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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期具有经世思想的学者，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同质的流派。但是这个时代的货币论争揭示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意见光谱上，许氏兄弟强烈反对干预，王瑬建议通过发行纸币将货币权力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这是高度的干预主义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魏源的想法，建议使用新开矿产铸造银元。魏源与包世臣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可以兑现的纸币，包世臣另外又建议在地方上用铜钱替代白银。
书籍、信件、旅行、学者官员的个人关系、官方报告，都联系着这些不同的想法，并激发全国范围的讨论。有些建议甚至一再修正，试图舒缓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是在1853年之前，由于银贵钱贱危机以来政府自身的腐败而对政府失去信心，任何卷入政府干预的政策都没采用。用铜钱替代白银的想法也中止了，因为铜钱比银笨重，而且相对于白银，铜钱不断贬值，市场比价的波动使得政府难以跟随。1853年以前政府唯一采取的行动是停止或放慢许多官方铸局的铜钱铸造，政府不仅没有介入，反而更进一步让市场自行运作。直到1853年，当国库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些像王瑬的想法才成为政策。但是，正如许楣、包世臣、魏源所警告的，普通民众并不接受面值与实值不一致的纸币与大额铜钱。政府请求商人贡献白银来支持这些货币，但是商人自己也日趋贫困化而不可能拿出白银。正如怀疑王瑬的论者所预言，官员盗用了这些新发行的纸币，而一个信用体系所需要的信用是完全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