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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的中国并没有像在1930年代一样，有凯恩斯或哈耶克可以为经济论争提供指引。尽管19世纪前期货币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18世纪中国明显增加拉美白银的使用，但是19世纪的早期标示出这是中国最后一次只凭着传统思想去处理难以捉摸的货币问题。
包括低层与高层学者官员间，出现类似凯恩斯与哈耶克间对于货币短缺时期合适的国家职责的激烈争论。虽然还没有关于中央银行的思考，一群思想者建议国家掌握发行货币的权力，以便获得类似“凯恩斯主义者式”的成效：即增加公共支出以减少失业。除了关闭一些国家铸局、银矿开采民营化、放任若干地方政府铸造银元之外，政府选择维持现状，这实际上是接近哈耶克的经济理想：即让私人银行竞争并提供不会贬值的贵重金属货币，也让市场自行调节。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1853—1861年采用的膨胀性货币政策，就像放任主义者预言的那样失败了。
在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以前的英格兰，并没有反对政府利用货币进行财政搜括的知性讨论。然而，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却援引了无数的中国历史前例来防止这项行动。即使极端的通胀议案的修正案，例如发行更小面值的纸币，或者允许地方的财税收取较不昂贵的铜钱，都没被采用，理由是纸币将被伪造、银钱比价又如此难以追随。相对于过去大家认为中国有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传统，我们发现，事实上中国拥有比洛克所继承的英国传统更多防止通膨的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