然反对使用白银交税，但顾同时认为白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无可厚非。
王瑬指出纸币的发行量应不低于30年政府开支的总额，他所引以为据的权威历史素材便是《礼记》卷12当中的原文。但这段原文提出应积储相当于国家9年消耗量的谷物备荒
，也可见历史经典引述的高度选择性。
魏源找到历史教训反驳王瑬提倡的通货膨胀政策：①汉武帝（公元前140—88）一度曾以白银和鹿皮作为货币，结果引发通货膨胀，民众避之唯恐不及；②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曾在局部地区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结果遭到民众的抵制；③对于水运比较便利的地区，如南宋统治区和19世纪前期的东南一带，社会并没有特别偏好较为方便的纸币。④金元两朝以丝织品和银箔加工而成纸币，同样无法避免不断贬值的现象；⑤明代在洪武（1368—1397）和永乐（1402—1424）两朝实行的税收政策大致失败，原因在于政府规定的比价大大低于百姓交税时市场通行的比价。
魏源引用的另外一条历史教训带有跨国色彩。1215年，金朝政府在发行纸币的同时，下令禁止继续使用铜钱进行交易。这样一来，那些家中囤积了巨额铜钱的富商大户叫苦连连，他们一方面苦于囤积的大笔钱财无处可用；另一方面又苦于政府发行纸币的市价频繁波动，最终他们被迫将囤积的大笔铜钱运往淮河以南地区出售，毫无疑问，这些铜钱将间接流入南宋统治区。魏源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假如政府采纳王瑬的建议发行纸币，废除金属货币的流通，那么国内所有的金属货币必将流往外洋。
从上述争论可以发现，学者们大多依据对历史素材的解析来论证某种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奉行不同思想路线的人当然持有不同的主张，他们都声称自己对历史素材的解析在确凿可信度方面远远优于对手，有时为了“争一时之胜”，他们不惜歪曲历史事实的真相，以达到压服对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