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Mote）所道：在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密切关联超过任何其他传统社会。
在银贵钱贱危机时期，我们看到多半在城市中使用的白银、与多半在乡村中使用的铜钱，是相互连结的。例如，尽管城市官员与商人拥有白银，但他们的白银是以住在乡村的平民所支付铜钱再在钱庄兑换来的。这些交换受制于城市钱庄商人设定的银钱比价，在19世纪前期该比价受到白银外流的影响。因此，是整个国际市场而非单单清帝国把持了中国城乡网络的枢纽。岸本美绪认为连接国际市场的白银部门，是一个较不稳定的市场；而很大程度上供给国内的铜钱市场，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市场。
这或许只能用在乾隆早中期时代（1736—1775），当时在中国的货币体系中白银还没有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但是19世纪前期的银贵钱贱危机明显地表明，白银的价格波动会传递到铜钱部门。铜钱收入者受制于由白银所影响的银钱比价，是这一传输过程的关键环节。
无论银价的增长关系到铜钱收入者，还是货币供给的减少，都增加了政府与纳税人、佃农与业主、雇主与工人、商人与手工业者间的摩擦。无论是边陲省份还是核心省份的边陲地区，都无法逃避这一危机。在同样需要支付税收与购买必需品的情况下，边陲地区事实上比核心地区遭受更多的困难，因为边陲地区更难获得白银。当社会的货币短缺时，诉诸于腐败以维持个人收入的风气威胁了现存的价值。官员与士兵实际收入减少，政府对财政赤字更加的无能为力，使得国家的权威受到可怕的威胁。随着白银外流、银价对铜钱的价格高涨，从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流民、腐败、贫穷、暴乱都一步步恶化。
这些问题预示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即将发生，此运动在三年之内几乎颠覆了清王朝。但是白银回流中国，提供了新的也是更多的商业税收，在曾国藩成功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其他的帮助下，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尽管学者们仍在争论17世纪世界白银供给与1644年明王朝灭亡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从乾隆晚期转而深度依赖拉美白银，19世纪前期货币危机的恶化，及最后19世纪中期的危机结束，都显示了此时中国与世界白银供给的密切关联。