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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以前，因为银贵钱贱危机带来的官僚腐败与市场力量澎湃，所有发行纸币及（或）大额钱币的建议都被拒绝，当胡调元的建议被送到两江（江苏、安徽、江西）总督时，回复如下：
钞本古法，何不可行？今各省市肆钱票非钞而何？然能行于下而不能行于上者，非民之不信钞，而民之不信官也。亦非民之不信官，而官之不先自信也。
此外，军机大臣穆彰阿及其他人否决王植铸造大钱的建议时指出：“小民至愚而难欺，恐不得以此为不可使知而可使由也。……今日任事者不及于古，而作奸者更甚于前。若谓古人不能行而今人独能行之，实未敢信。”
发行面值远大于实值的钱币极可能刺激制造伪币，也成为内阁学士卓秉恬（1782—1855）不再进一步考虑发行纸币提议的原因。
曾主张发行大钱的塾师成毅最后承认“然事涉更张，法愈繁密，其事为难”。他甚而下结论说：“大抵讲求利市，宜以商人为师。”
在拒绝监察御史雷以諴铸造大额钱币的建议时，户部认为既然市场不接受官方铸造比实在价值低一半价值的钱币，那么以更小的价值所铸造的钱币也不可能被接受。
市场力量也证明包世臣用铜钱替代白银的想法不可行。
以钱代银还涉及要用市价或官价折换银两与铜钱的问题，如参与签署《南京条约》的黄恩彤（1801—1881）所指出的，政府无法控制市价，如果遵循官订的银钱比价，由于官订比价较市价为低，政府收入有所亏损，以铜钱搭放的兵饷将“未免暗有减削”。如果按照市价，因其“长落无常”，则政府岁入和岁出将极难计算：“出入两有窒碍。”此外，如此做“乃仍听命于银价之长落，以为银价之低昂，则利权在市而不在官。于立法本意，更觉刺缪。”
除了市场比价难以跟随，安徽巡抚王植也指出，以低于市价折收铜钱及运解铜钱的困难：“且银价每两约二千，以一千五百收纳计少四分之一，愚民乐于交钱，必惮于交银，串数日增混淆，尤易滑吏奸民弊端将不可穷诘，此收钱之难也。至如解钱领钱每银两计钱一千五百文重，一百八十两较银重百八十倍，即水运费省，所省已不能与此相当。如遇风涛，更虞疏失。陆运费重又不待言。”
相对于发行纸币或大额钱币及以铜钱替代白银的建议之全被拒绝，贵重金属铸币的建议则部分被执行。即使皇帝拒绝林则徐用银铸币，当林任江苏巡抚时仍然铸造了银元。如丁履恒一样，林则徐为钱庄尤其是当税收将要上缴时有关银价的盘剥感到气愤。
这或许是他铸造银币的背景。
但是因为所铸银元品质较差，这一努力并不持久。
政府最明显实行的政策是减少或停止铸造铜钱。在1824—1850年的大多数时间，除了云南、广东、四川，其他铸局均曾停止或减少铸钱（见表4.1）。从18世纪早中期政府强化铸局以来，19世纪前期的停铸或减铸现象极为突然。
表4.1 中国各省铜钱铸局之减铸或停铸（1822—1847）
无数的官方报告声称，停铸的原因是银贵钱贱，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成本。该成本通常以白银支付，此时该成本已经高于铸造出来的铜钱所能兑换的白银数量。
例如，1842年福建铸局每生产1,000文铜钱，从云南与湖北运来的铜、铅或锌就需花费2.64两白银，而当时的1两白银可兑换1,590文铜钱。
1843年来自湖北的报告指出，如果铸造铜钱按照官方的比价1,000文钱对1两银，将无人购买铜钱。然而，如果他们按照市价卖出，则每生产1,000文铜钱，铸局将损失0.33两白银。
依定额铸造铜钱，全省将损失2.84万两的白银。无利可得也是私铸减少的原因。
士兵减少对铜钱的需求，更是铜钱停铸或减铸的关键。1822年当山西巡抚首次建议中止铸币时，他曾指出“核计市价以银易钱之数，每两少得钱二百余文，穷苦兵丁未免局枯”
。停止铸造铜钱的类似建议遍及全国。
不过，由于户部的陈请，皇帝经常命令重新开始铸币，以致铜钱体系不会彻底崩溃。
但各省继续报告：重开铸局将导致士兵贫困及其他困难。
清朝政府于1853年开始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与大额钱币，是以上政府抽退趋势的急速转变，而这一新的政策前后大约延续10年。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财政困难（见图4.3）导致类似王瑬的想法被采用了。
曾经提议发行可兑现纸币的户部官员王茂荫被撤职；一些亲王们介入并施行纸币以及大额钱币政策。但是，大额钱币继续贬值，纸币越来越缺乏支持。结局是这一政策没有走出京城，在1860—1861年间彻底失败。
图4.3 咸丰皇帝与枯竭的国库
说明：这份取自《大清历朝实录》的咸丰3年（1853）6月的谕令有两部分。第二部分指出，来自田赋、盐税、关税、捐输的296.3万两正式收入，已被用在军费上，或者预留作为抗击太平天国运动之用，国库中仅存略多于22.7万两的白银。谕令的第一部分命令日行500里的快马，去通知各省官员分担皇帝关于国库枯竭的焦虑。这些省份被期望施行已经在北京某种程度上实践过的纸币制度。商人应该建立钱庄，以户部发行的纸币兑换铜钱。更多的铜将被用于铸造更多铜钱及大额的铜钱以支持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