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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象济（1825—1878）
、彭翊（生卒不详）
、周悦让（生卒不详）
攻击类似王瑬的纸币提议，或是批评其具有财政剥削的本质，或是批评其浪费发行纸币的费用。
在所有官员中，江苏一位候补道台胡调元大约在1849—1853年
，户部侍郎王茂荫（1798—1865）则在1850年
，提出较王瑬温和的纸币提议。而前户部侍郎、现任都察使花沙纳，在1852年曾经提出一项激进程度与王瑬相近的议案。这些提议在细节方面有些不同。
胡调元是第一位提议发行以白银而非同王瑬所提议以铜钱作为纸币面额单位的学者官员。而对所建议仅仅1两的面额，他相信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胡认为在当时白银短缺的时期，应该发行替代白银使用的纸币。
像胡调元一样，王茂荫与花沙纳也提议以白银为面额的纸币。
王茂荫提议面值10、50两。
花沙纳建议仿照布政使署小锭、中锭、元宝之分5、10、50两的面值。
所有这些面值都小于王瑬提议的高达1,000贯（依照官定银钱比价，等于1,000两）的纸币面值。
关于所要发行的纸币数量，王茂荫强调一个原则，纸币发行的数量越多，纸币就越不值钱。最初发行10万两，一两年后每年发行的数量将要倍增，直到最大达到1千万两纸币。这一数量等于中央政府每年田赋定额的三分之一，远远少于包世臣与王瑬的建议（分别是每年田赋的2倍或支出的30倍）。比较王茂荫的逐步发行到1千万两
，花沙纳则建议在几年的一个时段内流通1亿两纸币。
胡调元认为纸币应该可以兑现。
王茂荫建议用帝国财政收入的4两支持1两纸币，作为建立纸币信用的手段。
花沙纳反对纸币可兑换成白银：“至钞行，则钞即可为工本矣。”
不像王瑬用纸币替代白银的所有货币用途的建议，这三位倡议者建议使用以银作为准备的纸币去补充白银。
不过，如王瑬一样，王茂荫建议，支付给钱庄少量的佣金，让每个店铺负责在纸币上加盖该店的印章，通过它们将纸币发行给大众。北京将首先使用纸币，吸纳所发行的10%的纸币，其它的90%分发给各省会的钱庄。
胡调元、王茂荫、花沙纳的建议都比王瑬温和。在王瑬与包世臣的对话中，包认为发行纸币不过是“救弊之善术”，而王视之为“理财之大经”
。对王茂荫来说，就跟包世臣一样，使用纸币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权宜之计，而非管理国家财富的长久大策。胡调元的观点是使用纸币作为另一种货币工具，去对付散布各处的流民与不负责任的管理。
花沙纳的观点最接近王瑬，他也视纸币为财政工具。对花沙纳而言，纸币能够将民众的财富，尤其是钱庄的财富，转为政府的财富。
不同于王茂荫每笔交易给予钱庄少量佣金的建议，花沙纳倡议惩罚那些不接受纸币铜钱兑换的钱庄。
王瑬建议发行面额大于一文的大额铜钱，这项建议比他关于纸币的建议获得更广泛的讨论。来自官员与学者的反对者，例如胡调元
、王茂荫
、冯桂芬
的理由是：虽然被政府发现的非法纸币将毫无价值，但非法铸造的铜钱仍然可以熔铸为铜，而这一事实将会鼓励更多的伪币。
支持王瑬提议的人在细节的执行上与他有所不同。1838年获得进士资格，后来担任湖南地方学政的成毅，大约在1850年提出铸造一种面值大于其价值的大额铜钱。
丁履恒
、吴嘉宾
、孙鼎臣（1819—1859）
支持面值等于实值的大额铜钱。吴嘉宾、孙鼎臣预想大额铜钱可以部分替代白银，丁履恒认为纸币只是辅助白银之用。意即这些学者都不支持王瑬废除白银的建议。
在官员中，梁章巨（1775—1849）最早支持发行大额铜钱。梁是1826—1832年江苏的布政使，1841年为江苏巡抚。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梁已经阅读了王瑬的书，但两人的建议非常相似。
支持大额铜钱的其他官员提出一些修正建议。他们包括了御史雷以諴在1842年、御史张修育在1843年、安徽巡抚王植在1846年、御史江鸿升在1848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在1852年，都提出了发行大额铜钱的建议。
现存的一文铜钱重1钱2分，每个标准铜钱内含6.48分铜、5.52分锌与铅。因此，100文铜钱含有648两的铜。雷以諴建议使用1两铜铸造一枚面值100文的铜钱。
张修育建议采用新疆穆斯林的例子，铸造重仅1钱5分、面值10文的铜钱。
王植建议新铜钱从3文至50文，以5种面额呈现，并且铜的含量少于现存铜钱。
江的建议与所有这些大额铜钱建议的不同，在于江希望大额铜钱的面值等于其实在价值。江也反对禁用铜器，因为这对民众很不方便。大额铜钱的铜来自每个铸局已经确立的铜配额。尽管大额铜钱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它们可以弥补白银供给的不足，强化国家的货币主权。
王庆云接受了江的大部分建议，但是不同意他在所有公共支出中用大额铜钱代替白银。
包世臣的观点也激起了很多反响。
除了质疑王瑬的论点，包世臣也极支持在公共支出、省内财政上，以铜钱代替银币。包建议在比其他省有着更多水路联系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六省，征收、运送赋税尽可能地采用铜钱。他也建议用铜钱代替白银支付地方费用。正式的地方支出包括祭祀、文武官员的薪金、兵饷、衙役的膳食费。非正式的支出包括私人幕僚的薪金、捐献、规费、漕运管理费。
以白银为收入者，在日常使用中必须兑换为铜钱。政府用铜钱购买白银，以及随后接受者卖出白银，使得钱庄得获两重利润。按照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以铜钱支付将不会减少他们的实际收入。包计算出采用这一改变，将节省近1,000万两白银，有利于降低银价。但是，这一替代方案仅能实施于局部地方。需要长距离运输的项目，例如各省上缴户部的税项，资助甘肃、贵州的协饷
，仍然需用白银拨送。1844年江西总督吴文镕（1792—1854）、1845年御史刘良驹、1840与1846年私塾教师成毅、1846年朱嶟（1792—1862）、大约1849年王庆云、1849年前夕缪梓、1850年曾国藩、1852年冯桂芬等人，都提出类似包世臣的建议。
缪梓建议在一般交易时，用铜钱替代白银，但其他人建议仅仅税项用铜钱替代。冯桂芬赞成所有的税项都替代，但吴文镕、刘良驹、曾国藩等人建议在税项或者政府支出中只是部分替代。吴文镕还建议省级以下的地方行政单位，采用铜钱支出。新铸造的铜钱将用于支付官方津贴而不是兵饷。刘良驹建议只以铜钱征收盐税、国内关税与捐输，田赋征收则部分采用铜钱，至于支付黄河管理费、地方政府的费用，都使用铜钱。曾国藩认为支付京师八旗与各省绿营的兵饷使用铜钱，但驻防八旗将领则继续支付白银。此外，不需要协济其他省的省份，将用铜钱征收所有的税，并支付所有的支出。
缪梓与刘良驹觉得银钱比价，可以设定在户部建议的1:1,500。成毅建议根据最初官方的1:1,000的银钱比价，将白银转化成铜钱支付税收。王庆云相信采用市场的银钱比价将不会对士兵造成伤害或损失。如同包世臣、王庆云一样，冯桂芬、吴文镕建议遵从市场比价。曾国藩则建议银钱比价改为1:2,000，并由户部每年调整一次。
在铜钱替代白银上，大多数学者官员建议铸造更多的铜钱；仅仅朱嶟希望全部停止铸造。为了解决铜钱的重量问题，包世臣、缪梓、冯桂芬建议以纸币或者山西票号的汇票替代长距离交易中的铜钱。王庆云建议士兵直接由军营所在州县的地方官员，而不是由布政使发放兵饷。
尽管在与王瑬的论战中，许楣倡议使用贵重金属作为货币，但却是魏源在1831—1837年间建议使用贵重金属铸币。使用贵重金属铸币也是其他一些官员学者的建议。例如丁履恒在1818年左右、林则徐、陶澍在1833年、贺长龄在1838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都提出类似的看法。1846年郑祖琛（1787—1851）也曾建议铸造金币。
丁履恒甚至建议政府铸造金元、银元，以及大小面额的铜钱，他认为铸造贵重金属铸币，将阻止商人为市场设定银钱比价。
1833年江苏巡抚林则徐提到，一些商人相信抵制外国银元的唯一办法，是官方造币厂铸造银元，而非铸造铜钱。费用将比铸造铜钱少10倍。新的银元将优先用于支付士兵，并将因此流通于广大民间。于此将使用市场的比价。
如同魏源与林则徐，龚自珍也建议铸造银元替代外国银币。
来自江苏阳湖的学者周腾虎，1854年建议铸造与西方同一纯度、重量的银币。
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使用黄铜、锌、铅所铸造的铜钱是粗糙、低等的，不能被视为国家的财富。相反地，白铜具有良好的品质与高贵的等级。尽管迄今为止白铜仅用于娱乐与装饰，在白银缺乏的时候可以用来替代白银。
1846年福建巡抚郑祖琛建议，拥有黄金的民众可以在钱庄熔化为大小正方形的金片，与白银一起使用。1两黄金将等值于16两白银。在郑的眼中，铜钱笨重不利于使用，而黄金珍贵更适合于补充白银之不足。
金片能被用于支付税项与兵饷。
为了获得铸造钱币的贵重金属，丁履恒、贺长龄建议以高价格向民众那里购买，并禁止手工艺者使用白铜制作器物，或官员、士兵、民众私用白铜。
龚自珍也建议将贵重金属集中由政府管控
，相反地，魏源与林则徐则倡议私商开发新矿。
对于郑祖琛来说，除了私商所拥有的黄金饰品，另一种黄金的来源是已经在开采的民营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