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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西方经济思想在当时鼎沸的货币危机争论当中发挥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确有一批中国学者官员对西方国家充满好奇。以李兆洛为例，他就曾对在广州见到的欧洲人深感兴趣，并以记录中国水手描述西洋国家的《海录》一书为底本，撰写了《海国纪闻》一书。
以上两书在19世纪40年代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官员了解西洋国家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两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描述西洋地理概貌。虽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郭实腊（Karl F.Gutzlaff,1803—1851）以及其他一些欧洲人出版了若干中文读物介绍西方思想，但以宗教、地理和历史相关的知识为主要内容。
当时只有一部探讨西洋经济和货币制度的著作——《贸易通志》，该书的主要内容被魏源摘录记入他的名著《海国图志》当中。
《贸易通志》是依照郭实腊所著的《商业志》（Treatise of Commerce）（1840年刊行）一书改编而成，而《商业志》又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cCulloch）1832年于伦敦出版的商业词典改编而成。
1841年，郭实腊改编而成的《商业志》一书经由林则徐转到魏源手里，但一直拖到1867年修订再版的《海国图志》当中，才将《商业志》的内容用中文刊载行世。
魏源曾提到“银票如中国之楮币，国王出之”，这显然是他晚年的言论，而且具体时间很可能在1853年清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之后。魏源对中西贸易的观察，可能会影响到他对贸易的看法，但在1850年以前，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观念几乎未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就连魏源这样的“西洋通”都很少接触欧洲经济思想，由此可见西洋经济原理对19世纪前期中国喧嚣一时的货币争议鲜少影响。
王瑬的个案显示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官员的知识背景大多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素材。他的重要主张有三项：发行纸币，禁止使用铜器皿，铸造大额铜钱；并坦然宣称这是对历代先辈学者所提对策加以融会贯通后得出的结论。他所提到的先辈学者包括：以首倡纸币说而著称的宋代学者张泳（947—1015）、辛弃疾（1140—1207）、陈子龙（1608—1647）、钱秉镫（1612—1693）等先后提倡发行纸币者、开列禁止使用铜器皿的七大好处而享誉一时的汉代学者贾谊（公元前200—168）、遵循刘巴的计策决定开铸面值100文大钱的蜀汉开国之君刘备、主张铸造面值5文铜钱的韩愈（768—824）。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人物来看，王瑬眼中的先辈学者囊括了汉、唐、宋、明的历代学者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